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砸在铁皮屋顶上，响声跟擂鼓一样。
我蹲在门槛上补蓑衣，养了六年的黄狗突然疯了似的狂吠起来。
门被推开一条缝，灌进来一股子冷风，裹着土腥味。
门口站着个人，浑身浇得透湿，雨水顺着衣角淌，脸色白得像纸，一双眼睛却烧着火。
是祁同伟。
我有快十年没见过他了，可他化成灰我也认得。
他往前迈了两步，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塞进我手里，嗓音嘶哑：“舅，这封信，替我交到沙书记手上。”
顿了顿，他扯出一个笑，比哭还难看。
“当年矿难的底子一揭，半个汉东的人都得进去。”
话音未落，村口传来汽车引擎声。两道光柱刺破雨幕，直直射了过来。
他猛推了我一把，转身钻进暴雨里，再没回头。
01
我站在屋檐底下，手里攥着那个油纸包，半天没缓过劲来。
那包东西不沉，可我的手一直在抖。
雨点顺着瓦檐滴在脚跟前，溅起来湿了裤腿，我也没挪步。
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他刚才那句话，什么矿难，什么半个汉东的人，什么沙书记。
沙书记是谁，我大概知道。
汉东省的一把手，电视里见过，穿白衬衫，说话挺和气。
可我跟人家八竿子打不着，祁同伟让我替他送信，这不是要我老命吗？
黄狗还在叫，一声比一声急。
我回过神来，快步进了屋，把门闩插上。
手忙脚乱地把油纸包塞进米缸底，又觉得不妥当，捞出来换个地方。
在被褥底下压了压，还是觉得不稳妥，最后掀开床板底下的青砖，刨了个坑塞进去，重新铺好砖，又踩了两脚。
做完这一切，我才觉得心口那口气稍微松了一点。
坐在床沿上，我摸出旱烟袋，想抽一口压压惊。手抖得打不着火柴，连划了三根才点着。烟气吸进肺里，呛得我咳嗽起来，眼眶发酸。
我那苦命的姐姐沈秀兰，就祁同伟这么一个儿子。
姐夫沈大川死在矿难那天，同伟才刚考上大学。
姐姐一个人把他拉扯大，白天教书，晚上纳鞋底换钱，落下一身病，不到五十岁就走了。
同伟这些年，从村口那个爬树掏鸟窝的野小子，一步步当上省公安厅厅长，十里八乡谁不说他出息。
可咋说出事就出事？
外头的雨越下越大，风把窗户纸吹得簌簌响。
我灭了烟，吹了灯，摸黑躺下，可哪睡得着？
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一会儿是祁同伟小时候光着脚丫跟在我身后喊“舅舅舅舅”的样子，一会儿是他刚才那张惨白的脸，一会又是雨夜里那两道车灯。
那车究竟是冲谁来的？
是同伟的仇家，还是追他的警察？
我一骨碌坐起来，又下床把那个油纸包挖出来，借着窗外的闪电光，层层打开。
油纸包了三层，里面是封信，还有一本泛黄的笔记本。笔记本的封皮已经磨得看不清字了，边角卷起来，像是被翻过无数遍。
我打开第一页，看见两行字。
第一行，是我姐的笔迹。她写得不好看，一笔一划很用力。
“大川之死，必有真相。”
第二行，是祁同伟的字，潦草得几乎认不出来。
“舅，对不起。我替他们捂了二十年盖子，现在我要掀了它。”
我拿着那本笔记本，愣愣地坐在黑暗里，手指头抚过那两行字，像是能摸到姐姐和同伟的温度。
窗外一道闪电劈过，照亮了满屋子的老家具，也照亮了我脸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流下来的泪。
02
天还没亮，我就被黄狗的叫声惊醒了。
透过窗户纸的破洞往外瞅，村口老槐树底下，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一辆黑色轿车。锃光瓦亮的车身上溅满了泥点子，一看就是连夜开过来的。
我心跳猛地快了几拍，把油纸包从青砖底下挖出来，揣进怀里，又觉得不对，放下了。
想了一圈，最后把它塞进灶膛下面的草灰堆里，用灰埋严实了，才装模作样地生火烧水。
上午九点多，村支书领着两个人，敲开了我家的门。
为首那人四十来岁，穿一件深灰色夹克，皮鞋擦得亮，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
村支书介绍说他姓许，是省里下来的领导，专门来慰问当年矿难的老矿工的。
那人握住我的手，使劲晃了晃：“沈师傅，身体还好吧？组织上一直惦记着你们这些老同志啊。”
我赔着笑，点头哈腰地请他们屋里坐，心里却在打鼓。省里的领导好端端的，跑到我这个穷山沟里来干什么？还专门挑这大下雨天？
