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开春，江上的冰刚化。
我蹲在院门口劈柴，听见二柱子从屯口一路喊过来：「陈河！陈河！你家来人了！」
我当是又来催债的，没抬头。
「是个外国娘们儿！领仨大包！」
斧子「哐」地剁进木墩里。
我抬起头。
院门外站着个女人，又瘦又黑，裹着件看不出颜色的旧棉袄，头发枯黄，绾在脑后。她脚边，并排蹲着三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
她看着我，咧开干裂的嘴唇，想笑，眼泪却先下来了。
「陈河，」她说，一口生硬的中国话，「我……回来了。」
是娜佳。
走了十二年的娜佳。
要从1991年那个夏天说起。
那年我二十六，在黑河江边扛大包。
每天天不亮就去码头，把船上卸下来的货，一包一包扛上岸，扛进互市的市场里。
那时候，江这边江那边，正热闹。
苏联人摇着小船过来，带着望远镜、军大衣、照相机、还有一兜一兜的卢布，换咱这边的羽绒服、旅游鞋、罐头、保温杯。
市场里中国话、俄国话、比划带吼，乱成一锅粥。
我头一回见娜佳，就是在那市场里。
那天她跟一个卖羽绒服的老板娘吵起来了。
一个金发碧眼、比我还高半头的大姑娘，叉着腰，指着那老板娘的鼻子，半生不熟的中国话里夹着俄国骂街：「你这个、坏良心的！说好五件军大衣换十件羽绒服！你少给我两件！」
那老板娘耍赖：「听不懂听不懂，洋婆子讹人呐——」
围了一圈人看热闹，没人吭声。
娜佳气得脸通红，眼看就要动手。
那老板娘瞪我：「陈老蔫，多管闲事！」
我没说话，就那么站着。
我人闷，可个子大，往那儿一杵，那老板娘到底心虚，骂骂咧咧地把两件羽绒服甩了出来。
娜佳捡起羽绒服，抱在怀里，扭头看我。
那是我头一回，被一双那么亮的蓝眼睛盯着看。
打那以后，娜佳就总来找我。
她中国话说得磕磕巴巴，可一点不怵，张口就来。
她说她叫娜佳，跟她爹从对岸来倒货，她爹我也没记住姓啥，反正一个红鼻头的老头，整天揣着个酒瓶子。
「你叫陈河？」她蹲在我卸货的码头边上，啃着个大列巴，「他们叫你，老蔫。我看你不蔫。你，好。」
她把「好」字咬得特别重。
我蹲在一边啃我的窝头，不知道接什么话。
她也不嫌我闷，就那么一边啃列巴，一边叽里呱啦地跟我说对岸的事——说他们那边乱，工厂不开工了，她爹的退休金领不出来，一家子全指着倒货换点吃的。
说着说着，她从兜里掏出半块黑面包，塞我手里。
「给。你扛包，累。」
那面包又酸又硬，我嚼着，却比窝头还香。
有一回，市场上来了俩外地混子，看娜佳一个外国姑娘好欺负，抢了她摊上的相机，还动手动脚。娜佳又踢又咬，一个人哪是俩大老爷们儿的对手。
我正扛着包从那儿过，把包一甩，冲了过去。
我这人平时闷，真动起手来，二百来斤的力气不是吃素的。
三拳两脚，把那俩混子撂倒在地，相机也夺了回来。
娜佳的胳膊让人划了道口子，渗着血。
我撕了块干净布，要给她包上。她却一把攥住我的手，仰着脸看我，那双蓝眼睛里，水汪汪的。
「陈河，」她说，「你，好人。」
我耳根子一热，低着头给她缠布，半天没敢抬眼。
打那天起，娜佳来码头找我，来得更勤了。
她给我带列巴，带她娘腌的酸黄瓜，带对岸才有的水果糖。
我呢，就把扛包挣的那点钱，给她扯花布、买头绳。
屯里人开始嚼舌头，说陈老蔫勾搭上洋婆子了。
我听见了，没辩，只是低着头，笑。
那年夏天，屯里来了放露天电影的。
我揣着两块水果糖，去市场找娜佳。
她正收摊，我也不会说啥，把糖往她手里一塞，憋了半天，憋出一句：「晚上，有电影。」
娜佳眼睛一亮：「电影？好！我去！」
那天晚上，全屯子的人都搬着小板凳，挤在打谷场上。
银幕上放的啥我早忘了，我光记得娜佳坐我旁边，看得入神，俄国话东北话地直念叨。
蚊子咬她，她啪啪地拍，拍着拍着，自然而然地把手放进了我的手心。
