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我叫李大柱，在村东头住了四十年。去年春天，隔壁王老五拆老房盖新楼，一铲子就把我家院墙根给刨了。我拿尺子一量，好家伙，多占了我家一尺半的地。我媳妇急得直跺脚，我愣是摁着没让声张，就蹲在自家门口抽旱烟，看着他家一层一层往上码砖。等他那三层小楼封顶那天晚上，我摸黑拉了车水泥，在我俩家地界线上，砌了一堵窄墙。那墙紧贴着他家新瓷砖外墙，缝儿窄得连根针都插不进去。
第一章 地基线往我家挪了半米
这事儿得从去年清明后说起。那天我正蹲在院子里给月季花松土，就听见隔壁轰隆一声响。我探出头一瞧，王老五家那住了三十年的老瓦房塌了半边，尘土扬得跟起雾似的。王老五站在废墟跟前，叼着烟卷冲我咧嘴笑：“大柱哥，我家翻新，往后咱俩做新邻居。”
我当时还替他高兴。老王头是村里最早买拖拉机的人，这几年搞运输挣了钱，翻盖房子也是风光事。我端了杯茶递过去，问他宅基地手续办齐全没。他拍着胸脯说镇上批文都下来了，让我放心。
可第二天下午，我就觉出不对劲了。他家请的施工队用白灰在地面上画线，那条线明显往我家这边斜过来一块。我拿步子量了量，从我家正屋山墙往外数，原本该留出两尺的滴水檐空地，现在被白灰线吃掉了一大截。
我找了根竹竿，又翻出当年村里分宅基地的底单。那张纸都泛黄了，上面写着东西宽八丈四，南北长九丈六，我家东墙根外头那一尺半，确确实实是当年划给我家的。我把底单揣兜里，走到白灰线边上蹲下来看了半天。画线的工人不认识我，还冲我喊：“老哥，让让道，别踩着线。”
我没吭声，站起来回了屋。媳妇刘桂香正擀面条，看我脸色不对就问咋了。我说老王头那白灰线画得不对，占咱家地了。桂香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拉着我就往外走：“找他说理去，这可不是小事，宅基地寸土寸金的。”
王老五正在工地上指挥挖地基，瞧见我两口子过来，脸上堆着笑。我把底单递给他看，指着地上的白灰线说：“五哥，你这线画得往我家偏了一尺半，是不是搞错了？”
王老五接过底单瞅了两眼，又递还给我，掏出烟来递给我一支。我摆摆手没接，他就自己点上了，喷了口烟说：“大柱，你那张底单是八十年代的老黄历了。后来村里重新丈量过，每家都调了一点。你回去翻翻新本子，肯定不是这个数。”
我愣住了。村里重新丈量宅基地的事我咋不知道？王老五看我不信，拉着我往他家堂屋里走，从抽屉里翻出一张红色的宅基地使用证，指着上面画的图让我看。那张图上，两家之间的边界线确实画在他画白灰的位置。
我拿着那张证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总觉得不对劲。那图上的比例尺看着怪怪的，标注的数字也有些模糊。我问他这证啥时候办的，他说前年冬天。我心里咯噔一下，前年冬天我家门窗都糊了塑料布，从没见有人来丈量过。
从王老五家出来，桂香拽着我胳膊说：“他肯定糊弄咱呢。咱家啥时候被人量过？我天天在家，连个生人都没见着。”我点点头，但没急着闹。我在村里住了四十年，知道有些事闹早了反倒被动。
当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外头施工队走了，院子里安静下来，只听见墙根底下蛐蛐叫。我披了件衣服起来，打着手电筒到墙根底下照。我家院墙是二十年前我自己砌的，红砖青缝，拐角那地方我记得清清楚楚。现在拿手电一照，外头那白灰线离我墙根只剩不到一尺了。
我蹲在那儿抽了根烟，心里琢磨开了。王老五这人我从小认识，年轻时一块下河摸过鱼，交情不算浅。他这人爱面子，办事有时候粗糙，但不像是存心算计人的性子。可那白灰线挪过来是实打实的，底单上的尺寸也是实打实的，总不能是我眼花。
第二天一早，我骑车去了趟镇上的土地管理所。管档案的老周跟我认识，翻了半天台账，把我家宅基地的原始记录找出来了。档案上写得明明白白，东西宽八丈四，跟我手里底单对得上。我让老周帮我查王老五家的记录，老周说那得所长签字才行，不好随便翻。
我骑车回家的路上，心里有了底。但我也清楚，光有底单不够，王老五手里那张证看着也像真的。这中间肯定有猫腻，只是我还没摸着门道。
回到家，桂香正在院子里晾衣服。我跟她说底单没错，是老王头那边有问题。桂香把湿衣服往盆里一摔：“那你还等啥？咱去找村长评理！”我说再等等，现在他刚挖了地基，还没正式往上砌墙，要是现在闹起来，他把线一改就没事了，咱反倒落个计较的名声。
桂香瞪着我：“那你想咋样？等他墙砌起来再闹？那会儿可就晚了！”我没接话，拎着锄头去后院翻地去了。桂香在背后嘟囔，说我这人就是面团性子，捏扁了都不吭声。
其实我心里有自己的盘算。王老五家翻盖房子，请的是镇上最有名的包工头赵胖子。这人我打过交道，出了名的认钱不认理。要是现在去跟赵胖子说线画错了，他肯定向着王老五说话，钱都收了，难道还替你操心地界？我得等，等他们真把墙基砌起来，把砖码上去，到时候想改可就不是划线那么容易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趴在墙头上看隔壁的进度。挖掘机把地基槽挖好了，赵胖子带着工人开始下石脚。我拿着卷尺悄悄量过，他家墙基的外沿，比我家的老墙根往外整整多出来一尺半。那一尺半的地上原本长着我家的两棵香椿树，被挖掘机连根带土铲了个干净。
桂香心疼那两棵树，念叨了好几天。那香椿是春天掐头拌豆腐的好东西，种了七八年了。我说树没了还能再栽，地没了可就真没了。桂香说你知道急，那你怎么不去找村长？
我说找村长没用。村长马德贵跟王老五是表亲，这事村里谁不知道。我去找马德贵，他能向着我说话？桂香不吭声了，她也知道这层关系不好办。
但我留了一手。那天镇上老周帮我查档案的时候，我偷偷用手机拍了照。底单上的尺寸、编号、盖的章，都拍得清清楚楚。我还特意翻了翻手机日历，把王老五说他办证的时间记了下来。前年冬天，腊月里下大雪那几天。我记得那阵子村里确实来过一拨人，说是搞什么地籍调查，但只是在村委会门口贴了张告示，没人挨家挨户进门量地。
我心里越来越有谱了。王老五那张证，八成有水分。
工地上干得热火朝天，墙基一天比一天高。桂香天天催我去闹，我天天说不急。有天晚上她真急了，把碗往桌上一顿：“李大柱，你是不是怕王老五？他比你高一头你就怂了？”我说不是怕，我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
桂香问什么时机。我说等他垒到窗台高的时候。
她不明白，我也没多解释。我心里想的是，墙垒得越高，改动起来动静越大，王老五付出的代价就越高。到时候他自己会掂量，是为了一尺半的地把半面墙拆了重砌，还是坐下来跟我好好谈。
但我算漏了一件事。王老五比我狠，他压根没打算跟我谈。
第二章 明着来怕伤和气我忍了
墙基砌完那天，赵胖子的施工队开始往上垒砖墙。我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搬个小马扎坐在院里石榴树底下，隔着墙头看他们干活。工人们手底下麻利，砖一排排码上去，灰缝勾得笔直。我攥着卷尺的手心里全是汗。
我观察了三天，摸清了赵胖子干活的规律。他每天下午四点准走，说是去镇上接孩子放学。工人里头有个姓刘的老师傅，是专管放线的，每层墙砌之前都得他先弹墨线。刘师傅有个习惯，弹线之前爱蹲在墙根底下抽根烟，把图纸摊在膝盖上看半天。
