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的腊月初八，一场罕见的大雪几乎封住了我所在的那个小村庄。风裹挟着雪花，像刀子一样刮在人脸上。那天傍晚，我刚从后山砍完柴回来，就在村口的老槐树底下，看到了一个蜷缩成一团的黑影。
我走近一看，发现是个女人。她头发凌乱得像一窝枯草，身上穿着件分辨不出颜色的破棉袄，脚上的布鞋已经磨穿了底，露出的脚趾冻得通红发紫。她整个人抖得像筛糠，嘴唇已经冻成了青紫色，眼睛半睁半闭，连呼救的力气都没了。
我心里一紧，顾不上多想，扔下柴火，背起她就往家里跑。
推开自家那扇破木门，我大喊着让我妈赶紧烧热水。我妈吓了一跳，但动作麻利，很快端来一盆热水，又熬了一碗浓浓的姜汤。我们把这女人安顿在灶台边的热炕上，我妈用热毛巾给她擦脸，一点点把姜汤喂进她嘴里。
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她终于缓过了一口气，慢慢睁开了眼睛。那是一双很亮但也充满了惊恐的眼睛。她像一只受惊的野兽，猛地往炕角缩，双手紧紧抱住肩膀，警惕地盯着我和我妈。
“闺女，别怕，你在这儿冻不死，饿不着。”我妈轻声细语地安抚她，端过去一碗热腾腾的红薯玉米粥。
她死死盯着那碗粥，咽了咽口水，终于忍不住饥饿，一把抢过碗，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连烫都顾不上。看着她这副模样，我心里五味杂陈。那个年代，山里穷，要饭的偶尔也有，但大多是上了年纪的残疾人，这么年轻的姑娘出来乞讨，实在是少见。
吃完粥，她还是不说话。我妈问她叫什么，家在哪，她只是摇头，或者呆呆地看着墙角。村里人听说我家救了个女乞丐，第二天纷纷跑来看热闹。有人说她是外地逃荒来的，有人说她是受了刺激脑子坏了的哑巴。
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妈把她留了下来。我家的日子其实过得紧巴巴的，我爹常年卧床吃药，家里全靠我和我妈种那几亩薄田、偶尔去镇上打点零工维持。多一张嘴，就多一份沉重的负担。但我妈心善，说大冬天的把人赶出去，那就是造孽。
日子一天天过去，她在我家渐渐安定下来。我们不知道她的名字，只能叫她“丫头”。丫头虽然不说话，但眼里有活。身体恢复了一些后，她就开始帮着我妈烧火、扫院子，甚至还会帮我爹熬药。她做事麻利，而且极其爱干净，就算穿着我妈旧衣裳改的小袄，也总是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
除夕的那天晚上，我爹突然把我叫到床前，我妈也坐在旁边，脸色有些凝重。
“大志啊，你今年二十五了吧。”我爹喘着粗气，声音虚弱。
我点点头。在当时的农村，二十五岁还没成家，绝对算是大龄光棍了。因为家里穷，爹又是个药罐子，周围十里八乡稍微知根知底的姑娘，都不愿意嫁到我家来受苦。
“我和你妈商量过了。”爹浑浊的眼睛看着我，“丫头这闺女，虽然不说话，来历不明，但人勤快，心眼也不坏。咱家没钱给你娶媳妇，你俩就凑合过吧，好歹给咱们老李家留个后。”
我愣住了，脑袋嗡地一下响了起来。我猛地站起身：“爹，你糊涂了！人家落难在这儿，咱们怎么能趁人之危？”
我妈一把拉住我的衣角，眼泪掉了下来：“大志，妈知道你心气高，觉得委屈。可你看看咱们这个家，家徒四壁，你爹指不定哪天就……你要是打一辈子光棍，你爹死不瞑目啊！”
那天晚上，我们家爆发了罕见的争吵。我坚决不同意，我觉得婚姻不该是这种算计和凑合。但看到我爹因为激动剧烈咳嗽，甚至咳出了一丝血丝，我妈跪在地上求我，我满腔的抗拒最终化成了一声无力的叹息。
穷，有时候能把人的脊梁骨压断。我妥协了。
婚事办得很仓促，也很简陋。没有彩礼，没有酒席，只是去镇上扯了几尺红布，给我和丫头各做了一身新衣服，又买了两斤高粱酒和一包大白兔奶糖，请村长和几个本家长辈做了个见证。
成亲那天是正月初六，丫头换上那身红衣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坐在炕沿上。她其实长得很好看，五官清秀，皮肤虽然因为之前的风餐露宿有些粗糙，但底子很白净。只是她的眼神，依然是那种呆滞中透着防备的模样。
夜深了，亲戚们都散了，外头又飘起了雪花。屋里点着一根劣质的红蜡烛，光线昏暗跳跃。我端着一盆热水走进屋，放在木架子上。
“洗把脸吧。”我尽量把声音放得很轻，生怕吓到她。
她站起身，默默地走到水盆边，洗了脸，又洗了手。水声在安静的屋子里显得格外清晰。我坐在桌边，心里乱作一团，根本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更觉得没脸去碰她。
“你放心，我不碰你。”我低着头，从抽屉里拿出一床旧被子铺在长条凳上，“我在凳子上对付一宿。等开春了，天气暖和了，你要是想走，我给你拿点路费，送你出山。我爹妈那边，我自己去说。”
我说完那句话后，屋里死一般的寂静。
突然，我听到了一声极其轻微的叹息声。那不是平时那种木讷的呼吸，而是带着深深疲惫和复杂情绪的叹息。
我惊讶地抬起头，却看到她转过身，直勾勾地看着我。她眼里的呆滞和惊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清明和决绝。
她走到我面前，“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我吓得直接从凳子上弹了起来，赶紧去扶她：“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
她反手死死抓住我的胳膊，力气大得出奇，指甲几乎掐进我的肉里。接着，她张开了嘴，发出了我认识她两个月来的第一个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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