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谱！绍兴33岁医生相亲，竟遇上当年逼他转学的霸凌女学霸|克里|医生|女学霸|林洲|相亲|绍兴市|莫妮卡|霸凌

梅雨季的绍兴像一个拧不干的手巾，随时都能挤出水来。林洲站在市人民医院住院部八楼的医生办公室窗前，看雨丝斜织成网，把整个老城区罩在灰蒙蒙的雾气里。楼下那棵百年的香樟树被洗得发亮，叶片上的水珠一滴一滴往下坠，砸在急诊通道入口的雨棚顶上，发出细碎而绵密的声响。

他左臂上的旧疤又开始痒了。那条疤从他上臂内侧一直延伸到肘弯上方，现在已经淡成一条近乎白色的细线，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但每年梅雨季，它都会准时地发痒发胀，像某种蛰伏的生物被潮湿唤醒，提醒他那些刻意压在记忆最底层的东西，从来就没有真正消失过。

林洲用手指隔着衬衫布料按了按那条疤，然后走回办公桌前坐下。桌上摊着三份病历，下午有两台手术要跟，一台是二尖瓣置换，一台是冠状动脉搭桥，都是他的带教老师主刀，他担任一助。八年的职业生涯早已把他训练成一个精密运转的机器，什么时候该做术前谈话，什么时候该开医嘱，什么时候该去病房安抚情绪不稳的病人，每一步都有条不紊。

但今天他有点心不在焉。

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母亲的微信消息。母亲这几年学会了发语音，但打字仍然很慢，每一条消息都只有短短几个字，像电报。

“周六下午三点，人民路星巴克。”

“穿精神点。”

“人家姑娘浙大硕士，财政局工作。”

“再不满意，妈跟你断绝关系。”

最后那句是玩笑，母亲发完紧跟着一个捂嘴笑的表情。但林洲知道玩笑底下是真的着急。他三十三了，在绍兴这样一座城市，三十三岁还单着，母亲在公园遛弯时碰见老姐妹都不敢往儿女的话题上接。父亲在他十五岁那年就走了，是肝硬化晚期，最后那几个月林洲每天放学去医院守夜，父亲的黄疸从脸上蔓延到胸口，整个人像一块干枯的黄色树皮。母亲一个人把他和弟弟拉扯大，吃了多少苦林洲心里有数。去年弟弟结了婚，母亲催婚的对象就只剩了他一个。

林洲把手机扣在桌上，继续看病历。但那些字在他眼前飘浮着，怎么也落不到实处。他脑子里无端地浮起一个画面——十七岁的自己站在绍兴一中的操场上，秋天的风吹过来，他把唯一的校服外套拉链拉到最高，缩着脖子往教学楼走。身后有人喊他名字，他回头，看见沈知夏和另外两个女生站在乒乓球台旁边，阳光把她们的头发染成金色。

沈知夏在笑。她笑的时候眼睛弯成月牙形，露出两颗小虎牙。她冲他招手：“林洲你过来一下。”

他过去了。他永远都会过去。那时候的沈知夏是年级第一，是班长，是老师口中的“标杆”，是无数男生课间偷偷议论的对象。她说过来，他就过来。

然后她当着他面撕了那张照片。

那是他唯一一张全家福。照片上五岁的他坐在父亲腿上，母亲站在父亲身后，手搭在他肩膀上。弟弟还没出生，他们三个人挤在那个租来的小房子里，墙皮掉的墙纸上贴着一张年画娃娃。父亲那天没喝酒，穿着唯一一件没有破洞的衬衫，母亲涂了口红。那是他们全家唯一一次照相，因为拍照的人说那一天照相馆搞活动，三块钱一张，机会难得。

三块钱。母亲从手帕里数出三个钢镚儿的时候，手指在抖。

那张照片后来用透明胶带粘好了，但被撕开的地方留下一道永远去不掉的白痕，正好横在父亲的脸上。

林洲揉了揉眼睛。窗外的雨不知什么时候小了，变成一种若有若无的雾丝。他看了眼墙上的钟，下午两点半。一个半小时后，他就要坐在人民路那家星巴克里，和一个陌生的姑娘相亲。

他莫名地觉得烦躁，又不知道这烦躁从何而来。

“林医生，三床的家属要见你。”护士小刘推门进来，把一个文件夹放在他桌上，“说是想问问明天手术的事，我解释过了，她不放心，非得听你亲口说。”