第四天下午，我拎着瓶二锅头和半斤猪头肉，蹲在了墙根底下等着。刘师傅果然过来了，瞧见我冲我点点头。我把酒肉往他跟前一推：“刘师傅辛苦，喝两口解解乏。”他推辞了两下，架不住我热情，拧开瓶盖抿了一口。
喝到第三口，我指着墙根那条白灰线问：“刘师傅，你们这墙就照这条线砌到底了？”刘师傅嚼着猪头肉含糊应了声。我说我咋记得当年分地的时候不是这么分的呢。刘师傅把图纸掏出来指给我看：“这是东家给的图纸，我们就照着干，别的不过问。”
我凑过去看那张图纸。上面画得清楚，整栋楼的轮廓线往外扩了一块，跟我家老墙中间那条缝窄得几乎看不清。我指着那缝说：“刘师傅你瞧，这缝留得是不是太窄了？两家房子挨这么近，以后下雨排水都成问题。”刘师傅咂了口酒：“东家说就这么干，咱干活的不操那心。”
从刘师傅嘴里没套出什么有用的，但我更确定了一件事——王老五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把墙砌到我家跟前来。图纸是设计好的，批文是准备好的，连施工队都是按着新尺寸干的。我手里那张底单，在他眼里怕是早就作废了。
桂香看我每天跟工人们套近乎，还以为我开窍了要找人说道说道。结果我天天回来就是闷头抽烟，啥实质性进展没有。她终于忍不住了，有天晚上把电视机一关，站在我面前：“李大柱，你跟我说句实话，这宅基地你到底要不要了？”
我说要。
“那你到底想咋办？”桂香眼睛红了，“你知不知道咱家东边那一尺半地，按现在镇上宅基地的价，值多少钱？够咱儿子上一年大学的！”
我掐了烟。儿子李小明在县一中上高二，正是花钱的时候。桂香这话戳我心窝子了。
第二天一早我没去隔壁盯着，骑车去了趟县城。我找了我的发小周明，他在县司法局当司机，开车接送领导，对政府部门门清。我把事情前前后后跟他说了一遍，还给他看了手机里的照片。周明皱眉头想了半天，说这事儿得先确权。你手里有底单，他手里有红本，到底哪个算数，得看土地管理部门怎么说。
周明帮我约了土地管理所的一个办事员吃饭。那人姓孙，三十多岁，说话挺客气。看了我的底单照片后说，这种情况在农村不少见，历史上丈量标准不一，后来确权登记的时候有些村图省事，按现状登记，谁家的房子在哪儿就登在哪儿。久而久之，盖得早的反而吃亏。
我问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孙办事员说两条路，一是行政调解，找村里和镇上来人重新丈量认定；二是走法律途径，提起确权诉讼。行政调解快但结果不一定公正，打官司公正但费时费钱。
从县城回来我琢磨了一路。行政调解这条路，村长马德贵是王老五的表亲，村里调解能向着我？镇上来人倒是公正，可王老五手里那张红本要是真登记过的，镇上也未必能改。打官司就更别提了，搭进去时间精力不说，还得请律师，哪样不花钱？
回家桂香问我咋样了，我把情况说了。桂香听完坐在床沿上半天没动，最后说了句：“怪不得你不出声，原来绕来绕去都绕不过他。”
但我心里有了个新主意。既然行政调解和打官司都有麻烦，那我就换个路数。我决定先不吭声，让王老五把楼盖起来。等他楼盖好了，里里外外装修完了，我再跟他算这笔账。到那时候墙是死的，地是活的，他总不能把楼拆了重盖。他不想拆，就得跟我谈，谈就得有让步。
这主意说不上高明，但我觉得靠谱。王老五盖这栋楼花了多少钱我打听过，光工钱就好几万，料钱更不用说。他要是为了那一尺半地跟我掰扯到底，把楼拆了重建，损失的可就大了。到时候他自然得掂量掂量，是花钱买清净合算，还是跟我死磕到底合算。
我拿定主意，就把这想法跟桂香透了底。桂香听完愣了半天，末了叹了口气：“你这是一肚子坏水憋着不说，我还以为你真怂了呢。”我说这不是坏水，这是策略。她不置可否，但看得出来心里稍微踏实了点。
接下来的日子，我彻底不盯着隔壁看了。王老五家的楼一天比一天高，我该下地下地，该喂鸡喂鸡。有时候王老五在工地上看见我，还主动打招呼：“大柱，等楼盖好了请你喝酒。”我就笑笑：“行，到时候一定去。”
表面上和和气气，背地里我一直在算日子。从挖地基到封顶，正常速度得两三个月。我算了算，大概到秋天，他家楼房就该上梁了。那时候我再出手，正好是火候。
但是事情没我想的那么顺。
那天下着小雨，我正在屋里擦锄头，就听见外头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村西头的张老栓。张老栓七十多了，是村里辈分最高的人之一，平时不怎么跟人来往。他拄着拐棍站在门口，雨水顺着帽檐往下滴。
我赶紧把他让进屋。张老栓坐下来，第一句话就问：“大柱，你家东边那块地的事，你打算就这么算了？”我愣了一下，不知道他咋知道的。张老栓摆摆手说：“村里就这么大，谁家墙根底下动了土，还能瞒得住我？”
我没瞒他，把前因后果和我的打算都说了。张老栓听完沉默了好一会儿，磕了磕拐棍说：“你打算等他盖完了再闹，这主意不能说错。但你得想清楚一件事——王老五那张证要是真办下来的，你就算等他盖完了，也拗不过那张纸。”
我说我手里有底单。张老栓摇摇头：“底单是底单，红本是红本。镇上的档案要是跟他红本对得上，你就是告到天边去也没用。”
我心里一紧。张老栓说得有道理，光靠底单不够，得想办法把王老五那张证的底细摸清楚。我问张老栓有没有门路。张老栓想了想说，他有个外甥在县档案馆上班，兴许能查到点东西。
那天晚上送走张老栓，我坐在院里抽了好几根烟。桂香问我张老栓来干啥，我说来给指路的。桂香说啥路，我说找证据的路。
第二天我拎了两只老母鸡去了张老栓家。张老栓没要鸡，但答应帮他外甥打个电话问问。过了三天，张老栓捎话来，说他外甥查了，前年冬天县里确实搞过一批宅基地登记，但那份原始材料里头，王老五家的登记表上写的是老尺寸，不是新尺寸。也就是说，王老五手里那张红本上的新尺寸，是后来改过的。
这个消息让我心里更有底了。但同时也让我更清楚了，王老五这事儿是预谋好的，不是糊涂弄错的。他要的，就是我家那一尺半地。
我蹲在院子里，看着隔壁越垒越高的砖墙，心里那根弦绷得越来越紧。桂香从堂屋里出来，拿件外套披在我肩上：“天凉了，别在外头坐着。”我握住她的手说：“没事，我心里有数。让他盖，盖得越高越好。”
桂香低头看着我，半晌说了句：“大柱，你变了。”我说我哪儿变了。她说你以前遇事恨不得当场就炸，现在学会了憋着。我说憋着不是怕事，是憋着劲头等时候。
隔壁工地上传来工人吆喝的声音，一块楼板被吊车吊起来，轰隆一声搁在了二层的横梁上。那声音闷闷的，像擂在我心口上。
第三章 我帮他算了一笔账
王老五家的楼封顶那天，村里来了不少人看热闹。三层小楼，外头贴着白瓷砖，楼顶还安了个不锈钢水箱，太阳底下一闪一闪的，确实气派。王老五在楼下摆了四桌酒席，请了施工队和帮忙的邻居，我在家里隔着墙头闻见了炖肉的香味。
桂香从菜园子回来，手里掐了把葱，嘟囔着说：“盖那么高，把咱家院里的太阳都挡了。”我抬头看了看，确实，下午两点钟刚过，我家院子里就没了阳光，那棵石榴树正好被阴影罩住。往年这时候石榴该红透了，今年看着稀稀拉拉的，结不了几个果。
我拍拍手上的土，跟桂香说：“你包点饺子，等会儿我端过去。”桂香瞪大眼睛：“你还去给他送饺子？”我说送，他请酒席我没去，送盘饺子过去算是礼数。桂香不情不愿地包了二十个猪肉白菜饺子，我拿碗装了，用布盖上，端去了隔壁。
王老五正端着酒杯跟赵胖子碰杯，看见我来了，赶紧站起来：“大柱哥，你咋才来？快坐快坐。”我把饺子放在桌上：“家里包的，你尝尝。”他揭开布看了看，笑得满脸褶子：“嫂子手艺好，这我可就不客气了。”
