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听着像埋怨，实际上却是惋惜。许世友和王建安都是红四方面军出身，早年参加过黄麻起义，后来又一同经历了战争年代的风雨。两人脾气都硬，做事都直，偏偏在一桩旧事上结下了多年的心结。
1937年，抗日红军大学开展有关张国焘问题的批判。部分红四方面军干部一时想不通，曾商议离开延安，到四川打游击。许世友参与其中，王建安起初也表示同意，回去后却改变了主意，将情况报告给了学校。
事情被迅速上报。1937年6月6日，延安最高人民法院高级军事法庭公开审理“许世友等人拖枪逃跑案”。许世友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半，王建安被判六个月，洪学智、詹才芳等人也受到不同程度处理。
这段经历改变了两人的关系。许世友后来始终敬重毛泽东，认为毛泽东在关键时刻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但对王建安的报告行为，他始终难以释怀。多年以后，两人在山东共事，见面很少说话，甚至同在一个院子里开会，也常常彼此避开。
有意思的是，真正让两人放下隔阂的，并不是一次谈心，而是一场硬仗。
1948年，华东野战军准备攻打济南。王建安原本准备调往华北，毛泽东却决定让他担任山东兵团副司令员，配合许世友作战。毛泽东清楚两人的旧怨，特意提醒王建安要顾全大局。王建安当即表示：“请主席放心，我一定协助许世友打好这一仗。”
济南战役于1948年9月16日发起，至24日济南全城解放，前后历时八天。许世友、王建安在战场上重新建立了信任。谭震林曾以“廉颇、蔺相如”作比，认为两位性情刚烈的将领，终于在济南城下完成了“将相和”。
王建安后来给人留下的印象，依旧是一个“不好相处”的人。他不热衷于经营关系，也不愿意用漂亮话掩盖问题。1955年授衔时，他因病在青岛休养，未能参加授衔仪式，次年补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坊间曾流传他因“骄矜自满”而被推迟授衔，但正规史料并无这一说法，健康原因更为可信。
他的职务也并非总在最高位置。建国后，王建安多次担任大军区副职，个别资历不如他的干部却走上了正职。有人替他抱不平，他反而发了火：“如果都把位子占着，那还要什么革命事业接班人？”
这不是客套话。王建安确实很少计较个人职务，却格外在意工作真假。1978年4月，他到一个被树为训练先进典型的连队检查，发现所谓好成绩竟是挑科目、藏弱项，甚至不让训练成绩差的战士出面。王建安当场批评有关干部，并向中央报告，指出弄虚作假平时或许能够蒙混，战时却可能付出生命代价。
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后，他仍保持这种作风。信访材料送到手里，他常常亲自阅看；涉及老战友、老部下的问题，也坚持如实反映。有人提醒报告中少写某位领导人的问题，他直接回道：“共产党员就是要敢说真话，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怕个鬼呀！”
这样的性格，难免得罪人。叶剑英曾告诉他：“有人向我告你的状了。”王建安笑着回答：“肯定是我批评过的那些人。”叶剑英随后主动与他合影，态度已经很明白：批评可以尖锐，但对这样坚持原则的人，组织并没有因此否定。
晚年的王建安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仍在各地调查研究。1980年，他在担任中央军委顾问期间外出考察累计达七十八天，向中央提交报告十二份，其中不少内容是揭问题、讲实情。
病重住院时，他反复交代后事：不办追悼会，不送花圈，不组织遗体告别，也不要通知生前好友，更不要请负责同志护送遗体火化。他还提出，遗体捐给解放军总医院，用于医学研究，骨灰撒回家乡土地。
1980年7月25日，王建安因病去世。家属依照遗愿办理后事，许多老战友直到8月4日《解放军报》刊登《赞丧事新风》，才知道他已经走了。陈锡联得知后打电话到王家，又把消息告诉许世友。
许世友听完，久久没有说话。那句“真招人恨”，骂的不是王建安无情，而是他连告别的机会都没有留下，连老战友想送他一程的心愿，也一并挡在了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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