林洲站起来，拉了拉白大褂的下摆：“我去看看。”

三床是个八岁的小女孩，先天性室间隔缺损，明天要做修补术。她的母亲是个三十出头的女人，脸色蜡黄，眼角都是红血丝，显然已经失眠很久了。林洲进去的时候小女孩正躺在床上看平板电脑，看见他立刻笑起来：“林叔叔！你看我养的猫！”

她把屏幕转过来，上面是一只虚拟的橙色小猫在舔爪子。

“好看。”林洲坐下来，摸摸她的头，“做完手术就能养真的猫了，叔叔有个朋友开宠物店，到时候给你挑一只最乖的。”

母亲在旁边红了眼眶，把林洲拉到走廊里，声音压得很低：“医生，真的没事吧？我在网上查了，说这个手术风险很高的……”

“姐，”林洲看着她的眼睛，“欣欣的情况我是评估过的，手术方案也跟主任反复讨论过。如果你信不过网上那些信息，信我就行。”

女人眼泪涌出来，又不好意思让他看见，慌慌张张用手背去擦。林洲从口袋里摸出包纸巾递给她。他口袋里永远揣着纸巾，这个习惯从实习那年保持到现在。

“我不瞒你，任何手术都有风险。但欣欣年轻，心脏没有其他并发症，成功率很高。”他把声音放得更软了一些，“姐，你今晚回去好好睡一觉，明天孩子进手术室的时候，你脸上不能带着哭相。她看着你呢。”

女人使劲点头，攥着纸巾回了病房。林洲站在走廊里，看着那扇关上的门，发了一小会儿呆。他想，如果当年父亲生病的时候，有个医生也能这样拍拍母亲的肩膀，说一句“你看着孩子呢”，母亲会不会好过一点？

这些念头像泡沫一样浮上来又破掉。他转身回办公室，把白大褂脱下来挂好，换了件藏青色的衬衫。出门前他对着走廊尽头那面半模糊的穿衣镜看了看自己——短头发，下颌线条比以前硬了，眼角有细纹，左手无名指上空空荡荡的。这些年也不是没谈过恋爱，大学时候有一个女朋友，毕业前分了，她说他要当医生，她想要一个能陪她逛街看电影的人，两个人谁都没错。后来规培、专培，忙得脚不沾地，就更没时间了。

他叹了口气，把手机、钱包、钥匙一一检查好，乘电梯下楼。雨已经基本停了，地上湿漉漉地反着天光。他从医院后门穿出去，走小巷子抄近路去公交站。巷子两边是老居民区，一楼的小卖部老板坐在门口择菜，收音机里放着越剧，咿咿呀呀地唱着什么。林洲的绍兴话其实说不太好，他虽然在绍兴出生，但从小跟着父母在几个城市之间辗转，口音早就乱了。在绍兴一中那个学期，沈知夏有一次当着他面学他说话，把他念“水”那个字的北方口音放大了十倍，学得全班哄堂大笑。

他加快脚步，把那些画面甩在身后。

星巴克在人民路和解放路交叉口，占着一个拐角的位置，门口摆了几盆绿植。林洲到的时候是两点五十分，早了十分钟。他推门进去，靠窗的卡座都坐满了人，大多是年轻人，面前摆着笔记本电脑，手边是喝了一半的拿铁。他在角落里找了个双人座，把点单的二维码扫了，要了杯中杯美式。

等待的时候他给母亲发了条消息：“到了。”

母亲秒回：“加油！”

那个感叹号让她年轻的语气暴露无遗。林洲笑了一下，把手机放在桌上。美式很快就好了，他端过来，小口小口地喝。窗外的行人来来回回，有个老太太牵着一只白色的小狗慢慢走过，小狗身上穿了件红色的雨衣，像一团移动的番茄。

三点整，星巴克的玻璃门被推开了。

林洲抬起头。

进门的是个高挑的女人，穿一件米色风衣，里面是黑色高领毛衣，头发利落地扎在脑后，露出一截光洁的脖颈。她肩上挎着一个帆布袋，袋子上印着浙大校徽的图案，已经洗得有些发白了。她进门以后微微眯起眼睛扫了一圈店里，像在找人。

