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7月13日晚，上海文化广场，周恩来、陈毅和上海市委负责人柯庆施坐在观众席中，观看大型歌舞《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台上有两千多名演员，台下掌声一阵接着一阵。周恩来没有只看热闹，而是边看边琢磨：能不能把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新中国的历程，也用这种方式搬上舞台？
这场演出原本是上海为纪念解放十五周年组织的文艺活动。它把歌曲、舞蹈、朗诵和群众场面结合起来，表现从革命斗争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陈毅陪同外宾观看后，认为演出不应立即解散，还特意请周恩来到上海看一场。这个细节，成为《东方红》诞生的重要起点。
回到北京后，周恩来很快把设想带到有关会议上。他说：“把我国革命发展，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通过艺术表演逐步表现出来。”话说得明白，困难却摆在眼前。从1921年到1964年，四十多年历史要浓缩进一台演出，而且距离国庆节只剩两个多月。
有人担心时间太紧，节目、演员、音乐和舞美都来不及准备。周恩来却没有把任务推迟，而是提出以成熟节目为基础重新加工。7月30日，他在中南海西花厅主持会议，决定立即组织创作和排练，并组建大型歌舞指挥机构。参演力量来自总政文工团、中央歌舞剧院、中央乐团、东方歌舞团等单位，规模达到数千人。
剧名也在这次筹备中确定。原来的名称较长，会议上有人提议，不如就叫《东方红》。周恩来听后十分赞成，说这个题目简洁、有力量，能够点明作品的主题。自此，这台献礼演出的名称正式固定下来。
名称定了，内容怎么取舍，才是真正的难题。中国革命经历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来又有抗美援朝等重大历史阶段。三小时舞台不可能逐项复述，只能抓住关键矛盾和典型场面，形成完整的艺术结构。
周恩来提出，作品应围绕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这三个方面展开。也就是说，不能把《东方红》编成历史事件的简单排列，更不能只追求场面壮观。每一段音乐、每一个舞蹈，都要服务于革命发展的内在逻辑。
有意思的是，南昌起义恰恰成为创作中的一个敏感问题。南昌起义发生于1927年8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重要开端，后来这一天也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按历史地位看，它完全有资格单独形成一个舞台段落。
编创人员曾主张突出“八一”南昌起义，但周恩来没有同意设置专场。原因并非不重视这段历史，而是他不愿把自己作为起义领导者之一的经历单独放大。周恩来长期强调，舞台表现的是党的整体事业，而不是个人功劳。若把南昌起义处理成突出个人的场面，反而容易破坏全剧的叙事重心。
这种取舍，正是《东方红》创作的难处。它要表现历史，又不能被某一件事牵着走；要突出武装斗争，又不能把其他革命力量和群众基础压缩掉。因此，南昌起义的精神被纳入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开展武装斗争的总体叙事中，没有单独成为一幕。
周恩来对史实细节同样十分谨慎。排演长征部分时，创作人员曾争论红军应如何表现。有人主张统称红军，也有人只想表现中央红军。周恩来指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都为长征作出贡献，不能因为张国焘后来脱离党，就抹去广大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历史功绩。于是，三大方面军会师的内容被纳入舞台，并对相关歌曲作了修改。
歌曲的选择也经过反复斟酌。《游击队歌》和《义勇军进行曲》都属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作品，作者当时又处在复杂的政治处境中，有人建议删去。周恩来说：“对过去的作品，要一分为二地看。人民群众认可的东西，为什么不能用？”这句话，使两首歌曲得以保留。
排练期间，周恩来不仅审看整体结构，也过问朗诵词、服装、道具和舞台调度。正式演出前，剧组多次预演，他亲自观看其中数场，并与编导、演员讨论修改。有年轻演员回忆，在总理面前发言，反而没有面对团领导时那么紧张，因为他总是让大家先说意见。
1964年10月2日，《东方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次演出，至10月16日共演出14场。10月6日，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演出。庞大的队伍、熟悉的旋律和高度概括的历史场面，使这台大型音乐舞蹈史诗迅速引起轰动。
10月16日，周恩来向参加演出的全体人员宣布了一个消息。他先提醒大家不要跳起来、不要高声喊叫，以免影响会场秩序，随后说，西部地区刚刚爆炸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现场掌声和欢呼声骤然响起，《东方红》的演出也因此与共和国的一项重大科技突破，在同一天留下了特殊的历史印记。
1965年，周恩来又推动《东方红》拍摄成电影。舞台作品经过重新调度、摄影和剪辑，转入银幕后，得以保存更广泛的传播形态。对南昌起义不设专场的决定，也被保留在这套整体结构之中：不削弱历史地位，却避免让一位具体领导人的经历压过党的革命历程。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