姓许的坐下来，看我屋里破破烂烂的，叹了口气，说：“沈师傅这条件确实艰苦。当年矿难，你家人也受了影响吧？”
我低着头，闷声应了句：“嗯。”
他话锋一转：“沈师傅，听说昨天晚上，你家里来了个客人？”
我端着碗的手一顿，水差点洒出来。我强压住心跳，装出一副糊涂样：“客人？没有啊。昨晚雨大，我一个人早早就睡了。”
姓许的盯着我看了几秒，目光淡淡的，脸上那笑却没变：“哦？那可能是村里人看错了。沈师傅知道吧，省公安厅的祁厅长，昨天下午在孤鹰岭那边出了事。”
我手里的碗这回是真没端住，“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溅了一裤腿水。
姓许的站起身，拍了拍我的肩膀，语气温和得不像话：“祁厅长是您外甥，按说我跟您也算沾点亲。沈师傅是明白人，有些陈年旧账，翻出来对谁都没好处。”
他顿了一下，又补了一句：“您说是不是？”
我没有说话，低着头，看着地上那滩水。
姓许的走了。
我在门槛上坐了很久，然后走到灶膛前，扒开草灰，把那个油纸包捞出来。
灰还烫手，油纸上沾了一层灰，我把灰拍干净，把那封信攥在手心里。
我进屋，翻出一盒火柴。抽出一根，擦亮了。
火苗蹿上来，黄澄澄的，映在我脸上。
我看着那封信，看了很久。
然后我吹灭了火柴。
姐，我心想。你活着的时候我没能替你讨回公道，如今同伟豁出命来办这件事，我要是连封信都不敢送，我还是个人吗？
我把信重新包好，塞进怀里最贴身的地方。
那天下午，我坐在门口的石墩上，黄狗趴在我脚边。
我想起小时候的事，想起同伟考上大学那天，姐姐站在村口，眼泪汪汪地跟他说：“儿啊，以后不管走到哪一步，你爹都在井下看着你呢。”
那时候我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现在我好像懂了一点。
03
第三天傍晚，天色将黑未黑，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走进了村子。
他没有走村口的大路，是从后山那条放羊的土路绕过来的，脚上沾满黄泥，像走了很远的路。他在我家门口站定，敲了敲门。
我开门时，他先开口：“沈国兴师傅？”
我上下打量他：黝黑的脸，花白的鬓角，手上有厚茧，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一副庄稼人的模样。
可他那双眼睛很亮，像是干惯了大事情的人。
他压低了声音：“我是省纪委监委的，叫吕凯。沙书记派我来接您。祁同伟同志那封信，还在您手上吧？”
我心头一紧，没有立刻回答。这两天村里村外总有人影晃动，那辆黑色轿车虽然在第二天中午开走了，但我总觉得背后有双眼睛在盯着我。
“你说你是纪委的，我怎么信你？”我盯着他，尽量让自己声音不发颤。
他不慌不忙地从怀里掏出个证件，递过来。我没接，只扫了一眼：上面有钢印，有照片，看着像是真的。但我不识几个字，也不懂那证件的门道。
他似乎也想到这一点，收回证件，说了句：“沈师傅，祁厅长临走前，有没有跟您提过他娘的事？”
我愣了一下。
祁同伟小时候，村里人都知道他不爱提他娘。
因为一提他娘就会哭。
他娘是活活累死的，也是活活冤死的。
当年矿难之后，我姐一个人走遍了县里市里省里，递了无数份材料，全部石沉大海。
最后她病倒在省城街头，是一个好心的环卫工人把她送进的医院。
住院第三天，人就没了。
吕凯见我的表情松动了几分，接着说：“沈师傅，祁厅长在孤鹰岭出事之前，给沙书记留了一份材料。材料里提到了您。他说那封信，是他娘用命换来的东西。”
我的鼻子一酸，眼眶热了。
“信还在。”我说。
04
吕凯不是一个人来的，他还有一辆车，停在十里外的半山腰上。他说怕引人注意，没敢开进村。
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趁天黑出发。他让我别带行李，别让邻居看见，就当出门遛个弯。
我不放心，把信从草灰里取出来，想了想，又把我姐当年留下的那张黑白照片也一起揣进怀里。
照片上我姐穿着件碎花衬衫，扎着两个辫子，站在矿区的煤矸石堆前，笑得很轻。
我锁了门，把钥匙埋在门口花盆底下。黄狗呜呜地叫，我蹲下摸了摸它的头：“看家。别乱叫。”
它像是听懂了，趴下来，脑袋搁在前爪上。
吕凯带着我从后山的羊肠小道往外走，翻过两座山头才看到他的车。
那是一辆旧得不成样子的面包车，灰扑扑的，车漆掉了好几块。
上了车，他发动引擎，头也不回地说：“沈师傅，咱丑话说在前头。这一路上，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您要是害怕，现在还来得及回去。”