她的目光落在他这边。

然后她朝他走过来。

林洲在她走过来的这十几秒里，感觉自己整个人被劈成了两半。一半是三十三岁的主治医生林洲，正从座位上站起来，脸上挤出一个礼貌的微笑，准备跟相亲对象握手寒暄。另一半是十七岁的少年林洲，站在操场边，看着穿白球鞋的沈知夏朝他走来，心脏狂跳，手心全是汗，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她要做什么？她又要做什么？

沈知夏走到他面前。她的脸变了很多，婴儿肥褪去了，颧骨比以前明显，下颌角收得更紧，但那双眼睛他没认错，圆圆的，眼尾微微上挑，看人的时候带着一种专注感，仿佛此时此刻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值得被她注视。

“林洲？”她微微偏了下头，语气里带着点试探，“我是沈知夏。”

他没动。他感觉自己像被钉在了原地。

沈知夏见他不说话，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我认错人了？不好意思啊，张阿姨给我看的照片好像是你……”

“是我。”林洲终于开口。他听见自己的声音从嗓子里挤出来，干涩得不像话，“坐吧。”

沈知夏在他对面坐下来，把帆布袋放在脚边。她落座的动作很自然，把风衣前襟撩了一下，免得压出褶子。然后她抬起头，对林洲露出一个标准的社交微笑：“等很久了吧？不好意思，我下公交的时候车晚了两分钟，一路小跑过来的。”

“没有，我也刚到。”

“那就好。”沈知夏轻轻吁了口气，视线在他脸上停了一瞬，“你跟照片上还挺像的。张阿姨给我看的时候我就说，这人长得挺正派的。”

林洲没接话。他的脑子里嗡嗡作响，像有一窝蜜蜂在里面乱撞。他看着沈知夏坐在他对面，喝了一口刚点的手冲咖啡，用手背把垂下来的碎发别到耳后。她无名指上什么也没戴，指甲修得很短很干净，是那种常年打字或者常年做精细手工的人才会有的习惯。

“你在人民医院工作？”沈知夏率先挑起话题，“我有个表姨前段时间在那边住院，说你们心外科特别厉害。”

“心外科不在我们院区。”林洲听见自己说，“你说的是人民路的二院。”

“啊对，”沈知夏笑了，“我总是搞混，绍兴这几家医院名字都差不多。”

她的笑很自然，嘴角弯起来，眼角漾出细纹。林洲在那一瞬间看见了另一种可能性——如果他没有在十七岁那年转入绍兴一中，如果他没有在那间教室里被撕开所有遮羞布，如果此刻坐在他对面的只是一个普通的相亲对象，一个在财政局工作的浙大硕士，一个笑容好看的女人。他会不会觉得紧张？会不会想好好表现？会不会在桌子底下悄悄把手心的汗擦在裤子上？

但他此刻只有一种冰冷的、奇怪的平静。

“你在财政局做什么？”他问。

“预算科。”沈知夏说，“主要就是审核各部门的年度预算报表，数字相关的工作，挺枯燥的。你呢？你平时工作忙吗？我表姨说你们做手术一做就是七八个小时，吃饭都不规律。”

“习惯了。”

沈知夏挑了挑眉：“那可不行，你得多注意身体。我以前一个同事的老公也是医生，四十出头胃就出问题了。你们这行啊，钱是赚到了，命是赔进去了。”

她说话的语气带着一种亲昵的关切，像老朋友之间的闲聊。林洲盯着她的眼睛，想从里面找到一丝一毫的异样，一丝一毫的“她在装”的痕迹。但找不到。她的眼神清澈坦然，甚至还带着那种初次见面的人试图拉近距离的真诚。

她真的不记得他了。

这个认知像一盆冷水从头浇下来。他在她心里连一个记忆碎片都没留下。那个秋天被他反复反刍了十八年的每一个细节——她叫住他的语气，她撕照片时的表情，她说完那些话后周围人的哄笑——对她来说，不过是千百个寻常日子里的寻常一刻，过去了就过去了，连回收站都不会进。

“沈知夏。”他听见自己说。

“嗯？”

“你还在绍兴一中读过书？”

沈知夏愣了一下：“对呀，我高中就在那儿读的。你呢？你也在绍兴读的高中？”

“我转学过。”

“哦，高一转来的？”

“高二，”林洲说，“只待了一个学期。”

