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辽宁沈阳，91岁的高崇德病情已到末期。家人守在床前，老人神志时清时醒，嘴里反复念叨一句话：“我就是敌人一直在找的军火大盗。”子女听得一头雾水。母亲一生低调，晚年也很少谈往事，怎么临终之际，突然提起这样一个惊人的身份？
这句话并非胡言乱语。所谓“军火大盗”，是敌人当年对她的称呼。她拿走的不是私人财物，而是国民党控制下的枪支弹药，并设法把它们送到抗日力量手中。对敌人而言，这是盗窃军火；对抗日队伍而言，却是雪中送炭。
高崇德1904年出生于辽宁黑山县。她年幼时家境贫寒，父亲早早病逝，母亲独自抚养她和弟弟。那时候，农村女子很少有机会选择人生道路，能填饱肚子已经不容易，更别说谈理想。
可高崇德偏偏不愿安于命运。她下地干活，也帮母亲操持家务，性格逐渐变得坚硬果断。亲友催她早些出嫁，她却没有马上答应。在她心里，婚姻不能成为困住自己的绳索，外面的世道，更值得她去闯一闯。
1928年前后，东北局势日益紧张。张作霖遇害后，东北各地暗流涌动，反日情绪不断上升。吕正操当时在东北军中任职，活动于黑山县一带。听说部队招人，高崇德主动上门报名。
有人见她是女子，便劝道：“打仗是男人的事，还是回家吧。”高崇德没有争辩，只说：“国家有难，难道女人就只能站着看？”这份执拗打动了吕正操，她被留在部队，先从事后勤和联络工作。
她与吕正操后来结为夫妻。吕正操练枪时，高崇德常常站在靶场旁边观看。看得多了，她也想摸枪。吕正操起初不太赞成，认为军中生活危险，女子不必逞强。高崇德却一再要求，最终得到允许。
枪一到手，她很快显露出沉稳的一面。瞄准时呼吸平稳，扣扳机也不慌张，训练成绩并不输给男兵。有人称她是“团长身边的女神枪手”，这个称呼虽带着几分戏谑，却说明她已经赢得了部队的认可。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东北大片土地迅速沦陷。东北军执行不抵抗政策，许多官兵心有不甘。吕正操后来走上抗日道路，高崇德也没有留在后方做一名旁观者，而是参加抗日宣传，组织群众，联络各方力量。
她的特殊之处在于，既是军人家属，又熟悉部队内部情况，还能接触到一些普通人无法接触的关系。这样的身份，很快引起了地下工作者的注意。一名化名“王先生”的地下党员开始与她接触，向她介绍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群众路线。
高崇德并不是一开始就完全了解革命理论，但她看重的是实际行动。谁在组织抗日，谁在为民族存亡奔走，她心里有一杆秤。经过一段时间接触，她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也愿意承担更危险的任务。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吕正操没有按照上级撤退命令离开战区，继续坚持抗日，因此受到国民党方面怀疑。军统和地方势力开始对其家属施压，高崇德被捕后遭到审讯。
审讯人员反复追问吕正操的去向，以及抗日队伍的联络情况。她始终没有吐露关键内容。有人威胁她：“只要说清楚，就能少受罪。”高崇德回答：“该说的我会说，不该说的，一个字也没有。”这场牢狱之灾没有击垮她，反而让她更加坚定。
获释后，她没有躲起来过安稳日子。根据相关回忆，林伯渠曾通过地下关系与她见面，希望她利用自身条件，为抗日部队筹措枪械弹药。这个任务极其危险，军火库、运输线和守卫人员，任何一环出问题，都会牵连多人。
高崇德把目光放在国民党控制的军火仓库。她准备好现款，又借助熟悉军政关系的便利，以“调运前线物资”为名办理手续。守卫见到所谓上级口令和好处费，往往不会细究。就这样，一批批枪械、子弹被转运出去，悄悄送到抗日队伍手中。
这不是一次偶然的冒险，而是持续进行的秘密行动。她需要判断仓库守卫的习惯，摸清运输时间，还要安排接应人员。军火数量不能太大，否则容易引起怀疑；次数也不能太少，否则无法解部队燃眉之急。每一步，都在刀尖上行走。
纸终究包不住火。国民党方面发现库存与账目对不上，开始追查军火流向。高崇德得知风声后立即转移，途中遭到追捕，并发生枪战。她虽然脱身，却身负重伤，后来一度昏倒在逃亡路上。
此后，她隐姓埋名，辗转到延安一带，继续从事抗日宣传和联络工作。她没有留下完整的“传奇履历”，许多经历只存在于亲友回忆和零散材料中。也正因为如此，那个“军火大盗”的称呼，直到她临终时才重新被家人听见。
1995年，高崇德在辽宁病逝，享年91岁。她没有留下惊天动地的遗言，只把一段尘封多年的经历，用一句话说了出来。 geschnieg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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