她的手心，热的。
满场子人，黑灯瞎火，谁也没瞧见。
我就那么攥着她的手，一动不敢动，直到电影散场。
走回去的路上，月亮地里，娜佳忽然停下，仰着脖子问我：「陈河，你，要我吗？」
我这辈子没脸红得那么厉害过。我点点头，又怕她看不见，闷声说了句：「要。」
娜佳要嫁我的时候，整个屯子都炸了锅。
我娘头一个不同意。
「一个洋人，话都说不利索，吃不到一块儿，往后咋过日子？」她抹着眼泪，「再说，人家好好一个大姑娘，图咱啥？图咱这三间土坯房？」
屯里人也嚼舌头。
赵满囤——跟我一个屯、打小就爱拔尖的——蹲在墙根儿底下，当着一堆人，阴阳怪气：
「陈老蔫这是走了啥狗屎运。不过我看呐，洋媳妇儿，镇不住。保不齐哪天卷了东西就跑喽。」
一圈人哄笑。
我没理他。
娜佳听不大懂这些话，可她看得懂人脸色。
那天她直接闯进我家，把一瓶伏特加「咣」地墩在我娘面前，又掏出给我爹的一条好烟、给我娘的一块花头巾，然后拉着我娘的手，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大娘。我，娜佳。我对陈河，好。我不图房子。我图，他人好。」
我娘愣愣地看着她，看着那块花头巾，半天，叹了口气。
过了些日子，娜佳的爹，那个红鼻头老头，也过江来了一趟。
他拎着两瓶伏特加，往我家炕上一坐，借着娜佳半通不通的翻译，跟我爹喝了一宿酒。
后半夜，老头喝得满脸通红，忽然抹起了眼泪。
他抓着我的手，叽里咕噜说了一大通，娜佳在旁边翻译，翻着翻着，自己也跟着哭。
「我爹说，」娜佳吸着鼻子，「那边，越来越乱。他老了，护不住我。他说，陈河你是老实人，他把我，交给你。」
老头从怀里掏出个小东西，塞进我手心。
是半块磨得发亮的旧怀表，链子都断了。
「他说，这表原是一对。」娜佳红着眼，「那半块，当年给了我妈做念想。这半块，给你。往后，我跟你，就是一家人了。」
我攥着那半块冰凉的旧怀表，看着这个哭得稀里哗啦的老丈人，重重点了点头。
那年冬天，我们结婚了。没办几桌，屯里却来了不少看新鲜的。
娜佳穿着我娘那件压箱底的红棉袄，袖子短一截，露着手腕，站在院里给大伙儿敬酒，谁来都是一大碗，喝得那些大老爷们儿一个个甘拜下风。
娜佳没让我娘失望。
她真就跟着屯里的婆娘学种地、喂猪、烀苞米。
手上磨出茧子，俄国话里掺起了东北嗑儿，一天比一天溜。
下地回来，她还能扯着嗓子跟赵满囤对骂，骂得那小子掉头就走。
我娘后来逢人就夸：「我这洋儿媳妇，泼是泼，可心眼儿实，顾家。」
有一年我扛包，让货砸了腰，躺了俩月。包工头黑心，不光不给工钱，还说我误了工，倒要扣钱。
娜佳听说了，二话不说，挽起袖子就杀到工地上去。
她叉着腰，半通的中国话混着俄国话，指着那包工头一通数落，又把那笔账，一笔一笔给他算清楚。
围观的工友都跟着起哄，那包工头臊得没法，到底把工钱如数补上了。
回来的路上，娜佳还气鼓鼓的：「欺负我家陈河！不行！」
我腰还疼着，听她这一句「我家陈河」，心里头，热乎乎的。
我躺床上养伤那俩月，娜佳一个人，里里外外。
白天下地、伺候我娘，晚上给我擦洗换药，半夜还起来给我翻身。
我娘有回半夜起夜，瞧见娜佳趴在我床边睡着了，一只手还搭在我身上，回头就抹眼泪，逢人就说：「我这儿媳妇，比亲闺女还强。」
那两年，是我这辈子最舒坦的日子。
我扛包挣钱，她操持家里。
晚上我回去，土炕烧得热乎乎的，锅里温着饭。
她趴在炕桌上，就着煤油灯，一笔一画地学写中国字，写「陈河」，写「娜佳」，写「家」。
写得歪歪扭扭，她还非要我看。
「陈河你看！像不像？」
我说像。
她就咧开嘴笑，露出两排白牙。
日子虽好，娜佳心里，到底揣着块事。
有时候夜深了，她会摸出一张照片，是她和她爹娘的合影，照片都磨毛了边。
她用手指头，一遍一遍地描着照片上她娘的脸。