沈知夏没察觉到任何异样，甚至往前倾了倾身，表现出感兴趣的样子：“为什么只待一个学期？家里搬家了吗？”

林洲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圆圆的，眼尾上挑，隔着一张咖啡桌的距离，他甚至能看清她虹膜边缘有一圈浅浅的棕色花纹。

“你不知道为什么？”他问。

沈知夏的笑容顿了一下。她看着他，眉头微微蹙起来，像是在检索什么很久远的记忆文件。咖啡馆的爵士乐不知道什么时候换了一首，慵懒的萨克斯风在背景里流淌，窗外有汽车喇叭响了一下，又归于沉寂。

然后，林洲看见她的表情变了。

那种变化是很细微的，先是瞳孔不易察觉地缩了缩，然后她嘴角那抹友善的微笑慢慢塌下去，唇色似乎也白了一分。她的手原本搁在桌面上，十指交叉，这时候那些手指收紧了，指节泛出白色。

“你……”她的声音低下去，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你是……二班那个林洲？”

“你想起来了。”

沈知夏的呼吸变得很浅。她盯着他看了好几秒，仿佛要在他脸上找到某种确认，某种“这是个玩笑”的证据。但她没有找到。她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窗外的天空又暗下来一层，像有人给这座城市蒙了块灰布。咖啡杯里的液面微微晃动，是她的手指在颤抖。

林洲看着她的反应，感觉左臂上的旧疤又痒起来了。他忍不住用右手隔着衬衫按了按那个位置。

“那时候……”沈知夏终于开口，声音干得像砂纸擦过木头，“那时候我确实……”

她没能说完。

“你确实。”林洲替她说完了，“你当着全班的面说我爸是个酒鬼，说我妈跟人跑了，说我穷得连第二套校服都买不起。你把我唯一一张全家福撕了，碎片撒了一地。那天以后全校都知道林洲是谁了——那个穷鬼家的孩子。我每天进教室，能感觉到所有人的目光贴在我背上，像爬了一背的蚂蚁。”

沈知夏的脸彻底白了。她低着头，过了很久才抬起眼，眼眶已经红了：“林洲，我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林洲感到胃里有什么东西在往上翻涌，十八年没碰过的酸涩全涌上来了，“你站在讲台上，在全校尖子生面前，用那种语气说我家的事，你说你不是故意的？”

沈知夏张了张嘴。咖啡厅里的光线似乎更暗了，服务员走过来把旁边的空杯收走，又走开。背景里的音乐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整个空间显得出奇地安静。

“那天，”沈知夏终于开口，声音带着明显的颤，“那天下午，你课桌里有一封信。我看见了。”

林洲一怔。

“不是我偷看的。”沈知夏飞快地说，语速比刚才快了许多，“是那封信从你课本里掉出来了，掉在地上。我坐你后排，我弯腰捡起来，想给你放回去。然后我看见了……上面的字。”

她顿住了，像在组织语言，又像在确认自己接下来要说的话是否合适。

“是你妈写的。信上写……”沈知夏的声音越来越小，“她说她对不起你，说她跟着那个男人走了，让你忘了她。她说你爸喝了酒会打你，让你躲着点。她还说，她把你那张全家福上的她剪掉了，因为她说她不配出现在那张照片上。”

林洲的血似乎冷了一瞬。他记得那封信。那是母亲离开后寄到学校来的唯一一封信，他藏在课本里，每天早上到教室第一件事就是把它重新读一遍，读到每一个字都能背下来。信上确实写了那些话。母亲说她不配出现在全家福上，所以她走的时候把照片上自己的头像剪掉了，剩下的半张照片里只有他和父亲，父亲的脸因为照片被剪而缺了一角。

他不知道这封信被沈知夏看过。

“我当时看了那封信，”沈知夏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特别生气。我不认识你妈，我也不认识你爸，我跟你那时候连话都没说过几句。但我觉得……我觉得你怎么能是那样的人呢？”

“哪样的人？”

“你每天上课那么认真，你交作业比谁都积极，老师夸你的时候你低头笑一下，笑得特别……”沈知夏用手背抹了一下眼睛，“特别干净。我觉得你不能有个那样的家。你不该有那样的妈，不该有那样的爸。我替你不值。”

“所以你就当着全班面把我的家底掀了？”