酒过三巡，同桌的人都喝得脸红脖子粗。赵胖子拍着王老五的肩膀说：“五哥，你这楼盖得漂亮，村里头一份。等装修完了，再买套红木家具，那就是别墅了。”王老五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嘴上谦虚：“哪里哪里，就图个住得宽敞。”
我在旁边听着，一直没提地的事。等宴席散了，帮忙的邻居都走了，工人们收拾工具也撤了，院子里只剩我跟王老五两个人。他靠在新砌的墙根底下抽烟，我蹲在院门口的石墩上。
“五哥，”我开口了，“你这楼盖好了，我替你看看账。”
王老五愣了一下：“看啥账？”
我掰着指头跟他算：“你这楼占地，长宽我都量过。按镇上现在的行情，一平宅基地转让价大概三千出头。你多占我家那一尺半，折下来大概三平米，值一万块钱出头。但这是地价。”
我顿了顿：“你盖楼的工钱料钱，加上装修，少说也得二十五万。这楼盖都盖了，要是因为地基问题被认定违章，到时候整改通知下来，你拆还是不拆？”
王老五脸上的笑僵住了，烟夹在手指间半天没动。他看着我，声音低了下去：“大柱，你这话啥意思？”
我站起来，拍了拍裤腿上的灰：“没啥意思。就是觉得咱两家做了这么多年邻居，为了一尺半的地闹得不好看，不值当。但你得让我看见你的诚意。”
王老五脸色变了又变，最后挤出个笑：“大柱，那地界是量过的，有证的……”
“你有证，我也有底单。”我没让他把话说完，“底单上的尺寸清清楚楚，你那红本上的尺寸是后来改的。前年冬天县里登记的原表我都看过了，你家的宽还是老尺寸。”
这话一出口，王老五脸上的笑彻底挂不住了。他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烟头烧到指头缝才猛地甩了甩手。他掐了烟，走到我跟前，压低声音说：“大柱，咱俩从小光屁股长大的，你非要跟我较这个真？”
我说：“五哥，不是我较真。是你先把线画到我家里来的。”
那天晚上回去，桂香问我怎么样。我说我把话挑明了，看他怎么接。桂香叹了口气：“你这一算账，他怕是把你当仇人了。”我说当就当吧，反正这地我不能再让了。
果不其然，从第二天起，王老五看见我就像没看见一样。以前还点个头，现在直接扭头走。我毫不在意，每天照常过日子，只是多了件事——拿手机拍隔壁的楼。正面拍、侧面拍、俯拍，连墙根底下那条夹缝我都拍了特写。这些照片存在手机里，准备随时能用。
过了大概一礼拜，村长老马找上门来了。马德贵端着个紫砂壶，笑呵呵地进了我家的门：“大柱啊，听说你跟老五闹了点不愉快？”
我说没啥不愉快，就是地界上的事还没说清楚。马德贵喝了口茶：“这事儿我听老五说了。他那证是正规办的，你手里那张底单是老黄历了，现在讲究依法依规，以新登记为准。”我说马叔，那新登记的时候量过我家的地吗？马德贵脸上的笑顿了顿：“大柱，你别钻牛角尖。为了一尺半的地，搞得两家鸡飞狗跳的，值吗？”
我笑了笑：“马叔，这话你应该去跟老五说。是他把墙砌到我家的地上，不是我砌到他家的地上。”
马德贵走了之后，桂香埋怨我说话太冲：“村长都上门了，你就不能软和点？”我说软和不了。我要是一软，那一尺半就真没了。
其实我心里清楚，村长来只是打个前站。王老五真正的手段还在后头。
果然，过了两天，镇上来了两个人，穿着制服，拿着本子，说是查宅基地使用情况。他们先去了王老五家，待了半个钟头，又转到了我家。领头的是个年轻人，态度倒是客气，问我家的宅基地证在哪。
我把底单翻出来给他们看。年轻人翻了翻说：“叔，你这底单太老了，现在统一用新版使用证。你要是有异议，可以申请重新丈量。”
我说那行，我申请。年轻人给了一张表让我填，说填好了交到镇上，会安排人来量。
这事表面上看是个好事，但我心里清楚，这是王老五托的关系在探我的底。他让镇上的人来看我手里有什么东西，再决定下一步怎么走。
我跟周明通了个电话，把情况说了。周明在那边笑了半天：“大柱，你这是跟人玩上兵法了？人家探你底，你将计就计真填表？”我说不填白不填，反正丈量是迟早的事。周明说那你填的时候留个心眼，丈量申请上要写清楚“依据原始底单提出异议”，把时间节点也写明白，这样以后万一走程序，时间线上不吃亏。
我按周明说的把表填了。交表那天在镇上碰见了王老五，他正从土地管理所出来，手里攥着个档案袋，看见我脚步顿了一下。我俩隔着条马路对望了两秒钟，谁都没说话，各走各的路。
回家的路上我骑在自行车上想，这事儿走到现在，表面上看我还是按兵不动，实际上每一步都踩在点上。王老五找村长、找镇上的人，都是在给自己找台阶。他知道理亏，但他不想退。
那就看谁能撑到最后了。
四月里下了一场大雨，我半夜起来检查院子里的排水沟。走到东墙根底下的时候，手电光照见隔壁楼上的雨水顺着墙皮往下淌，哗哗地全灌进我家院里来了。他家楼顶的排水管没装好，雨水往低处流，正好冲着我家的菜地。
第二天早上菜地里的黄瓜秧全倒了，泥汤子漫了一片。桂香气得直跺脚，拿铁锹把排水沟往外挖了挖。我在旁边看着，忽然想到一个主意。
我找了张纸，把昨天的雨量、水淹的位置、菜地的损失，全记了下来，拍了照片。然后去敲了王老五家的门。开门的是他媳妇李春华，我问五哥在家没，她说去县城进货了。我把手里的纸递给她：“春华嫂子，你家楼顶的排水管没装好，昨天雨水全灌我家菜地了。这是记录和照片，你跟五哥说一声，抓紧修修。”
李春华接过那张纸看了看，脸色有点不自然：“大柱哥，这……为这点事你还记下来啊？”我说不是记仇，是留个底。万一以后有啥纠纷，说话有凭据。
李春华没说什么，把纸收了。
我心里很清楚，这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我要的就是这种记录。一点一点攒，攒到王老五自己觉得肉疼为止。
隔壁的楼已经安了门窗，开始做内装了。电钻的声音嗡嗡响，吵得人脑仁疼。桂香说受不了，想去娘家住几天。我说你去吧，我留下来守着。
桂香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院子里，瞅着隔壁那栋气派的三层楼，再看看我家住了几十年的老平房，心里头说不上来什么滋味。王老五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我家还是老样子。可就算这样，凭啥他就能占我的地呢？
我拿手机翻了翻相册里存的那些照片，底单、档案、白灰线、地基槽、排水淹地，一张张存得整整齐齐。再加上今天递给李春华的那张“证据”，袋子里的东西越来越多。
王老五大概以为，我不声不响就是怕了他了。他不知道，我在等他自己把尾巴露得更长一点。
那天晚上，隔壁的灯亮到很晚。我从窗户缝里看见王老五站在他家二楼的阳台上抽烟，脸朝着我家这边。黑夜里看不清他的表情，但那个方向让我心里明镜似的——他也一直在盯着我。
第四章 墙要慢慢砌才立得住
麦收之后，我正式开始了我的计划。
那天一早我就把院里那堆存了好几年的红砖翻了出来。砖是前年翻修猪圈剩的，码在角落里的破塑料布底下，上头落了厚厚一层灰。我拿水冲了冲，挑出完好的码在独轮车上，一车一车推到东墙根底下。
桂香从娘家回来了，看我搬砖先是纳闷，后来明白过来我要干啥，站在门口看了半天没说话。最后她走过来帮我把砖从车上卸下来，小声问了一句：“你真要砌？”
我说砌。不砌墙，他们永远不知道地是谁的。
我砌墙选的位置很讲究。墙基线紧挨着王老五家新楼的外墙瓷砖，半点空隙不留。我家东边原本有堵老围墙，是二十年前我亲手砌的，后来王老五盖楼把墙基占了，那堵墙就剩了半截。现在我在那半截墙的基础上，往北延伸，一直砌到他家楼前头的院门位置。
说是墙，其实也不高，只砌到我腰那么高。窄窄的一道，连水泥柱子都省了，就是码砖、抹灰，一层层往上摞。我干活慢，一天也就码个两三行，但每一块砖的位置我都用水平尺校过，笔直笔直的，跟他家瓷砖墙贴得严丝合缝。
