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能快速崛起，德国专家给出看法：中国没覆盖全民族的宗教|中国|信仰|宗教|德国|民族

在西方观察者眼里，中国这几十年的变化实在有点＂看不懂＂。一个曾经在鸦片战争后被列强按在地上摩擦的农业国，用了不到八十年的时间，就把自己从一穷二白重新推回世界舞台的中央。国家统计局2026年2月28日发布的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40.19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5.0%。按购买力平价折算，中国经济总量在2025年占到全球的百分之十九左右。数字摆在那里，谁也绕不过去。

关于原因，海外的学者们研究了不少年。有人从体制入手，有人盯着人口红利，还有人翻遍了中国近代史。2025年到2026年之间，一位德国学者在公开评论里抛出了一个不太一样的角度：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快速崛起，一个常被外界忽略的深层原因，就是这个国家从来没有被某一种覆盖全民族的宗教所笼罩。这话乍听有点绕，细品却颇有意思。

要理解这位德国学者的判断，得先看看中国的信仰版图长什么样。皮尤研究中心和普渡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的多次抽样调查都得出过类似结论：中国大陆超过一半的人口并不明确归属于某一种建制化的宗教，剩下的人群则分散在佛教、道教、民间信仰、基督宗教、伊斯兰教等各种谱系中。国家依法承认的宗教共有五种，分别是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新教。这种散点分布，和一些国家全民信奉同一种教义的情形完全是两个画面。

翻开中国的老黄历也能看出些门道。祭祖是拜的，灶王爷是敬的，观音菩萨要拜，关公也要拜，家里老人生病还可能顺便去道观求个平安符。老百姓讲究的是＂心诚则灵＂，讲究的是＂举头三尺有神明＂，但从不把日子的希望全押在某一路神仙身上。信不信、信哪个，是自家的事情。这种散淡的态度背后，其实藏着一种朴素的实用主义：种地要看天，更要看人；吃饭得靠神保佑，更得靠自己下力气。

那位德国学者的观察，落在制度层面就更清楚了。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大通过的现行宪法，第三十六条写得清清楚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也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同一条款还规定，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这几句话看上去简单，分量却极重。它一方面把选择的自由交还给每一个个人，另一方面又把国家治理和宗教信仰之间的边界划得干干净净。国家依法运行，宗教在法律框架内活动，两条线彼此尊重，谁也不越界。这样一种安排，在历史上并不常见。

对比一下就能看出差异。中世纪的欧洲，教会几乎垄断了知识、教育和话语权，哥白尼的日心说要偷偷摸摸传播，伽利略甚至因为坚持科学观点被审判。就算到了近现代，一些地区依然被宗教纷争所拖累，教派冲突延续几百年，老百姓的生计始终难以安顿。中东、南亚的若干国家至今仍在为教派问题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

回头看中国的路径，从近代以来的社会改造，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再到2018年2月1日修订施行的《宗教事务条例》进一步细化规范，脉络其实一以贯之。国家给信仰留了空间，但不允许任何一种教义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更不允许境外势力借宗教之名插手中国内政。这种安排，才为经济建设、科技攻关、社会治理腾出了完整的操作空间。

一位德国学者从这里看到的，是一个庞大国家能够集中精力办大事的制度前提。信仰的问题归个人良心，公共治理的问题归国家和法律，两不相扰，各得其所。

说到底，一个国家能不能崛起，光看制度还不够，还得看老百姓愿不愿意干、能不能干。中华民族这几千年的性格，最鲜明的一条就是踏实。种地要种得深，吃饭要吃得饱，孩子要读得起书，老人要养得起老。这些朴素的期待，催生出的是一种＂不服输、不信邪＂的实干劲头。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一穷二白，勒紧裤腰带也要搞出＂两弹一星＂。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升空。那时候没有奇迹，只有一群人在戈壁滩上啃着馒头算数据。到了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载着杨利伟进入太空；2022年11月30日，中国空间站完成三舱组合体在轨建造。这些成果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一茬又一茬人干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