「我妈，」她小声跟我说，「一个人，在那边。」
我说：「等攒够了钱，咱接她过来。」
娜佳点点头，把照片贴在胸口。
变故是从那年冬天开始的。
1991年腊月，屯里的大喇叭、家家的黑白电视，都在说一件事——苏联，没了。
我不大懂那些大事。我只知道，打那以后，对岸来倒货的人，眼神都不一样了。
卢布越来越不值钱，先前一沓能换台缝纫机，后来一麻袋，啥也换不着。江那边过来的人，脸上都带着慌。
娜佳那些天，总往口岸跑，打听家里的信儿。
那天她回来，脸白得吓人，手里攥着一封信，是托倒货的老乡捎来的。
「我妈，」她声音抖，「病了。很重。」
她把信纸攥得死紧：「我爹，没了。前年冬天就没了，他们怕我担心，一直瞒着我。现在，就剩我妈一个人……」
她说不下去了，蹲在地上，捂着脸，肩膀一抽一抽。
我头一回，看见这么个泼辣的女人，哭得像个孩子。
我蹲下去，笨手笨脚地拍她的背。
「回去吧，」我说，「回去看看你妈。」
走的前一夜，娜佳没睡。
她把家里里里外外收拾了一遍，给我缝补了所有的衣裳，把腌好的咸菜、晒好的干粮，一样样码进柜子里，嘴里念叨着：「这个，你冬天吃。这个，开春吃。」
像是要走很久。
我躺在炕上装睡，听着她在灶间窸窸窣窣。
到后半夜，她爬上炕，从背后抱住我，把脸贴在我后背上。
「陈河，」她声音闷闷的，「你等我。」
天快亮时，她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半块怀表，攥在手心，看了很久。
「等我回来，」她把怀表又轻轻塞回我枕下，「我把我妈那半块，一起带回来。咱俩，把它配成一对。」
「配成一对，」她说，「就再也不分开了。」
我把家里能凑的钱都凑上了，又跟我娘要了她攒的私房钱，一共三百块，还有二十张大团结换来的卢布，一并塞给娜佳。
我又把我那件最厚的军大衣，给她裹上。
口岸的江轮要开了。
娜佳抱着个小包袱，站在跳板上，回头看我。
「陈河，」她说，「我看看我妈，就回来。开春，江一化，我就回来。」
「嗯。」我说，「我等你。」
她忽然跑下来，抱住我，在我脸上亲了一下，又一下。周围的人都在看，我臊得脸通红，可我没推开她。
「等我。」她说。
「等你。」我说。
江轮拉响了汽笛。她跑上船，趴在栏杆上，冲我使劲挥手，挥着挥着，人就成了个小黑点。
雪下得很大。
我站在岸边，一直站到天黑。
头一年，娜佳还有信来。
信是托人辗转捎的，薄薄一页，字歪歪扭扭。
她说她妈的病时好时坏，说那边乱，物价一天三涨，说她在想办法弄回来的路费和证件。
每封信的末了，都是那句：等我。
我就等。
第二年，信少了，半年才来一封。
第三年，断了。
我托遍了所有过江倒货的人，捎话、打听。
回来的话五花八门——有人说那边打仗了，有人说她们那座城，乱得很，有人说，听说娜佳改嫁了，嫁了个有钱的毛子。
我不信。
我攒了钱，办了证，自己过江去找过一回。
可我两眼一抹黑，人生地不熟，话也不通，揣着娜佳留下的旧地址，在那座陌生的城市里转了七天，最后让人偷了钱包，差点回不来。
那地址上的房子，早就换了人住。
新住户摊摊手，叽里咕噜说了一通，我一个字也听不懂。
我不死心，揣着娜佳的照片，在那座城里见人就问。问了上百号人，大多摇头。
直到第七天，一个守教堂的老太太，盯着照片看了半天，忽然点了头，叽里咕噜说了一通。
我听不懂，可我看懂了她比划的动作——她指了指照片，又指了指地，摇了摇头，在胸前画了个十字。
我那时不懂那是啥意思。后来才回过味儿来，那像是……像是说，人没了。
我腿一软，差点栽在地上。
可那老太太又赶紧摆手，改了口，急得直比划，意思又像是说我认错了，又像是说她也拿不准。
到底是人没了，还是她没认出，我语言不通，问不明白。
这半截话，又烧了我好几年。
日子一年一年过。
我娘临终前，拉着我的手：「河啊，别等了。娜佳……兴许是回不来了。妈走了不放心你一个人，你……再找一个吧。」
