诺奖得主提出“工人阶级自由主义”

2026年8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出版新书 What Happened to Liberal Democracy? Remaking a Politics of Shared Prosperity（《自由民主怎么了？重塑共享繁荣的政治》）。作为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阿西莫格鲁长期研究制度、技术变迁、经济增长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并因有关制度如何形成及影响国家繁荣的研究获得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代表作包括与詹姆斯·罗宾逊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狭窄的走廊》，以及与西蒙·约翰逊合著的《权力与进步》。这本新书延续了他此前的研究主线，只是把西方社会的问题进一步推进到当下：当经济制度和技术进步不再为多数人带来收益时，自由民主还能否维持其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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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龙·阿西莫格鲁

阿西莫格鲁并不否认民粹主义领袖、虚假信息和社交媒体对民主制度的破坏，但在他看来，这些更多是危机的表现或加速器。自由民主面临的主要威胁并不完全来自外部，而是来自自身未能兑现承诺。

阿西莫格鲁所说的“自由民主”不只是选举、法治和个人权利，还必须兑现三项相互关联的承诺：共享繁荣、民主自治和对知识的自由追求。共享繁荣意味着普通人能够从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中受益，通过体面的工作获得收入与尊严；民主自治意味着公民不只是定期投票，还能参与影响自身生活的公共决策；对知识的自由追求则要求保障言论、研究和开放讨论，使社会能够通过争论与纠错形成知识。

这三项承诺曾经得到20世纪工业社会的支持。稳定就业为劳动者提供了收入和身份，工会、社区组织与政党则赋予他们参与政治和争取利益的能力。生产率增长、工资提高和民主参与由此相互支撑，自由民主也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去工业化、产业转移、自动化和数字技术的发展逐渐削弱了这一基础。稳定的中等技能岗位减少，工会和地方共同体衰落，经济机会越来越按照教育程度分化。与此同时，自由派政党的社会重心逐渐从工人及其组织转向受过大学教育的专业阶层，政治也更多依靠专家治理、个人流动和事后再分配，而较少关注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工作尊严和实际参与。

阿西莫格鲁认为，自由主义由此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层面与劳动者日益疏离。普通人不仅承受工资停滞、就业不稳定和社区衰败，也越来越难以影响公共决策，并感到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受到精英轻视。民粹主义正是在这种失落感中获得了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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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龙·阿西莫格鲁著《自由民主怎么了？重塑共享繁荣的政治》

针对这种危机，阿西莫格鲁提出了全书最重要的概念“工人阶级自由主义”（working-class liberalism）。这里的“工人阶级”并不只指传统产业工人，而是泛指主要依靠劳动收入、缺少资本和制度权力的人群。“自由主义”也不意味着为了迎合多数人而放弃少数群体权利。它仍然坚持法治、个人自由、权力制衡和表达自由，只是要求这些原则重新与经济安全、公共服务和社会自治结合起来。

工人阶级自由主义首先要求经济制度重新具备创造优质工作的能力。政府不能只在经济增长之后通过税收和福利进行再分配，还应当影响增长和技术创新本身的方向。职业教育、劳动者培训、公共服务、工会和劳资协商制度，都应当被用来增强普通人的生产能力与谈判地位。在阿西莫格鲁看来，技术进步并不是按照某种自然规律沿着唯一道路发展，而是由企业激励、税收制度、公共投资和社会价值共同塑造的选择。

这也解释了人工智能为何在书中占据重要位置。阿西莫格鲁反对将AI的发展目标简单设定为替代人类。他主张发展“亲劳动者AI”，让人工智能为教师、护士、技术人员和普通办公室职员提供信息与决策支持，帮助他们承担更多任务，而不是将他们的工作拆解、监控并最终自动化。AI问题因而也是民主问题：由谁决定技术的发展方向，谁获得生产率提高带来的收益，又由谁承担转型成本？如果技术决策始终掌握在少数企业和资本所有者手中，那么AI即使提高了经济效率，也可能进一步削弱自由民主的社会基础。

与此同时，工人阶级自由主义还希望恢复社区与地方自治。阿西莫格鲁主张扩大公民大会等参与机制，让人们围绕公共服务、社区发展和地方规则进行讨论。其目标不是消除价值差异，而是在差异之上重建共同利益。人们可以在宗教、家庭观念和生活方式上持有不同意见，却仍然可能共同要求体面的工作、可靠的学校、有效的医疗以及不受政府和企业专断权力支配的生活。

这本书最有说服力之处，是把西方的民主危机重新放回生产、就业和社会组织结构中讨论。与其简单把民粹主义归因于选民无知、文化偏见或者网络操纵，阿西莫格鲁提醒读者：当一个制度不能提供有尊严的工作、有效的公共服务和真实的参与感时，人们对它失去信任并不令人意外。自由民主不能只在观念层面证明自己优越，还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兑现承诺。

