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前，山东曲阜孔林，一场祭祀结束后，族人仍在墓前整理供品。墓中人早已离世，墓外人却按照生前的礼数行礼、献食、叩拜。对现代人来说，这套仪式似乎只是在寄托哀思；对古人而言，却关乎家族秩序、身份等级，甚至关乎死者能否在另一个世界继续生活。
“事死如生”，出自《荀子·礼论》：“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死如生，事亡如存。”意思并不只是厚葬，更不是单纯多放几件随葽物品，而是把死亡看作人生秩序的延续。
人死了，身份没有消失。
天子仍是天子，将军仍是将军，父亲仍是家族尊长。墓葬因此不能只是一处埋骨之地，还要表现死者生前的地位，并让家族成员通过一套固定礼仪，确认彼此的关系。
这种观念，最早可以从远古墓葬的细节中看出。新石器时代的一些墓地里，死者身边常放置陶器、石器和日常用品。有些儿童墓葬的器物还留有孔洞，学者认为，这可能与灵魂出入的观念有关。尸体被包裹、安置，后来又出现棺木，背后体现的是对遗体的保护，也是对死亡的想象。
古人并不认为死亡意味着彻底消失。
在他们看来，人的生命由形体、魂魄等部分构成。肉身进入地下，魂魄或许升天，或许徘徊，也可能进入一个与人间相似的世界。既然死后仍要生活，那么衣食住行、车马侍从，自然都不能完全缺席。
陪葬品便由此发展起来。起初，它可能只是死者生前使用的器物，后来逐渐变成车马、兵器、乐器、粮食、金玉和奴仆的象征。秦始皇陵尚未全面发掘，但兵马俑已经显示出陵墓所追求的规模：地下世界同样需要军队，同样要有秩序，也同样要服从皇权。
但“事死如生”并不只由鬼神观念推动，礼制的力量同样强大。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把丧葬纳入“礼”的体系。父母去世，子女要服丧；亲疏不同，服饰和期限也不同。所谓“五服”，便是按照血缘远近划分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等。
服丧不是穿一件白衣那么简单。古代士大夫在父母去世后，往往要离职返乡守制，这叫“丁忧”。若朝廷认为某位重臣不可离开，也可能下令“夺情”，让他暂时不守常礼，回朝任职。一个官员能否守丧、守多久，常常直接影响仕途。
这说明，丧礼既是家庭事务，也是政治制度的一部分。
汉代以后，孝道被进一步纳入国家治理。察举制度中有“孝廉”一科，能否孝敬父母，甚至成为选官的重要依据。于是，葬礼不再只是家人表达感情，还成了证明品行的公开场合。
薄葬容易被认为不够孝，厚葬却可以显示家族有财力、有地位。墓地大小、棺椁材质、墓道形制，乃至墓前是否立碑，都可能成为身份标记。说得直白一些，葬礼有时也是一场不能明说的家族竞争。
殉葬则是这种观念最残酷的表现。
商代甲骨文和殷墟墓葬，都证明人殉曾经存在。死者身份越高，随葬人数往往越多。后来，陶俑、木俑逐渐替代活人，但统治者阶层并未立刻放弃这种做法。明英宗朱祁镇在1464年留下遗诏，禁止后妃宫人殉葬，延续已久的宫廷人殉才受到关键性限制。
孔子所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正是在批评用俑陪葬的风气。因为在他看来，用木偶代替活人，虽然减少了杀戮，却仍然保留了以人为祭的影子。
厚葬还带来了另一重后果。
陵墓越大，陪葬越多，盗墓者越容易盯上。帝王陵寝修建耗费巨大，普通百姓也常被丧礼拖累。停灵、设祭、请僧道、置棺椁、修坟茔，每一项都需要钱。家境贫寒者为了不被乡里议论，甚至要借债办丧事。
因此，历史上始终有人反对厚葬。墨家主张“节葬”，王充批评虚妄鬼神，司马光也曾反对奢靡和迷信风水。不过，这些声音往往难以撼动礼制，因为丧葬牵连的不只是个人信仰，还牵连家族脸面、社会评价与等级秩序。
有意思的是，古人并非完全没有节制意识。很多朝代都曾颁布限制墓葬规格、陪葬品数量的规定，只是身份越高，实际执行越容易出现偏差。礼法写在纸上，权力和财富却常常决定墓葬真正的样子。
所以，“事死如事生”既包含对亲人的怀念，也包含对灵魂世界的相信；既是孝道的表达，也是一套维护身份和秩序的制度。墓中的车马未必真能驶向另一个世界，随葬的金玉也未必能让死者继续享受荣华，但它们确实把生者的观念、恐惧、愿望和权力关系，一并封存在了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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