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黑龙江一带的阳光村，村民发现孟同春常年不在家，独自住在山里的草棚中。那片山地种着罂粟，棚外挂满野鸡、狍子等猎物，怎么看都不像普通农户。
村民将他带回村里询问。没想到，孟同春很快说出一段埋藏多年的往事：“杨子荣，是我打死的。”
这句话一出，周围的人都愣住了。杨子荣牺牲已经近二十年，关于他的死因，部队档案和战友回忆早有记载。孟同春究竟是谁？他说的这句话，又有几分事实依据？
孟同春年轻时家境贫寒，常年进山打猎、采挖人参。东北山林辽阔，土匪、猎户、伐木工人彼此往来，他逐渐熟悉了山里的道路和各股匪帮。日子过得艰难，他动了歪念，改名“孟老三”，投进了座山雕的队伍。
孟老三不是核心人物，主要负责跑腿、送信和探听消息。但在土匪窝里，越是这种小角色，越容易接触到真实情况。他知道谁负责联络，哪条路通向山寨，也见过不少外人无法见到的场面。
1946年冬，海林一带匪患严重。模范村农会主席贾润福收到土匪信件，被要求在三天之内交出棉衣和白面，否则便要杀人。情况报到牡丹江军分区后，部队决定派侦察排长杨子荣带人摸清座山雕的藏身处。
杨子荣带着五名战士进山，没有穿军装，也没有摆出剿匪部队的架势。他们经过伐木工人的窝棚时，先用土匪黑话试探：“娘家失了火，想找小孩他舅舅。”
对方没有立即答话。杨子荣便耐着性子住下，装成走投无路的“山客”。几天后，窝棚主人终于承认自己与座山雕有联系，并派人把他们带往山中。
到了匪窝，杨子荣自称是“吴三虎”的手下，还故意讲起与解放军交火、兄弟伤亡的经过。他说得有鼻子有眼，既不急着表忠心，也不轻易露怯。座山雕生性多疑，却还是被这套说辞蒙住了。
有一次，座山雕问他：“你们到底想要什么？”
杨子荣答道：“山里人只求一条活路，三爷肯收留，兄弟们自然听话。”
正是这种带着江湖味的应答，让杨子荣逐步取得信任。随后，他抓住机会制服座山雕，完成了深入匪巢的关键任务。这场行动后来被广泛传播，杨子荣也因此成为东北剿匪战斗中的代表人物。
杨子荣原名杨宗贵，1917年出生于山东牟平。少年时期，他随父亲闯关东，先后做过船工、矿工。生活在社会底层，使他熟悉各色人物，也练出了能吃苦、敢冒险、善交涉的性格。
1943年，他因替工友出头与工头发生冲突，随后返回山东。抗战胜利后，他参加胶东军区部队，奉命前往东北，并在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东北接收初期，残余日伪势力和土匪交织，部队既要作战，也要侦察、劝降和争取群众。
座山雕被捕后，剿匪部队没有停下脚步。仅仅过了16天，杨子荣又奉命追击盘踞在闹枝沟一带的郑三炮匪部。孟老三也从座山雕队伍中逃脱，转而投靠郑三炮。
1947年2月23日，杨子荣率小分队进入闹枝沟附近。前一晚，战士们因缺少枪油，曾用猪油擦拭枪械。天气严寒，猪油凝结，突袭开始后，部分枪支无法正常击发。混战中，杨子荣胸部中弹，牺牲时年仅30岁。
关于开枪者，后来出现了孟老三自称“是我打死的”的说法。按这段流传的案情，他在1966年因异常生活方式被村民怀疑，面对盘问时主动交代了自己早年参加土匪、参与闹枝沟战斗的经历。
但在具体战斗中，枪声、人员位置和现场混乱，很难仅凭一个多年后的口供还原全部细节。能够确认的是，孟老三确曾在座山雕、郑三炮匪部中活动，并且与杨子荣牺牲前后的那场战斗有关。
郑三炮部被击溃后，孟老三再次逃脱。多年以后，他以农民身份生活，却仍保留着进山搭棚、打猎种植罂粟的习惯，最终因这些反常举动暴露。案件结局中，“我杀的”三个字，成了他留给这段往事最刺耳的一句供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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