“我不是要掀你的家底。”沈知夏的声音终于带上哭腔了，“我就是想把那封信撕了。我恨那封信，我恨它写给你。我恨它让我知道你原来……你原来需要被人可怜。我不想可怜你。我不想你变成那种……那种需要被人用同情眼看待的人。”

林洲愣住了。

咖啡桌上洇开一片深色的水渍，是沈知夏的眼泪砸在上面。她哭得并不大声，甚至没什么表情变化，只是眼泪一颗接一颗地往外涌，她不停地用手背去擦，却怎么也擦不干净。

“那天我从讲台上下来以后就后悔了。”她说，“我回到座位上，看见你趴在桌子上，肩膀在抖。我想跟你说对不起，但我没那个胆子。我觉得我一开口你就会骂我，或者你会哭得更厉害。我什么都不做。”

“后来你走了，你们家办了转学手续。我那天请了假没去学校。我在家躲了一整天。再后来……再后来我偶尔会想起这件事，每一次想起来都觉得胃里被人打了一拳。我想找你道歉，但根本不知道你去了哪。我连你全名都差点没记住。”

她抬起湿漉漉的眼睛看他：“林洲，对不起。这些年我一直想跟你说这句话，但我找不到你。”

林洲没说话。他坐在那里，听着自己心跳的声音，一下一下，又沉又响。左臂的疤痕不痒了，像是某种情绪的潮汐退去了，只留下一片空荡荡的滩涂。

他站起身。腿有点发软，但他站住了。他摸出钱包抽了一张一百块放在桌上：“这顿我请。以后别再见了。”

他转身往门口走。

身后没有追来的脚步声。只有沈知夏压抑的、破碎的哭声，像一只被掐住喉咙的小动物。

林洲推开玻璃门走出去，六月的风迎面扑过来，带着雨后泥土和青草的气息。他快步走了十几米，在公交站牌旁边停下来。他抬头看天，云层裂开一道缝，露出一小块深蓝色的天空，上面挂着一颗若隐若现的星星。

他摸摸口袋，掏出手机。母亲发来好几条消息，最后一条是：“怎么样了？姑娘漂亮吗？有没有戏？”

林洲盯着屏幕看了很久，指腹在那个对话框上摩挲了几下。他打了几个字又删掉，最后只发了一个字：“嗯。”

发完他按灭屏幕，把手机塞回口袋。他站在公交站牌下面等车，这路公交车他坐了很多年了，从人民医院回他现在住的小区，四站路。他想，回去以后把衬衫换了，随便煮碗面吃，然后看一眼明天的排班表。日子照旧。

但他走了两步，停下来。

他转过头。

透过星巴克的落地窗，他看见沈知夏还坐在那个卡座里。她的头埋得很低很低，肩膀一下一下地耸动。米色风衣的袖口湿了一大块，大概是被眼泪洇的。那个印着浙大校徽的帆布袋掉在地上，她也没去捡。

公交车来了，嘎吱一声停在站台前。车门打开，下来两个人，又有人上去。林洲站在车门口，一只脚已经踩上了踏板。司机不耐烦地按了按喇叭，催他快点。

他又回头看了一眼。

玻璃窗后面，沈知夏抬起了头。隔着一层玻璃和十几米的距离，他们的目光似乎对上了。她脸上全是泪，鼻头通红，嘴唇微微张着，像在说什么。林洲听不见。

他收回脚。

车门在他身后关上了，公交车开走。林洲站在空荡荡的站台上，看见沈知夏也从星巴克里走了出来。她站在门口，风衣被风吹得贴在小腿上，手里攥着那个帆布袋，站在傍晚的光线里看着他。

他们之间隔了一条不宽的马路，还有来来往往的行人和电动车。有人骑着电瓶车从他们中间穿过，按了一声长长的铃。

沈知夏没有走过来。她只是站在那里，眼泪还在流。

林洲也没有走过去。他转身，沿着解放路的方向走了。走出大概三四十米，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了一下。他掏出来一看，是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

“能给我一个机会解释吗？我不是想求你原谅。我就是想让你知道，那件事之后，我一直想找到你，把这个道歉说出来。今天说了，虽然晚了十八年。如果你不想再见我，我理解。但这个号码我会一直用着。——沈知夏”

