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赏秋民俗并非单纯的审美活动，而是一套植根于农耕文明的时间生活制度。本文突破“赏秋即赏景”的惯常认知，提出“赏秋是一个从自然时令向人文空间延伸的文化过程”这一核心观点。文章从“迎秋”的仪式源头、“赏秋”的审美嬗变、“晒秋”的空间实践三条脉络展开分析，揭示赏秋民俗如何从官方礼制下沉为民间传统，从文人雅趣扩散为大众文化，并在当代完成从“颜值”到“产值”的现代转型。研究认为，赏秋民俗绵延数千年的生命力，恰恰源于其始终保持着与时代对话的能力。
一、前言：被低估的“赏秋”
中国传统民俗中，春有花朝，夏有端午，冬有腊祭，四季皆有节律。相比之下，“赏秋”似乎面目模糊——它既不是一个明确的节日，也缺乏固定的仪式流程，常被作为重阳节的附属习俗一带而过。然而，这种“模糊”恰恰暴露了现代研究的一个盲区：赏秋并非某一特定节日的单项活动，而是一整套贯穿整个秋季的生活制度，它涉及时间感知、审美方式、饮食讲究、空间实践等多个维度。
中国传统赏秋民俗的本质，是农耕文明在秋季这个“收获与收敛”的特殊时段所建立的一套文化回应机制。它从官方的时间政治仪式发端，逐渐演变为全民性的自然审美传统，并在当代文旅经济中完成新的形态转化。理解这一演变逻辑，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赏秋的文化价值，也为观察中国传统民俗的“古今之变”提供一个典型样本。
二、迎秋：官方仪式的下沉与民间化
赏秋的源头，不在山野之间，而在庙堂之上。
据《礼记·月令》记载，周代每逢立秋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前往都城西郊举行迎秋仪式。选择西郊，暗含阴阳五行之理——秋季对应西方、白色、肃杀之气，故迎秋必于西郊，服白衣，奏西方之乐。到了汉代，这套程序更为繁复，《后汉书·礼仪志》载立秋日百官“衣皂领白衣”迎秋，仪式结束后“更衣绛服”，直至立冬。
这种官方仪式的核心逻辑，是通过一套高度符号化的时间政治仪式，宣示王朝对自然节律的掌控权。天子迎秋，本质上是在宣告：时序的更替在君王的秩序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赏秋的最初形态并非“审美”，而是“政治”。
转折发生在唐宋之际。市民经济的兴起和士人文化的繁荣，使迎秋仪式从宫廷走向民间。宋代《梦粱录》记载，立秋日宫廷以梧桐落叶报秋，“太史官高声奏曰：‘秋来了！’”。而《东京梦华录》则显示，民间已出现“妇女儿童辈，皆剪成花样戴之”的迎秋习俗。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官方迎秋强调“肃杀”，民间却将其转化为“戴秋叶”这种充满生活趣味的装饰行为。仪式从“敬天”变成了“娱人”。
这一转变为后来的赏秋民俗奠定了基调：对秋的感知，不再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宣告，而是自下而上的生活体验。
三、赏秋：从文人雅趣到大众审美
如果说迎秋阶段的核心是“仪式”，那么赏秋阶段的核心就是“审美”。而将赏秋从集体性仪式中解放出来的，是文人的个体性吟咏。
三秋桂子：一种花的城市叙事
唐代诗人宋之问写下“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将桂花与佛寺、月宫联系在一起，赋予了这种秋花以清雅的宗教意象。白居易更以“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将“寻桂”与“观潮”并置为江南秋日的两大雅事。到了宋代，柳永一句“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几乎成为杭州的城市名片。
桂花与杭州的关系，是赏秋民俗地方化的典型个案。灵隐寺创建时即有桂树种植，至今约1700年历史；杭州现有百年以上古桂树184棵，树龄最大者超过1500年。更重要的是，桂花已经深度嵌入杭州人的日常生活：满觉陇的“满陇桂雨”名列新西湖十景，糖桂花制作技艺被列为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文人笔下的“天香”到百姓餐桌的糖桂花，赏秋完成了一个重要蜕变：它不再只是“看”，而是“品”——是味觉、嗅觉、视觉的综合性体验。