第一天动工，王老五没在家。他媳妇李春华从楼里探出头来看了看，没吭声。第二天我接着砌，李春华出来晾衣服，看了好几眼，还是没说话。第三天下午，王老五回来了。
他推着摩托车进了院门，一眼就看见了我家墙根底下新砌的那道窄墙，脚步顿住了。他站在那儿看了足足有两分钟，把那道墙从南看到北，然后转头看我。
我正在和水泥，抬头跟他对上眼。他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就那么盯了我一会儿，把摩托车推进院子，上楼去了。
桂香在屋里看得紧张，拽我袖子说：“他咋没说话？”我说他要是说话就不好办了，不说话说明他在琢磨。
果然，当天晚上王老五就来敲门了。
他手里拎着瓶酒，进门往桌上一放，笑笑说：“大柱，我弄了瓶好酒，咱哥俩喝两盅。”我搬了凳子让他坐下，桂香去厨房炒了两个菜端上来。酒倒上，王老五抿了一口，咂咂嘴说：“大柱，你今天砌那堵墙，是什么意思？”
我说没别的意思，我家东墙根那半截老墙塌了，我补一补。
王老五放下酒杯：“大柱，你补墙补到我家楼跟前了，贴着我的瓷砖缝砌的，这不太合适吧？”
我笑了笑：“五哥，你说反了。你那楼盖的时候挨着我的墙根砌的，我的新墙不过是顺着老墙的位置补起来。要说不合适，你当初画线的时候就不合适。”
王老五脸沉了沉，把酒杯往桌上一顿：“大柱，咱说句实在话。你那堵墙要是砌起来，我车就进不了院了。你让我以后日子怎么过？”
我端起酒杯也抿了一口：“五哥，你盖楼的时候多占那一尺半，我没拦着。如今你楼盖好了，我在自家地上砌道墙，你车进不了院，那是你当初没留够道。这事儿赖不着我。”
王老五盯着我看了半晌，忽然叹了口气：“大柱，你变了。以前的你不是这样的。”
我说人都会变。被人占了地还不吭声的那是傻子。
那晚的酒没喝透，王老五剩了大半瓶拎回去了。桂香收拾桌子的时候说：“我看他有点急了。”我说急了好，急了就说明他意识到这墙不是闹着玩的。
接下来几天我继续砌墙。砖不够了，我又去镇上买了一车。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和水泥，一干就是大半天。村里有人路过看见了，有的停下来问两句，我就说是补院墙。也有人看出来门道了，摇头笑笑走了。我不管别人怎么看，手上的活一天没停。
王老五那几天没露面，但我知道他在楼上盯着。有好几次我抬头的时候，都看见他家二楼的窗帘动了一下。他在看，看我能把这墙砌到什么程度。
墙砌到一半高的时候，李春华端了杯茶出来递给我：“大柱哥，歇歇喝口水。”我接过来喝了一口，她站在旁边搓着围裙角说：“大柱哥，你跟我们老五的事，我也知道一些。他是糊涂，当初不该把线画错了。可你看这楼都盖起来了，为那点地闹成这样，是不是……”
我打断她：“春华嫂子，这话你去跟老五说。不是我要闹，是他在我地上盖了楼。”
李春华张了张嘴，没再说下去，转身回去了。
说实话，我心里也不是没有过犹豫。砌墙那天晚上我躺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起小时候跟王老五一块放牛、一块下河游泳的日子。几十年的交情说翻就翻，搁谁心里都不好受。可我又想，那交情是他先不顾的。他挖地基的时候但凡跟我说一声“大柱哥，我那线画宽了，你看怎么办”，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
他没说。他选择了偷偷摸摸把红本改了，把墙砌了，把我的香椿树铲了。
这口气我咽不下去。
墙砌到第三周的时候，高度到我胸口了，长度贯穿了整条东墙根。我从院子里看过去，那堵窄墙像一条灰色的蛇，紧紧贴着王老五家崭新的白瓷砖墙，从南边一直延伸到北边他家的院门口。他家的摩托车现在要从院门进来，得拐个几乎直角的弯，稍不留神就会蹭到墙。
我站在墙跟前看了看，对桂香说：“差不多了。”桂香问啥差不多了，我说等他来找我谈，火候到了。
果然，第二天下午，王老五让赵胖子来了。
赵胖子是开着皮卡车来的，一下车就笑呵呵地冲我招手：“大柱哥，忙着呢？”我把手里的瓦刀放下，在裤子上擦了擦手。赵胖子递了支烟过来，我没接，他就自己叼上了：“大柱哥，这墙砌得不赖嘛，笔直笔直的。”
我说凑合吧，比你们砌楼的差远了。
赵胖子嘿嘿笑了两声，凑近了压低声音说：“大柱哥，五哥托我问问你，这墙你打算砌多高？”我说不一定，看心情。赵胖子又笑：“大柱哥，你这就没意思了。咱都是实在人，有啥想法你直说，我替你传个话。”
我想了想，伸出三根手指头。赵胖子愣了一下：“三米？”我说不是，三万。赵胖子脸上的笑收了收：“大柱哥，这价……”我说你回去告诉老五，我不是要钱，三万是照着你家楼多占的面积折的价，算个公道数。他要是不愿意，咱就按规矩来，申请丈量、行政复议、打官司，路子我都探好了，走哪条都行。
赵胖子夹着烟的手顿了顿，点了点头说行，话我给你带到。
赵胖子走的时候，桂香从屋里出来问我说啥了。我说我给老五报了个价。桂香问多少，我说三万。桂香吸了口气：“他肯给？”我说他最好肯给。不肯给的话，那墙我就接着往上砌，砌到三层楼那么高。
其实我说三万并不是真想跟他做买卖。宅基地是集体的，个人私下转让不合法。我要的是王老五自己认错，让他明白这事他有理亏的地方。至于钱不钱的，那只是个说法。
但我心里明白，王老五不会轻易掏这三万。他是个精打细算的人，每一分钱都算得清楚。三万块钱对他来说不是小数目，他宁可跟我耗着也不会痛快掏出来。
果然，赵胖子走了之后一连半个月没动静。隔壁王老五照常进进出出，摩托车拐弯的时候不小心蹭了墙，留下一道黑印子，他下来看了一眼，没吭声推车走了。
他不找我，我也不找他。每天该干啥干啥，菜园子里的豆角该搭架了我就搭架，鸡圈该修了我就修。那堵墙就立在那儿，每天早上起来看一遍，晚上睡前再看一遍。它立在两家的缝隙里，越来越像一道伤口上的痂。
但我清楚，痂底下的事还没完。
第五章 半夜砌墙天亮落了灰
真正让我下定决心的，是那天早上下地的时候。
头天晚上刮了大风，把我家院子里晾的衣服吹了一地。我早起拾掇的时候，发现那堵刚砌好的窄墙上头，落了一层灰白的粉末。我用手一摸，黏糊糊的，闻着有股石灰味儿。
我抬头看了一眼隔壁的楼。他家二楼窗户开着，窗框上沿新抹的水泥还没干透，正往下掉渣。这一看我就明白了——王老五趁我晚上睡着了，连夜把他家窗户上面的水泥台往外扩了一截。那一截正好伸到我家墙的正上方，以后下雨，雨水顺着水泥台往下淌，全淋在我的墙上。时间一长，墙基非泡烂不可。
桂香端着洗脸盆出来，看见墙上的白灰也明白了，气得脸都白了：“他这是要毁了你的墙！”我把墙上的灰擦干净，拍了拍手说：“他越是这样，越是说明我那堵墙让他难受了。”
那天上午我没干活，骑车子去了趟张老栓家。张老栓正坐在院门口晒太阳，听我说完王老五连夜扩窗台的事，眯着眼睛想了半天。他说：“大柱，你现在面临一个选择。一是跟他硬碰硬，把他扩出来的窗台敲了；二是继续忍，等他自己玩脱了。”
我问什么叫玩脱了。张老栓说：“他扩窗台，那属于加建。加建有没有手续？没手续的话，你拍下来往镇上一报，够他喝一壶的。”我说上次我去镇上申请重新丈量，已经交表了。张老栓点点头：“那就等。等镇上派人来量，量完了自然有个说法。他要是在量之前还偷偷摸摸改东改西，到时候都是证据。”
从张老栓家出来，我心里亮堂多了。但我没打算光等着。当天下午，我把那堵墙又往上砌了一层。新砌的砖顶着他家新扩的窗台底部，严丝合缝地卡进去，他那个水泥台的下沿本来悬空，现在被我的墙顶住了，他想再往外扩都不可能了。
