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上海永安公司屋顶茶室，特务金荣生提着一只金鸡牌饼干箱走进人群密集的商业中心。他以为箱子里装着足以制造轰动的定时炸弹，却不知道，上海公安机关已经在这场危险较量中提前布下了口袋。
这不是一次普通抓捕。炸弹一旦在永安公司引爆，南京路一带很可能出现严重伤亡，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也会受到冲击。更棘手的是，金荣生行事谨慎，始终不肯透露行动地点，连负责和他接头的人，也被他分成几条单线。
金荣生是国民党保密局的老牌特务，受过爆破训练，又是上海青帮“悟”字辈人物。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保密局上海负责人毛森离开上海前，曾策划所谓“疥癣行动”，企图留下特务力量，利用暗杀、爆破和潜伏破坏新生政权。
毛森把这项任务交给金荣生，并许诺只要做出成绩，活动经费不会缺。金荣生也把上海当成了自己的跳板。他盘算着制造几起大爆炸，既向台湾方面邀功，又借机在帮派中抬高身价。
他盯上的人，是青帮“通”字辈刘时雍。
刘时雍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曾参加蓝衣社活动，抗战时期在上海从事过地下工作。抗战胜利后，他被授予少将军衔，却因吸毒等问题逐渐失势，后来长期住在孟渊旅馆，靠抽烟和做生意打发日子。
金荣生找上门来，想借刘时雍在沪锡两地的帮派关系拉人。刘时雍没有立刻答应，只提醒他：“上海是我的庙，不能拿这里陪葬。”
这句话看似平常，却改变了整个案件的走向。刘时雍很清楚，国民党大势已去，毛森本人已经远走，留下的委任状未必能保住谁。继续参与破坏，等于把自己和家眷一同推入险境。
他的表弟严平庄随后劝他，不能再替旧势力卖命，但也不能坐等危险上门。若想保住自己，就必须向公安机关提供线索，争取一个明确的处理机会。
有意思的是，严平庄并非普通商人。他早已与上海公安机关侦察人员取得联系，并成为重要的投诚人员。离开孟渊旅馆后，他立即把金荣生准备制造爆炸的情况报告上去。
公安机关判断，单纯抓捕金荣生并不稳妥。特务可能已经把炸弹交给同伙，抓到人，却未必能找到装置。经过研究，侦察人员决定从金荣生的心理弱点入手。
刘时雍再次接触金荣生，故意表示愿意召集旧日门生，协助他在上海“闹出声势”。金荣生最在意的不是行动本身，而是如何让上面看见自己的功劳。刘时雍便顺势提出，最好由他亲自携带炸弹行动，并安排摄影师拍下过程，作为邀功凭证。
金荣生果然上钩。他提出要找一个政治上“可靠”、又懂摄影的人。公安侦察人员腾小良随即化名“李国成”，以逃亡地主、旧军队参谋和摄影爱好者的身份出现在他面前。
金荣生没有完全相信这个摄影师，甚至突然把腾小良拉进照相馆，让他现场拍照。腾小良此前连夜突击学习摄影，勉强应付过去。此后，两人多次在复兴公园碰头，金荣生却迟迟不交底，显然是在反复试探。
直到一次秘密接头，金荣生才说出计划：把炸药装进金鸡牌饼干箱，伪装成普通茶客，送到永安公司屋顶茶室，再让腾小良从先施公司屋顶拍摄行动和爆炸后的场面。
腾小良立即报告。上海公安机关决定两路布置：一组埋伏在永安公司茶室，另一组负责保护腾小良，并沿途观察是否存在第二枚炸弹。
第二天清晨，腾小良按约定手持两把黑色折扇，在复兴公园售票处接头。一名壮汉把饼干箱交给他，要求送到南京路浙江路口的沈大成糕团店附近。腾小良提箱登上电车，心里却迅速掠过一个最坏的念头：金荣生会不会故意让他运送假目标，真正的炸弹已经提前送进永安公司？
他只坐了一站，便下车登上接应车辆。侦察人员早已准备了同样规格的饼干箱，腾小良当场完成调换，拆弹人员则带走原来的箱子检查。临分开时，他特别提醒同伴，永安公司茶室仍要重点搜查，不能排除第二枚炸弹。
上午9时30分左右，腾小良把替换后的箱子送到约定地点。金荣生出现后没有多问，接过箱子便走向永安公司，还催促腾小良：“赶快上先施公司屋顶，准备拍照。”
他大概没有想到，自己准备留下的“功劳证据”，已经成了公安机关锁定他的最后一环。
金荣生进入屋顶茶室，把饼干箱放在桌旁，正要坐下，埋伏已久的侦察员迅速围拢，将枪口对准了他：“不许动，举起手来！”
腾小良也出现在现场。金荣生盯着这位“摄影师”，神色骤变，失声问道：“你到底是什么人？”
腾小良没有再隐藏身份，只对他说：“你的狡猾，是假的。”隨即，侦察员打开箱子，开始处理其中的定时爆炸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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