不过，这套解释也留下了若干值得追问的问题。首先，书中对战后工业社会的描述带有一定的怀旧色彩。那个时代确实出现过工资增长、工会壮大和中产阶级扩张，但繁荣并未平等惠及不同种族、性别和移民群体。自由派后来转向反歧视、性别平等和少数群体权利，不能简单归结为放弃阶级政治。真正的问题或许不是身份政治取代了经济政治，而是自由派未能把二者结合起来。

其次，“受过大学教育的精英”是一个过于宽泛的类别。教师、记者、工程师、公共雇员、企业高管和科技资本所有者可能都拥有大学学历，但其收入、权力和经济利益相差极大。如果把自由民主的危机主要归因于高学历群体，可能会模糊真正掌握资本、平台和政策资源的行动者，也可能将结构性的权力集中简化成文化品味与价值观的冲突。

工人阶级本身也不是一个价值观一致的政治主体。Matthew Lucky发表于芝加哥大学斯蒂格勒中心网站ProMarket的书评指出，不同地区、行业、种族和宗教背景的劳动者，对移民、性别、福利和国家认同可能存在根本分歧。公民讨论能够改善信息、增进相互理解，却未必能够解决涉及权利边界的冲突。他在书评中明确质疑：当身份政治争议触及自由主义不能退让的“红线”时，阿西莫格鲁强调的协商机制实际上无法化解冲突。

更现实的问题是，推动这些改革的政治联盟从何而来。已经衰落的工会、分散的平台劳动者以及内部分化严重的专业阶层，如何联合起来约束科技巨头、改革税收制度并改变AI的发展方向？正如马丁·沃尔夫在《金融时报》的书评中所质疑的，恢复20世纪中叶自由主义政治的力量，能否在那个工业时代本身已经消逝之后重新出现？尽管如此，《自由民主怎么了？》仍提出了一个无法轻易绕过的判断：自由民主不可能只依靠程序和价值宣言维持自身。它需要一个能够从中获得实际利益、拥有组织能力并相信自己受到尊重的社会多数。

阿西莫格鲁提出“工人阶级自由主义”的意义在于重新界定了检验民主政治的标准：自由民主能否让技术进步服务于人，能否把经济增长转化为共享繁荣，又能否让普通人不仅在法律上拥有权利，而且在现实中拥有影响共同生活的能力。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民主的敌人便不只站在制度之外，它也产生于自由民主未能兑现的承诺之中。

多莉·帕顿逝世：当乡村音乐巨星成为“美国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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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莉·帕顿

美国乡村音乐传奇人物多莉·帕顿（Dolly Parton）于8月25日在纳什维尔去世，享年80岁。在六十余年的演艺生涯中，多莉·帕顿以高亢独特的颤音、动人的歌曲创作、标志性的金色假发和闪耀的水钻服装闻名于世，也是极少有的能够跨越世代、地域和政治立场的美国文化偶像。帕顿出生于田纳西州一个有12个孩子的家庭。她10岁开始学习吉他并登上当地电视节目，13岁时首次登台献唱。1964年，在她高中毕业后，帕顿带着自己创作的歌曲前往纳什维尔，逐渐在乡村音乐界崭露头角。20世纪60年代末，她与歌手波特·瓦格纳合作，凭借电视节目和唱片迅速积累知名度。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她已经成长为纳什维尔最重要的女歌手之一。帕顿为人熟知的作品包括“I Will Always Love You”，该作品于1992年被惠特妮·休斯顿重新演绎，随着电影《保镖》成为全球流行歌曲。帕顿一生创作数百首歌曲，唱片全球销量超过1亿张，获得55次格莱美提名、10次获奖，是格莱美历史上获提名次数第三多的女性。

尽管被视作乡村音乐巨星，但多莉·帕顿并未将自己的音乐追求局限于乡村音乐。20世纪70年代末，她主动向流行音乐转型，并凭“Here You Come Again”获得首座格莱美奖。1980年起，她还多次主演电影，成功跻身好莱坞影星行列。与此同时，帕顿也不忘将自己的个人魅力转化为商业与社会影响力。她发起的“想象图书馆”（Imagination Library）计划，向儿童免费捐赠大量图书；此外，她还在田纳西州东部建立主题公园，使其成为阿巴拉契亚地区的重要经济支柱。

作为流行文化巨星，多莉·帕顿的文化意义自然远不止于音乐上的成就及其所带来的商业价值。在聚光灯下，帕顿带给观众的几乎永远都是夸张的假发、夺目的紧身服、水钻装饰以及自嘲式的幽默，而这一切为她带来极其独特的明星魅力。在一个长期由男性主导的娱乐行业中，帕顿坚持掌握自己的歌曲、版权和事业。她很少公开表达政治立场，却因此赢得了不同年龄、阶层和政治立场人群的喜爱。正如她本人所说，她“不谈政治”，因为自己的歌迷里，民主党粉丝和共和党粉丝几乎一样多。可以说，多莉·帕顿所代表的是一种融合乡村文化、女性自主、商业智慧、幽默感与慈善精神的美国大众文化形象。