我没应声，只给她掖被角。
她到底没等到我这句话，就走了。
屯里人看我的眼神，从同情，变成了看笑话。
赵满囤这些年盖了砖房，娶了媳妇，见我就拿话戳：「陈河啊，我早说啥来着？洋媳妇儿，镇不住吧？人家在那头花天酒地，你在这头守活寡。傻不傻？」
媒婆来过好几回，说东屯西屯哪个寡妇、哪个老姑娘，都行。
我那老姨，也三天两头来劝，有回还直接领了个女人上门。
我都摇头。
那些年，我就一个念想。
每年开春，江上的冰一化，头一班从对岸来的客轮靠岸，我都去码头上等着。
从早等到晚，看着一船一船的人下来，没有娜佳。我就再等下一班。
二柱子劝我：「河哥，都多少年了，别等了。」
我不言语。等不着，我就蹲在码头边，抽袋烟，再回家。
有一年开春，我又去码头等。
赵满囤揣着手过来，站我跟前，一脸的乐：「哟，陈河，又来接你那洋媳妇呐？我跟你说个准信儿——前儿个我碰着个跑老毛子那边生意的，人家说，亲眼瞅见你媳妇，挎着个毛子，挺着大肚子，在那头逛街呢！」
我猛地站起来：「你瞎说！」
「我瞎说？」赵满囤往地上啐了口，「陈河，你都四十的人了，清醒清醒吧！人家早把你忘到爪哇国去了，就你，还跟个傻狍子似的，年年在这儿守着！」
我攥紧了拳头，到底没打下去。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码头，坐到了后半夜。
我把娜佳学写字的那张纸，压在炕席底下。歪歪扭扭的「陈河」「娜佳」「家」。
每回有人来劝，我夜里就把那张纸抽出来，看看。
家里，我啥都没动。
娜佳走的时候啥样，我就给她留着啥样。
她那件短了袖子的红棉袄，挂在柜里；她学写字的铅笔头，还插在窗台的瓶子里；
连她腌酸黄瓜的那个坛子，我都年年刷干净，空着。
每年三十晚上，我包一锅饺子，盛两碗。一碗我吃，一碗摆在桌子对面，搁好筷子。
我冲着那碗饺子，能唠一宿。
唠我这一年扛了多少包，唠屯里又出了啥新鲜事，唠我娘走的时候，念叨的还是她。
唠到后半夜，那碗饺子凉了，结了坨。
我再把它热一热，自己吃了。
到第十二个年头，屯里早没人提娜佳了。
我也四十了，头发白了一半，成了屯里那个「守着洋媳妇空名分」的怪人。
直到那个开春，江上的冰，化了。
她就那么站在院门口。
我手里的斧子，不知什么时候掉了。
我走过去，一步，一步。我怕走快了，这人就没了，像这十二年里，我做过的无数个梦那样。
她真瘦啊。当年那个比我还高半头、能一口气闷一大碗酒的娜佳，如今瘦得颧骨高高支起来，一双手，糙得像老树皮。那头金黄的头发，枯了，也白了好些。
只有那双眼睛，还是蓝的。
我站在她跟前，半天没敢认。
这张脸，我在梦里见过千百回。可梦里的娜佳，永远是当年那个鲜亮的、能把整个市场都吵翻天的姑娘，不是眼前这个，被风霜磋磨得不成样子的、瘦小的女人。
是这十二年，把她揉搓成了这样。
「娜佳。」我喊了一声，声音是哑的。
她「哇」地一声哭出来，扑过来抱住我，整个人抖得像筛糠。
她嘴里一半中国话一半俄国话，我一句也听不真，只听清反反复复的一句：
屯里人不知什么时候，围了一圈。
我瞥见赵满囤也挤在人群里，张着嘴，愣愣地看着这边。
人群里有人小声嘀咕：「这……这真是陈河那个洋媳妇？咋成这样了……」
「不是说在那头享福嘛？」
「享福能瘦成这样？」
赵满囤的脸，红一阵，白一阵。
娜佳哭够了，松开我，转过身，把那三个蛇皮袋，一个一个，吃力地拖到我脚边。
她蹲下去，手按在最上头那个袋子的绳扣上，抬头看我，嘴唇动了动。
「陈河，这里头……」
她解开了绳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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