“回不去了。”我愣了一瞬，说。
车灯亮起来，发动机突突地响着，面包车颠簸着驶上土路。
半夜时分，我们到了青石县城。
吕凯没有直接上高速，反而开着车绕了一条又一条小巷，最后停在一栋老居民楼底下。
他熄了火，在黑暗里坐了半分钟，才说：“有点不对劲。”
“什么不对劲？”我的心又提了起来。
“县城东边的高速入口堵了。还有两辆外地牌照的车在收费站附近停着，半天没动。”他看了我一眼，“恐怕已经有人闻到味儿了。”
我们掉转车头，往另一个方向开。
半路上，他忽然把方向盘一打，拐进一个废弃的煤场。
煤场里码着一摞摞黑乎乎的煤堆，在夜色里跟小山包似的。
他从驾驶座底下摸出一件半旧的军大衣，扔给我：“披上，沾点煤灰，看着跟装卸工一样。”
然后他掏出一部老式手机，拨了个号码，简短说了几句什么。
挂了电话，他说：“我让人来帮忙。”我忍不住问了一句：“你到底图什么？”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很淡：“我爹也是矿工。年轻时候，在小南沟煤矿干了八年。”
那个“也”字扎在我心口，半天没缓过气来。
05
天快亮的时候，一辆运煤的挂车开进了煤场。
吕凯跟司机说了几句什么，然后冲我招了招手。
我爬上驾驶室，吕凯跟司机挤在一起。
司机是个五十来岁的黑脸汉子，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问，叼着烟，发动了车。
挂车上了省道，一路往西北方向开。
我坐在脏兮兮的副驾驶座位上，怀里紧紧夹着那个油纸包。
车颠得厉害，半个屁股发麻，我也不敢动弹。
那封信跟块烧红的铁似的，贴着肉，烫得慌，可我又舍不得挪开。
车开到半路，在一个临时检查站被拦了下来。两个穿着制服的年轻人绕着车走了一圈，打着手电筒照了照车厢里的煤堆，问司机：“拉的什么？”
“煤。往省城电厂送的。”司机咧着烟熏黄的牙，笑呵呵的，递过去一瓶水和一包烟，“兄弟辛苦了。”
那年轻人接过去，手电筒往驾驶室里晃了一下，照在我脸上。我眯着眼，尽量让自己看着像个打瞌睡的老工人。他看了两秒钟，摆摆手：“走吧。”
挂车重新发动，我靠着座椅背，感觉后背的汗已经透了三层衣裳。
到了省城，吕凯没让我去省委。
他带我七拐八拐，钻进一条老巷子里的茶馆。
二楼雅间坐着一个年轻女人，短发，穿着普通的牛仔外套，桌上放着一台老式录音机，像是个采访用的家伙。
吕凯叫她“黄记者”，介绍说是省电视台的。
她看我一眼，点了点头，没多说话，只说了句：“后面没有尾巴。沙书记那边我已经沟通过了，下午三点，老地方。”
喝了一碗热茶，吃了个烧饼，我从怀里掏出油纸包，放在桌上，又收了回去。
下午三点，一辆不起眼的桑塔纳停在茶馆后门。
车窗摇下来，露出一张脸，头发花白，国字脸，双眉浓重。
跟我以前在电视上见过的一样，但比电视上瘦，眼窝深陷，目光透着深深的疲惫。
“沈国兴同志？”他的声音不高，但很沉稳。
我站在车门外，手伸进怀里，握住了那个油纸包。
吕凯朝我点了点头。
我把它递给车门里伸出来的那只手。那只手骨节分明，指甲剪得很短，接过油纸包时微微顿了一下。
沙瑞金什么也没说。
第二天一早，招待所的门被敲响了。
来的是吕凯。他的脸色不大好，进门第一句话是：“沈师傅，出事了。”
06
出的事情很严重。
沈小军，我儿子，在南方打工的那个，被拘留了。
吕凯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端着搪瓷缸子喝水。手一松，缸子掉在地上，滚烫的水泼了一脚面，我竟然没觉得烫。
“为什么？”我问。声音干得发哑。
“他工厂所在市局的经侦支队接了一个举报，说小军涉嫌参与一个洗钱团伙。那边今天上午把人带走了。”吕凯顿了一下，语气压低了些，“举报人，是汉东省公安厅转过去的函。”
我心里“咯噔”一下，明白了。
这是梁建国的手段。信已经到了沙瑞金手上，他们动不了信，就动我儿子。他们想逼我把信要回来，逼我自首，说那封信是祁同伟胁迫我做的伪证。
我在床边坐了很久，久到吕凯以为我出了什么毛病。
“小军是个好孩子。”我说，“他从小到大，没偷过人家一根针。”
吕凯坐在我对面，声音低沉：“我明白。沈师傅，我已经联系了省纪委的同志，他们正在跟当地公安协调。小军不会有事，但需要一点时间。”
我点了点头，没说话。
可我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那件事。
那年小军才八岁，他妈病了，家里没钱治。