林洲站在街边，把这个短信读了三遍。路灯亮起来了，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把手机收起来，继续往前走。

回到家已经快六点了。他的房子在城东一个老小区里，两室一厅，装修简单但收拾得干净。他换了拖鞋，把衬衫挂起来，去厨房烧水煮面。水沸腾的时候他盯着锅里的泡泡发呆，脑子里回放的是沈知夏那句话：“我不想可怜你。”

他想起十七岁的自己。那时候他每天最怕的不是父亲的拳头——父亲喝了酒确实会打人，但打完了会抱着他哭，说对不起，说爸爸不是人，说洲洲你去睡吧。他真正怕的是上学。是推开教室门那一瞬间几十双眼睛齐刷刷转过来的感觉。是课间有人从他身边经过，刻意压低了声音说“就是他”。是他去食堂打饭，排在他前面的人突然回头看他一眼，然后走开了，好像跟他站在同一排队伍里会被什么脏东西沾上。

他那时候恨沈知夏吗？恨过。恨得咬牙切齿，恨到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睡前都在脑子里编排怎么报复她。他幻想过当众撕她的书，幻想过在黑板报上写她家的秘密——虽然他根本不知道她家有什么秘密。他幻想过所有一个十七岁少年能想到的恶毒手段，然后第二天早晨醒来，那些幻想碎得干干净净。因为他根本没有报复的勇气。他连从她课桌前经过都要绕道走。

但刚才在星巴克，他看着沈知夏哭，心里那种持续了十八年的恨意忽然摇摇晃晃起来。不是消解了，他还没大度到那个程度。只是那一瞬间他忽然意识到，沈知夏的残忍里藏着一种奇怪的、扭曲的善意。她用最糟糕的方式去撕毁一件她认为不该存在的东西，想要保护某种她定义下的“干净”。她做错了，错得离谱，但她那年也才十七岁。

十七岁的人做错了事，要用多少个十七岁来还？

面条煮好了，林洲加了点酱油和猪油拌了拌，端到客厅茶几上吃。他打开电视，调到新闻频道，声音开得很小。画面里在播绍兴最近的老城改造项目，镜头扫过解放路那一片，他好像在画面里看见了星巴克门口那几盆绿植，镜头一晃又过去了。

他吃完面，把碗洗了，在阳台上站了一会儿。楼下有小孩在骑自行车，铃铛丁零零地响，旁边站着个女人在喊“慢点慢点”。他想起母亲也是这么喊的，那时候他还小，弟弟还没出生，父亲还没被酒精泡烂肝。他在巷子里学骑车，母亲在后面扶着后座，喊“慢点慢点”，声音被傍晚的风吹散了。

他进屋，拿起手机，点开那条陌生号码的短信。他打了几个字又删掉，最后只回了一句：“我下周排班很满。”

发送完他就后悔了。这话是什么意思？是拒绝还是接受？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烦躁地把手机扔到沙发上，去浴室冲澡。水流从头顶浇下来的时候，他闭上眼睛，脑子里忽然浮起沈知夏高中时候的样子。她穿校服白衬衫，领口永远系到最上面一颗扣子，头发扎得高高的，走路带风。她站在黑板前面讲题，粉笔在黑板上敲出笃笃笃的声音，全班安静地听。她讲完了，回头扫一眼教室，问“有人没听懂吗”，目光掠过他，一秒都不多停。

那时候他觉得沈知夏像一个太阳。灼热，刺眼，靠近了会被烧伤。但他还是忍不住偷偷看她。他不知道自己是在恨她还是在羡慕她，也许两者都有，混在一起分不开了。

洗完澡出来，他看见手机上又有一条短信，还是那个号码：“你排班满的话可以不用回我。我就是想说，我今天那些话都是真的。以前的事我没办法重来，但以后如果你愿意，我可以证明给你看，我变了很多。”

林洲没有回复。他把手机放到床头柜上，关了灯躺下来。窗外的路灯透进一点黄蒙蒙的光，在天花板上投出一块模糊的亮斑。他盯着那块亮斑看了很久，直到眼皮越来越沉，坠入睡眠。

第二天早晨六点闹钟响的时候，他摸到手机，看见凌晨两点多沈知夏又发了一条：“对不起，打扰你休息了。晚安。”

