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大强，五十三岁，在船厂焊了二十六年深海船。

不是普通船，是能在几千米深海作业的特种船。船体钢板厚，焊缝要求高，每一道缝都得经得住几十个大气压的压力。我焊了二十六年，从我手上过的焊缝加起来不知道有多长，从来没有漏过水。我进厂那年二十七岁，跟着师父学徒，学的是埋弧焊，后来自己琢磨出了手工焊的窍门，一条焊缝焊完之后不用打磨，接头平滑，肉眼看不见接口。管事的来看过我几回，没说什么，后来就没有再来过了。那段时间师父叼着烟站在我旁边看我焊完，他走到焊缝前面蹲下来用手指摸了一遍那道焊缝的表面，说“以后你就在这里焊吧”。那根旧焊枪在我手里握了二十多年，手柄上的胶套已经被磨得发亮了，像一枚被反复摩挲了太多次的旧书签。

我没有技工证。不是考不上，是没考过。二十六年前进厂的时候，厂里说先干着，等有机会再考。后来一直没机会，车间里活多，每年评优的时候也有我的名字，但没人提过考证的事。我自己也忙忘了，那根焊枪在我手里一握就是二十多年，焊过了多少艘船的焊缝。

通知下来那天是周三。车间主任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份名单，挨个叫名字。叫我名字的时候我正蹲在一段舱壁上焊一道环缝，焊枪上的电弧在持续的燃烧中发出持续的滋滋声，像一枚正在被缓慢翻动的旧书页，焊完最后一段，把面罩推上去，回头看了一他一眼。他说“老周，你过来一下”。我放下焊枪，走过去。他手里攥着一张纸，说“上面查了，你车间还有几个工人没有持证上岗，名单里有你，下周一之前办好离职手续”。他的声音不高，像在念一封已经被提前拆开过的信，信的内容已经不需要再被确认了。

那天下午我焊完了最后一道环缝。电弧灭了，铁水凝固，焊缝在冷却过程中发出细密的声响，像一段正在被缓慢合拢的旧信纸。我直起腰来，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把面罩搁在工具箱上，那根焊枪在工具箱里搁了二十多年，在我最终合上它的盖子之前，枪头和手柄之间的夹角已经被磨得严丝合缝了。

办手续那天是周五。我去人事部交工作证，工作证被我用了二十六年了，塑料壳的边角已经磨白了，照片上的人比我年轻很多，头发还黑。我把它从口袋里掏出来，它在我手心里已经被攥了一路了，边角有些发软，像一封已经被人读过无数遍的信。人事部的小姑娘接过去看了一眼，正要收进抽屉里，一只手从后面伸过来，按住了那张工作证。

是我以前总工程师，姓周。他在厂里干了四十多年，去年就该退休了，被返聘回来做技术顾问。他按着那张工作证，没有松手，他的手指按在边角上，像一枚正在被缓慢合拢的旧锁扣，在最后一段距离定住了。“他不能走。”他说话的声音不高，像一根正在被缓慢拉直的旧线头，在他自己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已经被他自己重新系回了它该在的位置上。“他没有证，但焊的那条缝过检了。二十六年，没有漏过水。”他把那张工作证从人事部姑娘手里拿过来，翻了个面，看了一眼背面那个模糊的编号，然后搁回桌面上。那根旧线头在他松开手之后依然保持着它被系紧时的长度和形状，没有再松开过。那根旧焊枪还在工具箱里，我合上盖子的那一瞬间，那道细密的声响在工具箱的铁皮和焊枪的金属表面之间来回弹着，像一封已经被拆开了很多次的信，最终被折好放进了信封里，但封口处依然留着一道细缝，等待着下一次被打开。

后来我回了车间，继续焊船。那艘船下水的日子，我在码头边上站着，看着它缓缓滑入水中，船体平稳，吃水线齐整。它在我看不见的地方继续航行着，载着那些我没有到达过的深度，也载着那一道被我留在钢板内壁上的、永远不被任何人看见的旧焊缝。那根焊枪被我重新握在了手里，枪头已经换过几个了，手柄上的胶套还是旧的，贴合着手掌的弧度，每一个被我握住的时刻都保持着它自己的温度和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