砌完那层砖，我掏出手机拍了照片，把窗台扩出来的尺寸也量了记在本子上。然后把照片发给了周明。周明很快回了消息：“留好，都是将来申诉的凭证。”
王老五大概是没想到我会来这么一手，那天晚上我听见他家二楼传来摔东西的声音，哐当一声闷响。桂香在屋里听见了，悄悄跟我说：“他急了。”我嗯了一声，心里反而踏实了。
急了的王老五开始行动了。
第二天一早，村长老马又来了。这次他没端紫砂壶，脸色也不太好看。进了院子看了那堵墙一眼，皱着眉对我说：“大柱，你这墙越砌越高，两家的路都堵死了。你现在把它拆了，我让老五把窗台缩回去，这事就算过去了。”
我看着老马说：“马叔，你让我拆墙可以。你让老五先把他占的那一尺半地退出来。地退了，我墙就拆。”
老马脸色更难看了：“大柱，你这就犟了。宅基地的事你说不清的，他有证你有底单，扯来扯去扯不出结果。你现在把墙一拆，两家和和气气的，多好。”
我说马叔，和和气气不是一方忍着。你要是能让老五把他那红本上多出来的尺寸改回去，我二话不说今天就拆墙。
老马拍了下大腿：“你这人咋这么轴呢！”说完转身走了。
桂香在屋里听着，出来说：“又把村长得罪了。”我说得罪就得罪，村长要是真公正，就该一碗水端平，不是只压我拆墙。
那天下午，我又往墙上砌了一层砖。砖是早上刚买的，灰浆和得稠，码得比前几天都快。我知道，老马来过了，王老五下一步肯定还有动作。我得在他动作之前，把墙砌到让他彻底没法忽视的高度。
果不其然，隔了一天，镇上那个姓孙的办事员给我打电话，说我的丈量申请批下来了，后天有人来实地量地。让我在家等着。
我挂了电话，在院里站了好一会儿。桂香问咋了，我说镇上要来人了。桂香脸上露出喜色：“终于要量了？”我说嗯，但量了不一定结果就对我有利，得看人家怎么认定。我心里最担心的其实是王老五那张红本。万一镇上认定他的红本有效，我这墙砌得再高也没用。
但我也做了准备。我翻出手机里存的那些照片，底单、白灰线、地基槽、扩窗台，一张一张整理好。又找了个塑料袋把底单原件装起来，放在贴身口袋里。该准备的都准备了，就看后天上门的怎么量。
量地那天是个晴天。早上八点多，镇土地管理所来了两个人，一个拿皮尺的一个拿本子的，还有一个人让我意外——王老五也在场，后面还跟着赵胖子。他站在自己家楼门口，双手抱胸，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拿皮尺的是个中年人，姓吴，大家都叫他吴师傅。吴师傅先在院子当中站定了，掏出工作证给我和王老五看了看，然后把一张测绘图摊在院里的石桌上。那张图上标着两家的坐标点，都是按老底单画的。吴师傅指着图说：“今天按原始底单和现状对照测量，公平公正，你们两家都看着。”
量到东墙根的时候，吴师傅拿皮尺从我家老山墙往外拉，拉到王老五家新楼外墙，读数出来，比底单上多了一尺半。吴师傅在本子上记下来，又量了第二遍，还是那个数。
吴师傅抬头问王老五：“王老板，你家的使用证上是多少尺寸？”王老五从口袋里掏出红本递过去。吴师傅翻开来看了看，又对着图上比对了一会儿，皱着眉没说话。
旁边记数据的年轻人凑过来看了看，低声跟吴师傅说了句什么。吴师傅点点头，把红本还给王老五，对我说：“李大叔，今天是初步测量，数据先记着，回去还要核实原始档案。到时候给你们两家都出结果。”
王老五接过红本的时候脸色不太好看。他大概以为镇上来量了就能给他撑腰，没想到吴师傅看了他的红本之后那个皱眉头的表情，让他心里没底了。
量完了地，吴师傅和年轻人收拾东西走了。王老五站在他楼门口没动，我蹲在院子里收拾卷尺。两家人隔着那道窄墙，谁都没说话。
但我心里跳得厉害。吴师傅刚才那个表情我看见了。他那表情的意思多半是——王老五那张红本上的尺寸跟原始档案对不上。
晚上桂香炒了四个菜，还特意开了一瓶我藏了挺久的酒。她端着酒杯跟我说：“大柱，这回有希望了吧？”我说有希望，但没到最后谁也不知道。桂香说你这人就是太稳了，该高兴的时候也不高兴。
我说我不是不高兴，是怕高兴早了。王老五这人不会轻易认输。今天量地他没占到便宜，接下来肯定还有动作。
果然，几天之后，事情又有了变化。
那天我去镇上买水泥，路过村委会门口的时候，看见告示栏里贴了张新的通知。上头写着，根据最新的宅基地使用情况登记，部分户主的实际占地与登记不符的，需要限期整改。落款是镇土地管理所。
我凑近了一看，通知的日期是三天前。也就是说，吴师傅量完地回去之后，镇上就发了这张通知。虽然没点名，但我知道这八成是针对王老五家的情况来的。
我站在告示栏前看了好一会儿，心里那块石头终于落下来一半。
回到村里，路过王老五家门口的时候，我看见他正站在院子里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脸上的表情很不好。他媳妇李春华站在旁边，眼圈红红的。我没停步，推着自行车慢慢走过去了。
回到家，桂香正在院子里择菜。我把镇上贴通知的事跟她说了，她攥着菜的手停住了：“真的？”我说真的。她猛地站起来，围裙都没摘，就去那堵窄墙跟前站着，伸手摸了摸砖面，嘴里念叨着：“这回该认了吧……”
我靠在门框上看她摸着那堵墙，心里说不上来什么滋味。这堵墙砌了一个多月，从最初贴着瓷砖缝的一层砖，到现在齐胸高的窄墙，每一块砖都是我亲手码的。它像一道沉默的脊梁，撑住了我家被人侵占的那一寸一寸的地。
但我清楚，镇上贴了通知不等于王老五会乖乖认栽。他这个人，面子比天大，让他当着全村人的面承认自己占了邻居的地，比割他的肉还难受。这堵墙能挡住他的摩托车，能不能挡住他的面子，还不好说。
第六章 他找了个人来劝我
王老五找了个人来劝我。这人我不意外，是村东头的刘嫂子。
刘嫂子在村里是出了名的能说会道，谁家有个家长里短都爱请她去调解。她五十来岁，扎着个马尾辫，走路带风，一进门就拉着桂香的手嘘寒问暖。我在院里浇菜，她从堂屋里探出头来喊我：“大柱，进来坐坐。”
我洗了手进屋。刘嫂子坐在八仙桌旁边，端着桂香倒的茶水，笑呵呵地看着我：“大柱啊，你这院子收拾得真利索。我看你家那堵新墙砌得也好，笔直笔直的。”我没接话，等她往下说。
刘嫂子放下茶杯，叹了口气：“大柱，我跟你说个实情。老五前几天找我了，让我来跟你说道说道。他这人你也知道，脾气倔，嘴上不饶人，但他心里知道这回是他理亏。”刘嫂子往前探了探身子，“他想跟你商量，你那堵墙能不能往后退半尺，他院门口那道弯太难拐了，摩托车都蹭了好几回漆了。”
我说刘嫂子，他楼盖在我家地上，我的墙砌在自家地界上，他没道理让我退。
刘嫂子拍了下大腿：“大柱，你说的对。可你看，他楼都盖起来了，让他拆楼也不现实。咱们能不能想个折中的法子？比如让他赔你点钱，你把墙往后让一让？”
我看了桂香一眼。桂香低着头没说话，但我晓得她心里是愿意谈的。三万块钱的价我报给赵胖子了，王老五一直没接茬，现在让刘嫂子来探口风，说明他坐不住了。
我说：“刘嫂子，不是我不讲情面。你回去跟老五说，那地我让不了。但钱的事可以商量。之前我跟赵胖子说了个数，你让他自己掂量。”
刘嫂子问我具体多少，我说三万。她端起茶来抿了一口，眼珠转了转：“大柱，三万的数是不是有点高了？老五盖楼花了不少，手头紧。”
我说刘嫂子，一尺半的地不算多，但那是我的地。我要的不是钱，是他一个态度。三万是照他现在那楼的面折算的，算是公道价。他要是觉得高，也可以拿别的东西来换。
刘嫂子走了之后，桂香问我：“你觉得老五会给吗？”我说不好说。三万块钱对王老五来说掏得出来，但他舍不得。他宁可花钱请人来说情、走关系，也不愿意痛痛快快认个错掏钱。