在多莉·帕顿去世之后，不少专家在接受美国福斯新闻采访时都表示，在她的一生中，帕顿不仅改变了乡村音乐中女性的形象，也帮助拓展了整个社会对于女性的想象空间。几乎从她的生涯初期开始，多莉·帕顿就在挑战社会规范，打破女性在乡村音乐领域所面对的种种壁垒，并最终重新定义了一个女性乡村音乐明星应有的模样。临床心理学家、作家及流行文化评论家特蕾西·金（Tracy King）博士表示，帕顿延续了帕茜·克莱恩（Patsy Cline）和洛雷塔·林恩（Loretta Lynn）等先驱女性的道路，后者此前已经挑战了传统期待，证明女性的生活经验理应成为乡村音乐的一部分。不过，当时女性能够占据的位置仍然非常有限，通常只能被框定为某种特定角色，例如体面的女士、任劳任怨的妻子、妩媚的女子，或者某个更“强大”的男性的左膀右臂。但多莉·帕顿的出现改写了这一叙事模式。她可以同时成为魅力十足的明星、严肃的创作者、雄心勃勃的商业决策者、自己作品的掌控者，以及自身公众形象的经营者，并且不需要为此抛弃自己的女性气质、口音或成长背景。这也为其他女性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你可以情感开放，却不会因此被视为软弱；你可以拥有商业野心，却不必因此显得男性化；你可以成为公众瞩目的人物，同时不必放弃对自己人生故事的掌控。

在《伦敦书评》的一则评论中，帕顿的多样性和可能性更是被反复提及。作者妮拉·奥尔（Niela Orr）表示，多莉·帕顿会在同一句话中同时赞扬人权和《圣经》，并明确表示她尊重性少数群体。她认为帕顿不断变化的形象，无论是审美还是思想，都表明她似乎在追寻着什么，而且并不羞于让人知晓。但反过来，帕顿的表态显得似乎没有既定的目标，没有固定的政治立场，也没有任何指导原则，每个人都值得拥有尊严和尊重。奥尔更表示，帕顿的音乐和表演很多时候显示出了超前的先锋意识，比如，今天纽约市长佐兰·马姆达尼对阶级和身份意识的宣扬，事实上早在1980年由帕顿和简·方达等人主演的《朝九晚五》中就已经表露无遗，而帕顿为影片演唱的主题曲更是清楚地揭示了帕顿本人对于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独立女性的自觉。

在一般读者的眼中，长期为《纽约时报杂志》供稿的奥尔，在政治立场上显然与福斯新闻相去甚远，但即使如此，上述援引的两则评论和报道都纷纷对多莉·帕顿的女性意识表达赞许。这或许也是为什么不少报道都将帕顿视为最能够弥合当下这个已经分裂了的美国的解方。例如，CNN的一则评论几乎没有花费太多的笔墨去论证帕顿的立场是如何多元且包容，而只是把她做过的事、说过的话重新排布了一遍：她的风格被性少数群体所接受，并在变装表演中广受欢迎；她主演了一部女权主义喜剧，成为女权主义者的偶像，但她并不用“女权主义者”这个词来形容自己，而是更喜欢“商业女性”这个称谓；她会主动谈及自己虔诚的信仰，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家乡田纳西州的一个适合全家游玩的主题公园……也因此，乡村音乐迷、流行音乐迷、共和党人、民主党人、总统、宗教领袖和变装皇后们都真诚地悼念了她的离世，甚至现任总统特朗普都下令全国下半旗向这位传奇致哀，哪怕其所作所为和帕顿的不少主张都堪称南辕北辙。

如果说当下美国依然深陷在一场文化战争及其带来的分裂之中的话，那么多莉·帕顿则是罕见的能从中幸免于难的人。或者就像BBC的报道标题所说的，多莉·帕顿就是能让“大多数美国人达成共识”。但在当下的政治气候之中，帕顿的存在依然显得如此珍贵且难得，以至于在这个共识的肉身逝去之后，她的精神如何被继承似乎也不再被列入任何一方的议事日程，反而被各方用以攫取作为发声表态的养料。

因此，也无怪乎《洛杉矶时报》在一则评论中哀叹，接下来成名的巨星们几乎没有人能像多莉·帕顿这样在中立、多元和开放的表态之中一路走红了。评论认为，帕顿并非圣人，她选取的中立路线无疑也充满各式各样的挑战，但确实让她得以回避一些棘手的问题。如果当下的文化战争状态继续僵持，那么“下一个”多莉·帕顿恐怕不会有三十年的时间来积累人气，因为公众早就会迫不及待地要求她在某个关键议题上选边站队。而这个表态的机会有且仅有一次，无论如何都会让她失去半数民众的支持。要想解决这种不宽容的文化，华盛顿似乎是指望不上的，反而应期待那些扎根基层、不卷入政治纷争的基层网络，并且也需要民众建立起应该有的宽容心态，不再把公众人物的沉默解读为他们是否有所隐瞒乃至非我族类。

杨小舟，庄沐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