我去矿上求领导预支下个月的工钱，人家不肯。
我蹲在矿区大门口，蹲了两个小时，脚麻了也站不起来。
后来是同伟托人捎了三百块钱来，才带孩子去县医院看了病，可到底晚了，他妈的病拖成了绝症，人还是没留住。
小军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了。他走那天跟我说：“爸，我挣了钱，就给你盖新房子。”
他走了十二年，房子没盖，可每个月都往家里寄钱，三百、五百，从来没断过。
这些钱我一分没动，全存着，想着等他娶媳妇的时候再拿出来当彩礼。
现在他被人抓了，关在千里之外的看守所里，罪名是莫须有的。
我坐在招待所的床上，双手抱着脑袋，半天没抬头。
“沈师傅？”吕凯叫了一声。
我没有应他。
过了一会儿，我抬起头，说：“我要见沙书记。”
那天傍晚，吕凯带着我，又一次从那道侧门进了省委大院。
沙瑞金还是在那间办公室见的我。
他给我倒了一杯茶，然后坐下来，看着我：“沈国兴同志，你儿子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你放心，这事我来处理。”
“我不是来催您的。”我张了张嘴，声音干涩，“我就是想问问，那封信……”
沙瑞金沉默了片刻。
“信我看完了。”他说，“祁同伟同志在里面提到了一件事，他说他曾经在梁建国面前跪下来过。那是在你姐姐去世后的第四年，他在省检察院实习，梁建国找他去谈话。梁建国给他看了几份材料，如果他敢追查矿难，就把你姐姐当年上访的档案公开，上面有她按的手印，还有一些……”
他停下来，没有说下去。
可我已经明白了。
我姐按过手印的材料，能是什么好材料？
无非是写着“本人自愿接受安抚，承诺不再上访”之类的字，签了名、按了手印，白纸黑字，想赖都赖不掉。
梁建国用那几张纸，逼着祁同伟跪下去了。
然后祁同伟就跪了整整二十年。
07
省委常委会召开的那天上午，我还待在招待所里。吕凯让我哪儿也别去，可我听着走廊里的动静，总觉得出了什么事情。
整个上午，招待所的电话响了好几次，每次都被服务员挡了回去。
到了中午，黄雨欣来了，给我带了份饭菜，还有一条消息：常委会上，梁建国先下手，跑到省纪委那边递了几份材料，说了一通“个别领导越权干预司法”的话。
我夹着菜的手停在半空。
黄雨欣坐在对面，语气淡淡的：“不过梁建国这次算是撞到枪口上了。沙书记等的就是他先动手。”
下午三点多，吕凯回来了，脸上看不出喜怒。他说：“散会了。”
“怎么样了？”我问。
“梁建国被当场宣布免职，接受组织审查。”吕凯说，顿了一下，“沙书记在会上放了录音，又念了那封信。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
我心里那块石头落下来，砸在地上，带着闷响。
那一瞬间，我以为自己会高兴，会跳起来。可我没有。我只是坐在那儿，看着招待所床单上洗不掉的黄渍，愣愣地发呆。
吕凯坐在我旁边，也没说话。过了好一阵子，才开口：“沈师傅，沙书记让我跟你说几句话。”
我抬头看他。
“他说：信上的每一个字，我们都会逐一核实。祁同伟同志曾经做过许多错事，但这份材料，是他留给党和人民的一个交代。”
我别过头去，看着窗外。
省城的天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
我想起二十多年前，那个同样阴天的黄昏。
我从县城医院给我姐送饭回来，路过矿区矸石山脚下时，看见一群人围着一个瘦弱的身影在推搡。
那是沈秀兰，她手里拿着一沓纸，被人推倒在地，纸张散了一地。
我冲过去，把那些人推开。
我姐从地上爬起来，头发乱了，手也擦破了皮，可她紧紧攥着那几页纸，像是攥着天大的宝贝。
我蹲下来，想帮她拍掉身上的土，可我一抬手，眼泪就下来了。
“姐，算了吧。”
她抬起头，用那种我从来没见过的眼神看着我。然后她笑了起来，笑得整张脸都在抖：“算了？大川在井下等了我二十年，你让我怎么算？”
我没有再说话。我只是扶着她，一步一步走出矿区。
那天傍晚，我姐把那几页纸埋进了院子里的老槐树底下，压了一块石头。
她站在树下，看着石头，了很久。
第二天一早，她背着那个洗得发白的布包，又去了省城。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我姐活着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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