隔了两天刘嫂子又来了，脸上带着笑。一进门就说：“大柱，老五说了，三万太多，他出两万。你看行不行？”
我摇了摇头。我不是非咬着三万不放，但我得让王老五知道这事不是菜市场买菜。第一次出价三万，他砍到两万，我要是痛快答应了，他下次还砍。我让刘嫂子带话回去：“三万一分不能少。要是觉得多，他可以把窗台拆了，把墙基缩回去，我墙也退。”
刘嫂子脸上的笑僵了僵，嘴里嘀咕着“你这人真是犟”，起身走了。
桂香这次没再劝我。她坐在门槛上剥豆子，剥了一会儿说：“两万其实也不少了，够小明一学期的生活费了。”我说不是钱的事，是规矩。今天他拿两万买了我一尺半，明天他就能拿五千再买半尺。这种事不能开头。
桂香没再说什么。但我从她脸上看得出来，她心疼那两万块钱。
说实话，我自己也犹豫过。两万块钱，搁在以前就是我们家一年的收入。小明上学要钱，家里翻修老房子也要钱，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可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不能松这个口。这堵墙我砌了一个多月，费了多少力气不说，关键是它立在那儿，就成了一个说法。我要是为两万块钱把它拆了，以后在村里还怎么抬头见人？
可我没想到的是，王老五接下来的动作，比我想象的更绝。
那天傍晚我去村口小卖部买酱油，碰见王老五从里头出来。他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主动开了口：“大柱，刘嫂子跟你说了吧？两万不少了。”
我说：“五哥，三万是我的底线。”
王老五把手里的烟掐了：“大柱，你别逼我。你要三万，我拿不出来。咱俩要是闹到打官司的地步，你也不一定赢。”
我看着他：“那就打。”
王老五盯着我看了几秒钟，转身走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王老五最后那句话撂得很硬，他是真打算跟我硬碰硬了。我心里清楚，打官司我是有把握的，底单、照片、测量数据、原始档案，证据链没问题。但打官司费时费力，还得请律师花钱，就算赢了也赔进去不少。
可要是就这么松了口，那三万的价就白开了，墙也白砌了。
我翻了个身，桂香还没睡，轻轻问了一句：“咋了？老五说啥了？”我说他可能真要跟我上法庭。桂香沉默了一会儿，伸手拍了拍我后背：“那就上。咱有理，不怕。”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喂鸡，发现那堵墙跟前放了把铁锹。铁锹是我家的，本来靠在柴房门口，不知道谁半夜挪到了墙根底下。桂香看见了，脸色变了：“谁放的？”我说不知道。但心里大概能猜到是谁。这是在试探，看我对这堵墙看护得紧不紧。
我把铁锹拿回柴房，又在墙根底下转了一圈。砖缝里被人塞了一截铁丝，大概是想撬砖。我蹲下来把铁丝抽出来，看了看四周，没人。但我心里那股火腾地就上来了。
王老五这是打算来暗的了。
我把铁丝收进口袋，又拍了张照片。然后从柴房里翻出一卷铁丝网，沿着墙根底下拉了一道，两头用木桩钉住。不高，只到脚踝，但谁要是再往墙跟前凑，铁丝网会挂住裤腿。
桂香看见我拉铁丝网，问我咋了。我说防老鼠。她看了我一眼，没再问。
那天下午，我骑着自行车去了趟县城，找了周明。周明在办公室给我倒了杯水，听我把最新情况说完，脸上露出笑来：“大柱，你这是跟人打了场好仗啊。证据攒了不老少了吧？”我把手机里的照片一张张翻给他看，底单、白灰线、地基槽、扩窗台、铁丝。周明看得连连点头：“够了，这些足够说明问题了。你哪天要上法庭，我给你介绍个靠谱的律师。”
我说还没到那一步。但我知道，路已经走到这儿了，王老五要是再往前走一步，我就只能奉陪到底。
从县城回来的路上，我特意绕了一段路，从村后头那条土路上走。经过王老五家后墙的时候，我放慢车速看了看。他家二楼那扇扩了窗台的窗户还开着，窗台底部被我的墙顶住了，从后面看像是长在我家墙上一样。
我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这堵墙砌到现在，其实已经不仅仅是地界的问题了。它变成了一个标志，立在那儿，告诉所有人：有些事你不能退。你退一步，人家就往前进一步。你一直退，人家就敢骑到你头上来。
我使劲蹬了几脚自行车，土路两边的玉米秆哗啦啦往后倒。天黑透了才到家，桂香把饭菜热在锅里等我。我扒了两碗饭，跟桂香说：“明天我再往上砌一层。”桂香没问为什么，只说了一句：“那我多活点灰。”
第七章 墙砌好了他说要打官司
墙砌到齐脖子高那天，王老五正式给我递了话——他要打官司。
是村长老马传的话。那天老马黑着脸进了我家院子，连茶都没喝，直截了当跟我说：“大柱，老五找了律师，要起诉你侵权。你那堵墙堵了他家的路，影响了正常通行。他告你，你有啥准备没？”
桂香在灶间听见了，手里的盘子差点摔了。我让老马坐下来，给他倒了杯水：“马叔，他告我侵权，那我正好告他侵占宅基地。两桩官司一块打，看谁站得住理。”
老马叹了口气：“大柱，你们俩非要闹到法院去？钱花给律师，不如花给自家买肉吃。”
我说马叔，这不是钱的事。
老马走了之后，桂香从灶间出来，脸有些发白：“大柱，真要打官司了？”我说他要打，咱就陪他打。桂香攥着围裙角：“那律师费……”
我说我找周明。他认识靠谱的律师，价格也不会太离谱。桂香点了点头，转身回了灶间，隔了一会儿传来切菜的声响，比平时重了几分。
当天晚上我就给周明打了电话。周明那边说正好认识一个专门做土地纠纷的律师姓陈，在县里口碑不错，让我第二天去县城见见面。第二天一大早我骑了四十多分钟的自行车到了县司法局门口的茶馆，陈律师已经在等我了。
陈律师四十出头，戴副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我把所有材料掏出来铺在桌上，底单原件、照片打印件、测量记录、那截铁丝、镇上贴的通知照片，整整齐齐码了三排。陈律师一页一页翻过去，用笔在本子上记了几个关键点，然后合上本子冲我笑了笑：“李大哥，你这材料准备得比好多专业户都全。这个案子要打，你胜面很大。”
我问他怎么个说法。陈律师把底单指给我看：“这是你家的原始宅基地底单，上面有村里的公章和当年分地小组的签名。王老五手里的红本虽然是新版，但你可以申请调取原始登记表。只要原始登记表上的尺寸跟底单一致，他的红本就有问题。再加上你拍的施工照片、测量记录、镇上那个通知，这些都是佐证。他告你堵路，你可以反诉他侵占土地和违章加建。他有红本做护身符，你有原始档案做底牌，谁硬谁软一目了然。”
我心里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但还是问了一句：“陈律师，要打官司的话，得花多少钱？”陈律师推了推眼镜：“这种案子不算复杂，前期整理材料加上开庭，大概三四千。你要是经济上有困难，可以申请缓交。”我说三四千我拿得出来。
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三四千块钱，加上前前后后买砖买水泥的功夫钱，这堵墙的成本不低。但值。这一仗要是打赢了，以后在村里谁也不敢再往我家地界上踩一脚。要是输了，也不过是拆了墙，把地让出去，但我至少试过了。
回到村里，路过王老五家的时候，我看见他家门口停了一辆白色轿车，车窗上贴着个律师行的标。我知道，他那边也准备好了。
桂香问我见了律师咋说。我说陈律师说咱胜算大。桂香长长出了口气，又问我：“那咱啥时候开始？”我说不急，等他先递诉状。