他把手机放下，起床洗漱。到医院的时候七点刚过，值班护士看见他有点惊讶：“林医生你今天这么早？不是九点才上班吗？”

“睡不着。”他说。

上午他带着实习医生查房，把心外科病区的三十多个病人挨个看了一遍。住六床的老太太拉着他的手不放，说她儿子昨天来看她了，带了她最爱吃的定胜糕。林洲拍拍她手背，说阿姨你开心就好，你开心了血压就稳了，血压稳了咱们就能早点回家。老太太笑得满脸褶子，说林医生你怎么跟我孙子似的。

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小刘端着餐盘坐到他对面，眼睛亮晶晶的：“林医生，昨天相亲怎么样？我听说那个姑娘是浙大的，长得漂亮吗？”

林洲夹了一筷子青菜：“还行。”

“还行是怎么样啊？有没有下文？”

“不知道。”

小刘撇撇嘴：“你这人真没意思，什么都问不出来。”她又吃了几口饭，忽然压低声音，“不过说真的林医生，你工作这么多年了，也该找个人了。我们护士站那几个小姑娘天天在猜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

“喜欢不打听我私事的。”

小刘朝他翻了个白眼，端着盘子走了。

下午有两台手术，第一台是二尖瓣置换，病人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瓣膜钙化严重，术前谈话的时候他老婆在走廊里哭了一整个下午。林洲主刀的主任姓陈，五十出头，做事雷厉风行，上手术台像上战场。林洲在一助的位置上站了将近四个小时，手稳得纹丝不动，眼睛盯着术野里那些精密的结构，脑子里干干净净，只有血管、瓣膜、缝线。这是这些年他找到的最好用的逃避方式——手术室里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有此时此刻那一颗搏动的心脏。

第一台手术结束的时候已经快五点了。他在休息室灌了杯水，靠在椅背上闭了会儿眼。陈主任从更衣室出来，看见他就笑：“小林，昨天相亲失败了吧？看你今天状态不太对啊。”

陈主任带了他五年，什么都能看出来。林洲睁开眼：“也不算失败，就是……碰上个故人。”

“故人？”陈主任拧开保温杯喝茶，“老同学？”

“嗯。”

“老同学好啊，有共同语言。我跟你师母就是高中同学，吵了半辈子架也没离成，就因为有共同的回忆兜着底呢。”

林洲没接话。陈主任也不追问，拍拍他肩膀：“第二台七点开始，还有时间，你去吃点东西。”

第二台手术是个急诊，病人从下面的县级医院转上来，急性心梗，三支病变严重。陈主任和林洲轮番上台，用了四种不同的搭桥方案才把血流通起来。手术做完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林洲换了衣服走出医院大门，发现雨又开始下了，淅淅沥沥地敲在路面水洼里。

他掏出手机，看见沈知夏傍晚五点多发了一条消息：“我今天在单位整理报表的时候忽然想起来，高一那年运动会你好像跑过三千米？我记得你跑得挺快的，还拿了名次？”

他站在雨里看这条消息。他确实跑过三千米，拿了第四名，离领奖台只差一名。跑完以后他蹲在操场边吐了，吐完了抬头看见沈知夏站在看台上跟别人说话，阳光照在她马尾辫上，他蹲在那里看了她好几秒。

他一直以为自己记错了。他一直以为那时候他根本没敢看她。

他给沈知夏回了两个字：“第四。”

发完他把手机塞进口袋，撑开伞往公交站走。雨夜的街道很空，路灯把积水的路面照得闪闪发亮。他走了没多远手机就震了，沈知夏几乎是秒回：“我想起来了！你跑完了蹲在操场边吐，我站在看台上看见了，我还跟我旁边的人说，那个人真拼。”

林洲停住脚步。他站在路灯底下，雨伞边缘滴下来的水珠连成线。他盯着屏幕上那行字，感觉自己心里某个用冰筑起来的东西裂开了一道缝。

他打了一行字：“你那时候就知道我叫林洲？”

发送。然后他站在雨里等。

过了大约两分钟，沈知夏回了：“知道。我一直知道。你转学走了以后，我在教室后排那个座位上坐了整整一周，总觉得你还会从门口走进来。”

