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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6.08.31

近年来,中国商业航天每前进一步,几乎都会被拿来与美国的SpaceX作比较,“谁是中国的SpaceX”已成为一个常见的问题。但SpaceX真正的竞争力,并不只在于火箭回收本身,而在于它把火箭、卫星、星链、终端、运营、用户、现金流等要素串联成一个从产业到商业的闭环。

本文指出,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与最丰富的应用场景,未必需要复制SpaceX纵向一体化的超级企业模式,而更适合走一条类似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路径,由若干总体系统集成企业牵头,带动大量专业化供应商协同分工,形成网络化的产业生态。真正决定中国商业航天未来空间的,不是火箭本身,而是太空基础设施能否与庞大的实体经济深度结合,形成“航天+”的产业闭环。

过去几年,中国商业航天每往前走一步,几乎都会遇到同一个参照:SpaceX(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当国内一家商业火箭公司完成首飞,人们会问它距离Falcon(猎鹰)9还有多远;某型火箭开始尝试回收,讨论很快会转向中国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像SpaceX那样的高频重复使用;低轨卫星星链加速部署以后,Starlink(星链)又自然成为比较对象。甚至在媒体和资本讨论中,“谁最有可能成为中国的SpaceX”,也已经成了一个相当常见的问题。

这当然不奇怪。SpaceX已经成为过去二十年全球商业航天最重要的标志性企业之一。它改变的不只是火箭技术,也包括整个航天产业的成本结构、生产节奏和商业模式。与商业航天相对,以往的航天是典型“大工程”逻辑的计划航天,一项任务对应一套系统,强调极高可靠性,也意味着漫长周期和高昂成本。

SpaceX则一点点把航天拉回到工业经济的轨道上:火箭可以反复使用,卫星可以批量生产,发射可以越来越频繁,用户也可以从政府和大型机构扩展到普通消费者,实现了商业服务利润的正向反馈。SpaceX把过去高度专业化、封闭化的航天活动,逐渐变成了一门可以计算规模、成本、收入和现金流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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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X的重型运载火箭“星舰”在位于得克萨斯州的一处发射基地等待升空(图源:SpaceX)

中国的商业航天究竟应从

SpaceX学什么?

谈到SpaceX,人们最容易记住的还是火箭回收。一级火箭发射后重新落回地面,这个画面足够震撼,也确实改变了航天产业的经济账。过去一枚火箭基本上就是一次性用品,发射之后主要结构就被消耗掉,相当于一架飞机飞一次就报废。只要火箭能够稳定重复使用,发射成本就有机会明显下降,发射频率也能随之上升。

但是,如果我们把SpaceX的成功理解成火箭的可重复使用,其实这是只看到了技术层面。

如果只把SpaceX理解成“会回收火箭的公司”,其实还是低估了它。真正构成SpaceX竞争力的,是它把原本相对分散的“火箭-卫星-星链-终端-运营-用户-现金流”串联起来,连接成了一个产业——商业闭环。火箭发射成本下降以后,可以更便宜、更频繁地部署星链卫星;星链规模越大,网络服务能力越强,用户就越多;用户增长之后,星链本身又能持续产生收入,同时制造大量新的发射需求。于是火箭不再只是等待外部客户来买“船票”,而是有了自己的稳定货源。

这件事的意义要比火箭回收本身更深。过去传统的计划式航天经济主要是“项目经济”,有一个政府任务,组织一次研制和发射;任务完成以后,项目也就结束了。SpaceX则逐渐把它变成“规模经济”:卫星持续生产,火箭不断发射,用户不断增加,整个系统在运行中反复摊薄成本。发射越多,经验越丰富,成本越容易下降;成本下降后又能支持更大规模的部署,最终形成一个不断自我强化的循环。

所以SpaceX的底层存续逻辑,也是最厉害的点是:

低成本火箭 → 高频发射 → 低成本部署Starlink → 用户规模扩大 → 产生现金流和发射需求 → 继续摊薄火箭和卫星成本。

从这个角度看,SpaceX真正值得学习的地方在于:

(1)低成本:通过类似汽车、无人机式的工业化生产逻辑实现批量化生产,进而降低成本。可回收复用或许并不是唯一技术路线,但SpaceX通过这一技术路线实现了低成本的目的。

(2)高频率:与可回收复用相结合,实现商业航天的规模化发展,规模化进一步摊薄成本。

(3)快迭代,SpaceX本质上把硅谷的互联网产品迭代模式带入了传统航天,实现了“快速试错—快速改型—快速复飞”的创新加速度。

(4)商业闭环,实现了商业利润的正向反哺,这也是商业航天能够存活、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没有星链及其通信服务,就没有足够的火箭发射需求;没有发射能力,星链成本又降不下来。火箭、卫星互联网和应用市场形成了相互拉动反哺的商业闭环。

(5)来自非公共部门的系统工程与可靠性:中国过去航天最大的优势是系统工程与可靠性,缺点是周期长、投入大、僵化,这也是目前制约国内商业航天的重要短板。马斯克在前期的反复失败中也逐步形成了特有的大系统管理办法,实现了产品的可靠性(不管是特斯拉还是火箭),也实现了研发成本、周期、快速迭代等方面的优化,值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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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SpaceX首次通过发射塔的机械臂在半空中成功捕获回收火箭第一级助推器,美国宇航局局长比尔·尼尔森也在第一时间发文为SpaceX送去掌声(图源:X平台)

中国的商业航天需要什么样

的“SpaceX”?

商业航天发展初期,企业倾向于包揽多数生产环节,因为航天对可靠性的要求远高于普通制造业,一个不起眼的阀门、传感器或者控制单元出现问题,都可能影响整个任务。特别是在早期商业航天供应链并不成熟,市场上很多东西根本买不到,企业只能自己做。

由于美国商业航天的供应链体系相对分散稀疏,成本高、周期长,很多零部件如果完全依赖外部供应,很难满足快速迭代的需要。SpaceX这样的先锋探索企业,为了可靠性和节约成本,大力推进了企业业务的纵向垂直一体化,大量关键环节放在企业内部完成。这种方式在美国特定的产业环境中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是不是也应该照着走呢?

中国的商业航天需要思考:在已经拥有庞大制造业体系、完整电子信息产业、密集供应链和巨大应用市场的基础上,中国究竟应该复制一家超级公司的成长道路,还是形成一种更适合自身工业条件的商业航天产业结构?

笔者认为,中国商业航天的发展目标,不应当被简单地理解成“造出一家中国版SpaceX”,SpaceX虽然是一种非常成功的企业组织方式,但它并不是商业航天唯一可能的终局。

中国商业航天的未来担忧,不是没有SpaceX,而是所有商业航天企业都想做SpaceX,都把自己打造成内部封闭的纵向一体化“巨无霸”企业,烟囱林立。设想未来十几家商业火箭企业都自己建设发动机试验能力、航电系统、复合材料体系、零部件生产线和测试设备,几十家卫星企业又各自搭建自己的制造、检测和地面系统,看上去每家公司都越来越完整,实际上整个行业却可能越来越重复冗余和浪费。

这也是中国产业发展中经常出现的“诸侯经济”一窝蜂式的内卷。商业航天现在非常热,地方政府、产业资本和企业都愿意投入资源,但如果产业分工没有及时形成,就容易出现“每个地方都做火箭、每家公司都想全产业链”的局面。最后设备很多,园区很多,企业也很多,真正能够形成规模化供应能力的专业厂商却不够多。表面上看似产业繁荣,背后却可能是资源分散和浪费。

中国与美国最大的不同,恰恰就在这里。美国商业航天早期面对的问题,是传统航天供应链过于昂贵和僵化;中国商业航天面对的却是另一种条件:国内已经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门类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珠三角有电子信息、通信设备和无人机产业,长三角有精密制造、新材料、汽车和半导体,北京、西安、成都、武汉等地又长期积累了航天科研和工程能力。过去十多年新能源汽车、光伏、机器人、消费电子的发展,还培育了大量擅长工程降本、批量生产和快速迭代的企业。