等的那些天，我照常过日子。每天早上起来喂鸡、浇菜，然后到那堵墙跟前转一圈，看看有没有被人动过的痕迹。墙上偶尔会多几道划痕，像是钥匙或者铁丝刮的，也有时候墙根底下会多出几根烟头。我从没抓住过人，但心里有数。
王老五家楼上的窗帘那段时间拉得严严实实，他进出院子都低着头快步走，不跟我打照面。他媳妇李春华看见我倒是还会点个头，但脸上的笑已经僵得不像笑了。
过了大概一礼拜，镇上的邮递员送来个牛皮纸信封。我拆开一看，是法院的传票。王老五真的起诉了。诉状上写的是我私筑围墙妨碍通行，要求法院判令拆除。
我把传票收好，第二天又去了一趟县城，把材料给了陈律师。陈律师当天就拟好了反诉状，告王老五侵占宅基地和违章加建，顺带把他扩窗台的事也列了进去。
两边的诉状都递上去之后，就是等开庭的日子了。
那段等待的日子最难熬。桂香表面镇定，但晚上睡觉翻身的次数比以前多了。我心里也焦躁，每天除了下地干活就是在院子里来回转悠。那堵墙立在东边，阳光照过来的时候在墙根底下投下一道阴影，窄窄的，像条线。
有一天傍晚我听见隔壁传来王老五和他媳妇吵架的声音。李春华的嗓门尖，断断续续听见她说“当初不让你占你非要占”、“现在好了，还得打官司”、“三万块钱都舍不得，这下得花更多”。王老五的声音闷闷的，听不清说的啥，但砸了东西的声音清清楚楚。
我在院墙这头听着，心里没觉得痛快，反倒有些不是滋味。几十年的老邻居，因为一尺半的地闹到法院去，搁谁身上都不好受。但这事儿不是我挑起来的。王老五但凡当初跟我好好商量一句，也不至于闹成这样。
开庭的前一天，我去看了趟张老栓。张老栓坐在院门口的石墩上晒太阳，看见我来了，招手让我过去坐。我蹲在他跟前说：“张叔，明天开庭了。”张老栓点点头：“知道，村里都传开了。大柱，你放宽心，你占着理呢。”
我说张叔，万一我输了呢。张老栓把拐棍在地上顿了顿：“输了就把墙拆了，地让出去。但你让了地不能让人把脊梁骨戳断了。你是为自己家争过的人，输了也不丢人。”
那天晚上我睡得格外踏实。桂香说我在梦里还说了句梦话，听不清说的啥，但语气挺硬。
第八章 开庭那天他先认了怂
开庭那天是九月中旬，天还热着，我穿了件干净的蓝布褂子，桂香非要让我换上那件过年才穿的灰夹克。我说又不是相亲，穿那么齐整干啥。桂香说在法庭上穿得体面点，人家觉得你靠谱。拗不过她，还是换上了。
陈律师骑摩托车带我去县法院。路上他跟我说：“李大哥，今天开庭你别紧张，该怎么说就怎么说。法官问啥你照实答，别跟王老五在庭上吵。你今天去是说理的不是去吵架的。”
我说行。
法庭不大，旁听席上坐了没几个人。我坐在原告席对面的位置上，陈律师坐我旁边。王老五跟他请的律师坐在对面，他穿了件深色短袖，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绷得紧紧的，从头到尾没看我一眼。
开庭之后，先是王老五的律师陈述。说我家砌的墙堵了他当事人的院门，摩托车进不来，院里采光也受了影响，要求法院判决拆除。律师说话文绉绉的，一套一套的，我在旁边听着，心里倒也不慌。
轮到陈律师答辩。他站起来把我家的底单、测量记录、照片材料一一提交上去，然后说：“被告砌墙的位置是在自家宅基地边界以内，不存在侵占原告权益的情况。反倒是原告在建房过程中，越界占用了被告的宅基地，并且在被告提出异议后至今未予纠正。我方已就此事提出反诉，请求法院一并审理。”
法官看了看材料，又问了王老五几个问题。王老五站起来，声音有点紧：“我有宅基地使用证，上面登记的尺寸就是我现在房子的尺寸。”法官让他把红本呈上来看了看，问了一句：“这本使用证的核发时间是什么时候？”王老五报了前年冬天那个日子。法官点了点头，没说什么。
接着法官让双方把原始档案调出来。陈律师递了一份公函申请，法官当场签了字，说法庭会依职权调取镇土地管理所的原始登记档案。
就在这时候，王老五忽然站起来了。他攥着桌子边沿，声音发颤：“法官，我……我有话要说。”法官让他讲。王老五深吸了口气，说：“那个……我申请调解。”
这话一出，旁听席上几个人都抬起了头。王老五的律师也愣了，小声跟他说话，王老五没听，直直看着法官：“我愿意调解。我想跟李大柱坐下来谈。”
法官看了看两边，征询陈律师的意见。陈律师看了我一眼，我点了点头。陈律师说：“我方同意调解。”
休庭之后，法官安排了调解室，让我和王老五面对面坐在一起。屋里就我们俩，连律师都没让进来。王老五坐在我对面，低着头搓手指，半天没说话。我也不催他，靠在椅背上等着。
过了好一会儿，他抬起头来，眼睛有点红：“大柱，我认了。那地是我占的。”
我没说话。他顿了顿：“三万块钱，我给。你把墙拆了，中不中？”
我看着他，心里忽然不是滋味。他在法庭上主动说愿意调解，其实就是认怂了。他怕法官调来原始档案，发现他红本有问题，到时候判决下来更难堪。不如现在自己提出来，好歹把面子留几分。
我沉默了一会儿：“五哥，三万块钱我不要。”
王老五愣住了：“你不要？那你想要啥？”
我说：“我要你当着村长和几家邻居的面，把那地退出来。以后那堵墙还立着，但那是咱两家正式的地界墙。你家的排水管修好了，不能再往我家菜地里灌水。窗台你缩回去，不能伸到我家墙顶上。”
王老五张了张嘴：“大柱，那堵墙还立着，我车还是进不来。”
我说：“你楼盖的时候多占了一尺半，我墙现在贴着你的瓷砖砌的。你要车进得来，就把楼基北边那截台阶拆了，空出地方来。台阶是你后来加的，不在地基里。”
王老五想了半天，最后点了头：“行。台阶我拆，窗台我缩，地我认。三万块钱你不要，我留着给小明包个红包，就当长辈的心意。”
我笑了：“红包我收。但地界的事要写个字据，签了名按了手印，搁在村长那儿存着。”
王老五也笑了，笑得很勉强：“大柱，你真是算计到家了。”
我说：“五哥，不是我算计。是我砌墙的时候想清楚了，有些东西你让了就没有了。我没闹没吵，就是砌了一道墙。你看见了，也就明白了。”
那天从法院出来，桂香在门口等我。她看见我跟王老五一块走出来的，脸上的表情先是惊讶，然后慢慢露出了笑。王老五冲桂香点了点头，桂香也点了点头，谁都没说话。
回去的路上，陈律师骑着摩托车带着我，风呼呼地刮。他在前头喊了一嗓子：“李大哥，这结果满意不？”我说满意。他又喊：“三万块钱都不要了？”我说钱是小事，地才是大事。
回到家那天下着小雨，我站在院里看那堵墙。雨水顺着墙头往下淌，在墙根底下汇成一条细线，弯弯曲曲地流进了菜地的排水沟里。我蹲下来用手指在那道水线上划了划，忽然想起去年清明后王老五家老房子刚塌的时候，我俩站在废墟前面有说有笑的样子。
那时候谁能想到，一年之后我俩会在法庭上面对面坐着呢。
桂香从屋里拿了件外套出来披在我肩上：“淋雨了，进屋吧。”我说再看一会儿。她就站在我旁边，跟我一起看那堵墙。雨丝细细的，打在墙面上像撒了一层薄薄的银粉。
第九章 地界定了情分也定了
字据是在村委会签的。那天马德贵坐在办公桌后面，看着我和王老五在上面按了手印，长长叹了口气：“你俩呀，早这么坐下来谈，哪至于闹到法院去。”
王老五低头搓着手指头没吭声。我拿过字据看了看，上面白纸黑字写着：两家宅基地边界以李大柱新砌围墙外沿为准，围墙永久保留作为地界标记。王老五家占用地块已做调整，台阶拆除、窗台缩回，排水管改道。李大柱家围墙不再向上加高。双方互不追究此前纠纷。
我把字据叠好放进口袋，冲马德贵笑了笑：“马叔，往后还得你多费心，给做个见证。”马德贵摆摆手：“行了行了，你俩赶紧走吧。”
从村委会出来，王老五走在前头，我在后头。走到岔路口他忽然停下来，回头看着我：“大柱，那三万块钱我明天让春华送过去。说了给小明包红包的，不能赖。”