菊有黄华：一季花的道德象征
如果说桂花承载的是江南的温婉，菊花则被赋予了更复杂的文化意涵。《礼记·月令》云“季秋之月，菊有黄华”，将菊花与特定时节绑定。但真正改变菊花文化地位的，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寥寥十字，使菊花成为隐逸与高洁的符号。
宋代是赏菊习俗的鼎盛期。《东京梦华录》详细记载了汴京菊花品种之多：“黄白色蕊若莲房曰‘万龄菊’，粉红色曰‘桃花菊’，白而檀心曰‘木香菊’……”酒楼为招揽顾客，“以菊花缚成洞户”。《武林旧事》载宫中重阳“分列万菊，灿然眩眼，且点菊灯，略如元夕”。从民间酒肆到宫廷苑囿，菊花成为贯穿社会各阶层的秋日符号。
菊花所承载的道德意味，使其在赏秋诸物中别具一格。它不是桂花的“甜”，也不是枫叶的“艳”，而是一种在万物肃杀中傲然开放的“倔强”。赏菊，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时间的抵抗——当天地开始收敛生机，菊花以绽放宣示生命的不屈。这种精神意涵，使赏秋从感官愉悦上升到心灵修养的层面。
四、晒秋：被忽视的民间空间实践
如果说迎秋是“礼”，赏秋是“趣”，那么晒秋就是“生”——生存之需，生活之智。
“晒秋”一词近年来因江西婺源篁岭的旅游开发而为公众熟知，但作为一种农事习俗，它的历史远比旅游宣传更为深远。在山多地少的徽州、婺源等地区，村民利用房前屋后、窗台屋顶架晒农作物，形成独特的“晒秋”景观。这并非刻意的审美创造，而是空间资源有限条件下的生存智慧。
值得深思的是“晒秋”与“赏秋”的关系。传统上，晒秋被视为“农俗”而非“赏俗”，研究者也多将其归入农耕文化而非审美文化。但这种二分法值得商榷。当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橙黄的南瓜铺陈于徽派建筑的黛瓦白墙之间，其视觉效果本身就是一种审美——只不过这种审美不是文人“设计”出来的，而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
当代“晒秋”的转型尤为耐人寻味，晒秋正在完成一次“再符号化”——从农家的实际生产行为，转变为承载乡愁与农耕记忆的文化符号。这种转变既有“表演”的成分，也包含着真实的体验价值。
五、余论：赏秋民俗的当代逻辑
梳理赏秋民俗从“迎秋”到“赏秋”再到“晒秋”的演变脉络，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内在逻辑：赏秋民俗的重心，经历了从“时间”到“审美”再到“空间”的位移。
最初，迎秋仪式关心的是“时间”——天子在西郊确认秋季的正式开始，这是对自然节律的政治回应。随后，文人赏秋关心的是“审美”——桂花之香、菊花之傲、枫叶之红，皆成为审美对象。而在当代，晒秋经济的兴起意味着“空间”成为关键词——人们不再满足于“看”秋色，而是想要“进入”秋色：在晒秋场景中拍照，在桂花树下品茶，在红叶中徒步。赏秋从“观赏”变成了“沉浸”。
这一演变并非简单的“世俗化”，而是一种“再创造”。每一个时代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赏秋”：周人用仪式，唐宋用诗词，明清用菊谱，当代用镜头和文旅消费。正如杭州的桂花“既有诗情画意，也含人间烟火”，赏秋民俗之所以能绵延数千年，恰恰因为它从不把自己固化为某一种形态，而是始终保持着与时代对话的能力。
（文/王敏善，一级美术师，主流媒体专栏作家，央视频特约专栏作者等，深耕书画艺术与人文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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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青年网.迎秋、咬秋、晒秋……这份立秋的诗意请收下[EB/OL].2020-08-07.
[5] 中国食品报.古人笔下的雅趣秋日（四）[N].2022-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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