换句话说,中国并不缺制造能力。现在真正缺少的,是让这些能力更顺畅地进入商业航天。

如果一家商业火箭公司最终仍然要自己生产绝大多数零部件,那么中国庞大的社会化制造能力并没有真正发挥出来,如果没有产业链内部的高度分工和协作,那么整个行业的效率才有可能真正提高。

因此,中国商业航天的未来市场格局,或许不会出现一家独大、一骑绝尘的SpaceX模式,而会出现一种网络化的分工生产和协作产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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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8月,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图源:蓝箭航天)

中国商业航天的未来或可参照

新能源汽车市场

如果一定要给中国商业航天找一个产业发展的参照,笔者反而觉得新能源汽车可能比SpaceX更值得研究。

十几年前,中国发展新能源汽车的时候,大家也经常问“中国的特斯拉是谁?”后来事实证明,这个问题并没有那么重要。今天中国新能源汽车真正强大的地方,并不是出现了一家完全复制特斯拉的公司,而是形成了一整套庞大的产业链。整车厂、电池企业、电机电控企业、芯片公司、激光雷达企业、智能驾驶公司、充电设施企业和大量零部件企业一起成长,最后形成了一个比任何单一企业都复杂得多的产业生态,也涌现了传统车厂如比亚迪、吉利、奇瑞的转型升级和新势力品牌“蔚小理”等的群体性强势崛起。

这个生态的力量,并不只体现在某一家公司特别强,而在于一个新技术出来以后,很快就能找到供应商、进入车型、扩大规模,再把成本压下来。一家企业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通过整个供应链解决;一家企业试出来的新技术,也可以很快向整个行业扩散。久而久之,产业竞争力不再取决于一两个明星企业,而是取决于整个体系的反应速度。

商业航天未来完全可能走向类似新能源汽车的路。

当然,航天与汽车不能简单类比。火箭总体、核心发动机、飞控、回收控制、关键软件,这些涉及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部分,不可能完全外包。总体企业必须掌握足够强的系统集成能力,否则很难实现快速迭代。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东西都要自己做。真正成熟的产业一定会在垂直整合和专业化分工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未来中国可能出现几家很强的火箭总体企业,也会有几家大型卫星制造和星链运营企业。这些企业类似汽车行业的“整车厂”,掌握总体设计和核心系统。但在它们背后,应该逐渐长出大量专业化供应商。甚至很多供应商最初可能来自汽车、无人机、机器人、通信设备和消费电子领域,等到商业航天规模足够大以后,再慢慢进入这个市场。

如果这种结构能够形成,中国商业航天的产业格局就不会完全像SpaceX这种整合上下游的超级企业,更可能把大量企业不断接入一个商业航天网络。一个强调企业内部效率,一个更依赖产业体系效率,两种模式都有自己的优势。

因此,中国商业航天未来产业格局,笔者认为可能是4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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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业航天产业格局层次图(图源:笔者自制)

重点不应是火箭,

而是“航天+”的商业闭环

中国的商业航天需要谋划哪些地方可以真正超越SpaceX?

今天商业航天的讨论太容易围着火箭转,火箭最有视觉冲击力,发射成功还是失败很清楚,能不能回收也非常直观。于是常常比较运力、成本、回收次数和一年能够发射多少次。这些指标当然重要,尤其是在产业发展的早期,谁能够把进入太空的成本降下来,谁就掌握了基础优势。

但如果把时间拉长一点看,火箭最后更像高速公路。高速公路非常重要,没有路,车和货都跑不起来;可一条高速公路真正的经济价值,最终还是看它连接了多少城市、多少工厂、多少人和多少生意。

商业航天也是一样。火箭便宜了以后,问题随之浮现:为什么要把这么多卫星送上去?最后能进入多少现实产业?能够带来多少生产力和利润的提升,没有商业利润正向反馈的行业是否可持续?这些关切最终才是商业航天究竟能够做多大、走多远的决定因素。