我说：“五哥，我说了不要就是不要。你有那钱，把你家窗台改造的工钱给付了，别让赵胖子垫着。”
王老五愣了一下：“你咋知道我还欠赵胖子工钱？”
我说：“赵胖子嘴上没把门，喝多了什么都往外说。”
王老五脸上有点挂不住，干笑了两声：“那行，我先把工钱结了。小明的红包我另准备，不能空着手。”说完转身走了，脚步比前几天轻快了不少。
我站在岔路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子拐角，心里那块悬了半年多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接下来的日子就是收拾残局。王老五说到做到，第二天就找了两个工人把他家楼北边的台阶拆了。那台阶是盖完楼后加的，为了方便从侧门进出，现在拆了之后，楼前的空当大了一截，摩托车拐弯的时候再也不用蹭墙了。窗台也缩了回去，工人用电钻把多出来的水泥块凿掉，重新抹了灰。我站在墙这边看着，心里舒坦。
但我那堵墙没拆。不仅没拆，我还买了桶防水漆把墙面刷了一遍。灰扑扑的砖墙变成了深灰色，看着利索多了。刷完漆那天，我搬了把椅子坐在墙根底下，桂香端了碗面条出来给我，我一边吸溜面条一边打量着那堵墙，忽然觉得它越看越顺眼。
王老五家的排水管也改了道，从楼后绕进了村里的主排水沟，再也不往我家菜地里灌水了。那几棵被淹死的黄瓜秧我给拔了，重新撒了菜籽，没过多久又冒出了嫩芽。
日子恢复了平常的样子，但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以前两家人见面最多点个头，现在是真能说上几句话了。有天傍晚我在院里浇花，王老五从他家楼里探出头来喊了一嗓子：“大柱，我家炖了排骨，过来喝两盅？”我犹豫了一下，桂香在屋里说：“去吧，别老绷着了。”
我翻了一箱啤酒拎过去。王老五在院子里支了张小桌，他媳妇李春华端了满满一盆排骨出来，还炒了几个菜。我坐下的时候看了看他家的院子，以前觉得逼仄挤巴，现在台阶拆了之后敞亮了不少。
酒过三巡，王老五的脸有点红了。他端着酒杯看了一会儿，忽然放下杯子对我说：“大柱，那句话我一直没跟你说——对不住。”
我夹了块排骨嚼着：“五哥，过去的事不提了。”
王老五摇摇头：“得提。不提我心里不踏实。当初我就想着把楼盖宽一点好看，也没想那么多，觉着反正是挨着的，你也不会较真。没想到你较了真。我刚开始还恼你，觉得你小题大做。后来你砌那堵墙的时候，我站在楼上看着你一块砖一块砖地码，忽然就明白了——那不是地的事，那是你家的事。”
我端起酒杯跟他碰了一下：“五哥，话说到这儿就行了。往后咱还是好邻居。”
那晚喝到挺晚，月亮爬上了他家楼顶。我提着空啤酒箱子往回走，路过那堵墙的时候伸手摸了摸墙面，防水漆已经干透了，触手光滑。
日子一晃到了冬天。小明从县一中回来过寒假，看见院子里多了堵墙，问我咋回事。桂香在旁边说：“你爸跟隔壁王叔因为地界的事闹了一场，后来和好了，这墙就留下来当地界了。”小明围着墙转了一圈，笑嘻嘻地说：“爸，你这墙砌得还挺直。”
我说那是，你爸干活从来都是拿水平尺校过的。
小明在家那几天，王老五真的包了个红包送过来，里头一千块钱，说给小明买书用。我推辞了几回，王老五非要给，最后桂香收了。小明收了红包嘴也甜，跑去隔壁喊了声王叔新年好，把王老五乐得脸上开花。
那年除夕，隔壁楼顶的烟花放得格外响亮。我站在院子里仰头看着漫天火花，桂香从屋里端出饺子来，招呼我进屋吃。我转身的时候又看了一眼那堵墙，在烟花的光里一明一暗的，像一道站着睡觉的影子。
第十章 那堵墙现在长在我心里
过完年开春的时候，我干了一件事——在那堵墙根底下种了一排月季。
桂香问我咋想起种花了，我说墙光秃秃的不好看，种点花挡挡。其实我心想的是，这堵墙以前是隔着两家的冷墙，现在我想让它变暖一点。月季这东西好活，插了枝就能长，用不了多久就能爬满墙根。
王老五看见了，也从他家那边搬了几盆吊兰挂在墙头上。他家那边挂一盆，我家这边种一丛，中间隔着那道窄墙，花叶垂下来的时候缠在一起，分不清是谁家的。
村长老马有回从门口路过，看见墙上挂了花，站住了看了一会儿，笑着说：“大柱，你这墙现在成了风景了。”我说可不是嘛，比原来光秃秃的好看多了。马德贵摇摇头走了，嘴里嘀咕着“当初闹得鸡飞狗跳，现在倒搞起花园来了”。
我没接话，但心里是高兴的。
那年夏天雨水足，月季长得疯，开了满满一墙的红花。早上起来推开门，花香扑鼻，墙头上王老五家的吊兰也开了小白花，红白交错着，煞是好看。村里有些小媳妇大姑娘路过，都要停下来拍两张照片。
有一回我在墙根底下浇水，隔壁李春华探出头来，递给我一袋刚摘的豆角：“大柱哥，自家种的，尝尝鲜。”我接过来道了声谢，又顺手摘了两朵开得最盛的月季递给她：“春华嫂子，插瓶里好看。”李春华接了花，笑呵呵地回去了。
那堵墙现在成了我们两家中间的一道纽带。有什么东西要递的，往墙头上一放就行。谁家做了好吃的，隔着墙头喊一嗓子就听见了。王老五有时候晚上在院子里喝茶，我在墙这边也能闻见茶叶的香气。
但我从来没忘了这堵墙是怎么来的。它是我一块砖一块砖码起来的，是在那些没人说话的清晨和深夜，我一个人蹲在墙根底下和水泥、抹灰缝，一步步垒起来的。那时候手上有泥，心里有火，砌一块砖就像往心里装一块底气。
现在那些底气还在，只是不烫手了。
张老栓有回在路上碰见我，拄着拐棍站着跟我说：“大柱，你那堵墙，我后来去看过。砌得不错。”我说张叔，多亏你指了路。张老栓摆摆手：“路是你自己走的，我就是给你递了根拐棍。你砌墙的时候没闹没吵，这点让我最佩服。有些人遇事恨不得满世界嚷嚷，你倒好，闷头把墙砌起来了。”
我笑了笑没说话。其实我心里清楚，闷头砌墙比嚷嚷难多了。嚷嚷是往外倒火气，砌墙是把火气摁进砖缝里，让它变成实实在在的东西。
桂香有回晚上跟我聊天，说起去年那段日子，眼眶还是红的。她说：“大柱，你那时候天天板着脸，我还以为你真要把自己憋出病来。”我说我憋得住。她说你现在看起来松快多了。我说墙砌好了，心就松快了。
如今那堵墙成了我心里的一根尺子。遇事先不动声色，把事情的边界看清楚，再决定怎么应对。该退的时候要退得明白，该进的时候要进得扎实。不做第一个动手的人，但要做最后一个把墙砌完的人。
小明高考那年考上了省城的大学，临走那天我送他到村口。他回头看了一眼村里的房子，忽然跟我说：“爸，你家那堵墙，我以后也要砌一堵。”
我拍拍他肩膀：“行，到时候爸教你。”
看着儿子上了去县城的班车，我慢慢走回家。路过那堵墙的时候，午后的阳光正好照在墙面的月季花上，红花绿叶挤挤挨挨的，蜜蜂在里头嗡嗡地飞。王老五在墙那边喊了一嗓子：“大柱，晚上来我家吃饭，春华包了饺子。”
我应了一声好，推门进了院子。
墙还是那道墙，灰扑扑的砖面上爬满了绿叶和红花。它立在我家的东边，也立在我心里。不高，不宽，就是一道普普通通的窄墙。可每回看见它，我就想起那段一个人和水泥的日子，想起那些没说的话、没发的火、没让的地。
有些事情你不用急着去争，也不用急着去吵。你就安安静静地把自己的墙砌起来，让该看见的人看见，让该明白的人明白。墙立在那儿，就是态度。
我端着桂香泡的茶，靠着门框看了一会儿那墙上的月季花，心想这大概就是过日子最踏实的样子——地是你的，墙是你砌的，花是你种的。你说得清每块砖从哪儿来，每朵花在哪儿开。
那就够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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