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春，北京，李克农面对一份刚刚破译的密电，没有急着下结论。电文牵涉毛泽东出访苏联期间的安全，也牵涉台湾方面正在重新布置的特务网络。那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战争留下的社会缝隙尚未完全弥合，情报战并没有因为政权更替而停止。

这份电报后来被许多文章称为李克农发给毛人凤的“回电”。严格说来，现有公开材料对电报原文、传递方式和具体细节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案件的大致背景并非凭空出现：国民党撤往台湾后，确实试图通过潜伏人员搜集情报、破坏交通和制造袭击。

李克农当时负责重要情报与保卫工作，最忌讳的就是被一封电文牵着鼻子走。电报里出现了“0409”这一代号，内容指向毛泽东出访苏联归途中可能遭遇袭击。消息送到有关部门后，杨奇清等人立即组织核查。

有人主张立刻扩大搜捕范围，李克农却没有同意。他的判断很实际：如果只盯着电报内容，容易把对手故意留下的烟雾当成线索；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往往藏在汇款、住址、联络时间这些不起眼的地方。

调查人员随后从资金往来入手，发现有款项经香港转至天津、北京，收款人和地址都显得不太正常。表面看，这是普通的生活汇款；但几笔款项的时间彼此呼应，收款人与转交人之间又存在隐蔽联系，像是有人在给一张尚未收紧的网输送力量。

顺着这条线索，调查人员接触到沈德乾夫妇。两人的身份并不简单，相关审查很快发现，妻子使用过不同姓名，家庭关系也带有掩护性质。所谓亲属关系，可能只是特务系统为了便于隐藏身份而设计的外壳。

有意思的是，突破口并不是审讯桌上的激烈交锋，而是一句不经意的话。计致玫在谈及亲属时说漏了信息，调查人员由此确认，她与国民党特务系统存在联系，其“妹夫”计兆祥也不是普通商民，而是受过专门训练的潜伏人员。

“不要惊动他。”李克农据说这样交代，“先看他把线通向哪里。”

这一步很关键。抓捕一个联络员，只能解决眼前问题；顺藤摸瓜，才可能摸清背后的电台、交通员和行动骨干。计兆祥受到监视后，果然在深夜进行秘密联络，电报内容显示，潜伏人员并不只在北京活动，东北等地也可能存在相应布置。

至于刺杀计划的全部细节，公开叙述中有不少不同版本。有的文章说，行动目标与毛泽东访苏返程有关；也有材料只笼统提到“破坏活动”。能够确认的是，1950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安全保卫工作极为严密，国内外多条情报渠道都在搜集异常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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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农没有选择立即摊牌，而是设计了一次反向接触。侦查人员伪装成对方期待的联络人，与行动人员见面。对方开口便索要名单和联络资料，显然把这次会面当成了确认身份、补充力量的机会。

对方问：“人员名单带来了吗？”

伪装人员没有回答，只把文件递了过去。对方翻开一看，纸上并非名单，而是逮捕命令。就在他愣神之际，埋伏人员迅速控制现场。与此同时，另一组人员通过类似办法掌握了电台技术人员和联络骨干的情况。

这类行动看似突然，实则建立在长期监视和反复核对之上。没有前面的资金追踪、身份甄别和电报监听，所谓“智取”很难成功。情报工作不是传奇故事里的灵光一闪，更多时候是耐心、纪律和细节的较量。

案件侦破后，相关人员被依法处理。关于审判时间和涉案人数，不同记载存在出入，但1950年新中国在肃清潜伏特务、维护政权安全方面展开了大规模工作，这是当时政治与社会环境中的重要事实。

消息传到台湾后，毛人凤大为震怒的说法，主要见于后来的回忆和文章。作为国民党保密系统负责人，他原本希望潜伏力量在大陆发挥作用，结果联络渠道被逐步发现，行动人员反而暴露，这种打击自然不轻。至于“拍桌子”的具体场景，缺少足够的一手记录，不能当作完全确定的细节。

但那封被反复提及的电报，确实折射出一个时代的紧张气氛：台前是新政权的建设，台后则是电台、密码、暗号和身份伪装之间的较量。李克农处理此案的价值，也不在于某一句机锋，而在于没有被表面威胁牵制，始终把线索落到人、钱和联络关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