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叫奥克萨娜，在基辅郊区经营着一家小小的面包店。我的丈夫安德烈以前是个软件工程师，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他最烦恼的事情是代码里的bug和日益后退的发际线。现在，他在东部的前线，发际线已经不是问题了，因为他剃了光头，那副黑框眼镜换成了战术护目镜。我的儿子叫萨沙，今年十岁了。

很多外面的朋友问我，这几年你们是怎么熬过来的？是不是每天都躲在地下室里吃罐头？

第一年确实是那样的，2022年的那个二月，我们的世界在几个小时内被彻底颠倒。我记得那几天的基辅，空气里全是一种烧焦的味道和无处不在的恐慌，我和萨沙在地铁站冰冷的防空洞里睡了两个星期。

那里的空气浑浊，小孩子的哭声、老人的咳嗽声，还有人们低声祈祷的声音混杂在一起。萨沙发着低烧，紧紧抓着我的衣角经常问：“妈妈，明天我们可以回家睡觉吗？”我只能抱着他流泪，因为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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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我的面包店关门了，安德烈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报了名。走的那天，他连一套合身的军装都没有，穿着他平时徒步用的冲锋衣，背着一个旧背包。他在地铁站的入口吻了我和萨沙，对我说：“等我把家里打扫干净就回来。”他试图说得很轻松，但我看到了他夹着香烟的手在微微发抖。

后来，俄军从基辅周边撤退，我们回到了地面的公寓，我重新打开了面包店的门。最初的日子里，物资极度匮乏，没有黄油，没有精面粉，我只能用粗麦和水，烤出最硬实的那种黑面包。但就是那些面包，每天都有人排着长队来买。大家站在春天依旧料峭的寒风中，没有人抱怨，拿到面包的人会小心翼翼地把它揣进怀里。

到了第二年的冬天，我们迎来了最难熬的考验——大停电。

那时候，基础设施成了攻击的目标。基辅经常陷入漫长而彻底的黑暗。没有电，意味着没有暖气，没有水。那时候的基辅，最畅销的东西是发电机和蜡烛。我的面包店花高价买了一台柴油发电机，每天它都在店门外轰隆隆地响着，喷吐着刺鼻的尾气。那声音吵得人头疼，但在那个冬天，那是生命的声音。

那年冬天家里的暖气管冻得像冰棍，我和萨沙在客厅里搭了一个小帐篷，把所有的被子都裹在身上。晚上，我就在微弱的烛光下陪他写作业。也是在那个冬天，我发现萨沙变了。他不再画那些色彩鲜艳的汽车和恐龙，他的画纸上开始出现灰色的无人机、坦克的履带，还有被炸毁的房屋。

有一天晚上，防空警报再次响起，远处传来沉闷的爆炸声。我下意识地要去拉萨沙，他却异常平静地坐在帐篷里，侧着耳朵听了一会儿，对我说：“妈妈，别怕，那个声音很闷，而且越来越远，是我们的防空系统在拦截，不是落下来的导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