笔者认为,商业航天的未来不在于狭窄的“火箭”领域及其回收复用,而是太空基础设施与世界最大制造业和应用场景结合以后产生的产业链,即“航天+产业应用场景”。

而恰恰到了这个层面,中国的比较优势会开始变得更加明显。如果只看火箭,中国今天仍然是在追赶世界最先进水平。但如果把竞争范围扩大到“航天如何进入实体经济”,中国就不再只是追赶者。中国有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有成熟的无人机产业,有庞大的手机、通信设备、物流、港口、电力和工业制造体系。未来一旦卫星通信和遥感能力能够以更低成本接入这些行业,商业航天的市场边界就会突然变大。

比如,一辆汽车出厂时就拥有卫星通信能力,这时候汽车就成了空间网络的终端;无人机在海洋、山区和偏远地区可以通过卫星直接联网,卫星通信就进入了低空经济;电网、油气管线和港口长期使用遥感数据,商业卫星就不再只是“拍照片”,而是开始参与工业系统的日常运行。

到了这一步,商业航天就不再只是一个少数火箭公司和卫星公司参与的小行业,而会慢慢变成一种基础设施。它会像通信网络、电力网络和云计算一样,嵌入越来越多产业。

中国商业航天真正值得期待的,也许正是这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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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中国商业航天产业版图(图源:36氪研究院)

没有必要自我锁定在

“复制SpaceX”的想象里

笔者并不赞成刻意淡化SpaceX的重要性,在可重复使用、工程管理、快速迭代、规模制造和商业闭环这些方面,SpaceX仍然是必须认真研究的对象。中国商业航天如果在这些方面追不上,很多后续设想都没有意义。

但学习SpaceX,却没有必要复制SpaceX的产业组织模式。中国新能源汽车早期也认真研究过特斯拉,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特斯拉都是整个行业最清晰的标杆。但中国新能源汽车最后真正形成竞争力,并不是因为出现了一个完全复制特斯拉的企业,而是因为整个产业链一起成长起来了。电池、整车、芯片、软件、充电设施和制造体系最后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条自己的路。

商业航天很可能也会经历类似的过程。开始的时候,我们当然会看SpaceX,看它怎样回收火箭、怎样降低成本、怎样部署Starlink;但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迟早要回到中国自己的工业条件上来。中国真正独特的资源是一整套庞大的制造体系和应用市场,进而产生了高度分工和充分协作所爆发出的国家级产业能力。

中国商业航天最终走出来的,就不会只是SpaceX的中国版本,而是自发生长出自有的产业逻辑:一些企业负责造火箭,一些企业负责造卫星,更多企业负责零部件、终端、数据和应用,最后让空间基础设施和中国庞大的工业制造体系慢慢接在一起。

SpaceX最了不起的地方,是把火箭、卫星和用户装进了一家超级巨无霸公司。当然,这一步,美国从1962年贝尔实验室首次发射通信卫星Telstar-1开始,商业航天已经深耕、试错、摸索了64年,国家(军队、NASA)、资本市场、超级企业家和民众都给了足够耐心。

而中国商业航天真正值得期待的,则是让太空真正进入中国的工业制造体系,实现航天+制造强国的赋能与增值。

但是中国的商业航天,大约历经10余年而刚起步崛起,需要国家(军队)孵化培育的风险投资和订单兜底、资本市场的耐心资本、超级企业家的情怀坚持、民众航天意识的逐步提高、航天应用场景的开发拓展与实际利润的反哺,而非想象价值叙事和资本的空转。

总之,中国的商业航天,需要时间和耐心。

本文作者

梅阳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助理院长、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美大战略与东亚安全、国防经济与军工复合体、先进技术创新与产业政策研究。

GBA Review 新传媒

校对|李 征

排版|许梓烽

初审|覃筱靖

终审|冯箫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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