林洲把手机屏幕按灭，继续走路。

后面几天他没有再回复沈知夏的消息。她也没有每天都发，隔一两天来一条，都是短句子，不追问也不催促，像往一个深井里慢慢丢石子。周一她说“今天绍兴出太阳了，你有空的话晒晒被子”。周三她说“我路过人民医院门口，看见你们那棵香樟树开花了”。周五她发了一张照片，是绍兴一中门口的马路，拍得歪歪扭扭的，配文是“路过母校，想起你以前总从这棵树底下走过去”。

林洲把那张照片点开看了很久。照片里的那棵梧桐树比十八年前粗了一大圈，但位置没变，还是在传达室旁边，树荫能罩住半条人行道。他记得自己每天早晨从树下经过的时候都会抬头看一眼树冠，那时候那棵树还没这么高，秋天叶子黄了落一地，踩上去脆脆地响。

周五晚上他值夜班，十点多处理完一个心衰的老太太，坐在办公室里喝水刷手机。他鬼使神差地点开了沈知夏的微信头像——他们现在加了微信，不知道是谁先提的，反正加上了。她的头像是张风景照，拍的应该是绍兴的鉴湖，水面很静，倒映着远处的山。

他点进她的朋友圈。最近一条是三天前发的，转了一篇财政政策解读的文章，没有配字。再往前翻，有去杭州出差的照片，有周末爬山拍的野花，有自己做的饭菜——看起来手艺还行。有一条是去年年底发的，拍了一本翻开的小说，配文是“重读《追风筝的人》，还是哭了”。

林洲盯着那个配文看了几秒。他看过那本小说，知道故事里有个男孩对另一个男孩说过“为你，千千万万遍”。

他把手机放下，拿了本旧杂志翻了两页，又拿起来。他给沈知夏发了条消息：“你周五晚上一般做什么？”

发送完他就觉得自己蠢。值班夜太闲了，人会干出奇怪的事。

但沈知夏也几乎是秒回：“周五晚上？看书或者看电影。偶尔跟朋友出去吃饭。你呢？今天值班？”

“嗯。”

“那你不忙的时候可以跟我聊天呀。我正好在重温《老友记》，看到第三季了。”

林洲不太喜欢美剧，但他回：“哪一集？”

接下来两个小时，他们两个就在微信上聊《老友记》里那些鸡毛蒜皮的情节。沈知夏打字很快，偶尔发语音，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带着点沙沙的电流声，听着很暖和。她说她最喜欢莫妮卡，因为莫妮卡控制欲强得可爱，跟她在工作里的状态一模一样。林洲说他没完整看过这部剧，但他弟弟以前老放，他在旁边瞄过几眼。沈知夏就给他发截图，一张一张解释哪个是哪个。

凌晨一点的时候沈知夏说：“你该休息了，值班不能熬夜。改天聊。”

林洲放下手机，靠进椅背。办公室的日光灯嗡嗡地响，窗外的夜色像一大块凝固的墨。他闭上眼睛，感觉自己这三十三年来头一次这样跟一个人聊天聊到忘了时间，忘了防备，忘了去计较十八年前那些事。

但这不代表他原谅了沈知夏。他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伤口太深了，即使长好了也会留疤，就像他手臂上那一道。每逢阴雨天就会痒，就会提醒他它的存在。

他摸了摸那条旧疤，关灯睡了。

周末两天他都排了白班。周六下午收了一个急诊来的主动脉夹层病人，从诸暨转过来的，是个四十出头的男人，送进来的时候脸色像纸一样白。林洲和值班的主任连夜做了手术，把血管置换了一截，救回来了。出手术室的时候天都亮了，患者家属噗通一声跪在他面前，说谢谢医生谢谢医生。林洲把人扶起来，说术后护理也很关键，你先去陪着他。

周日他补觉睡到下午两点，醒过来的时候阳光透过窗帘缝照进来，在床上铺了一条金黄色的带子。他躺着没动，伸手够到手机。沈知夏上午十一点发了一条：“今天天气真好，我去东湖走了走。看见有人在划乌篷船，想起大学时候带外地同学来玩，他们坐船我在岸上走，结果他们把我抛下了。”

下面附了一张照片，是东湖的水面，乌篷船在角落里露出一截黑瓦似的篷顶。

林洲回她：“我还没坐过乌篷船。”

“你绍兴人没坐过乌篷船？”

“我绍兴出生，但不是绍兴长大的。到处转学，绍兴只待了那一个学期。”

发完这条他自己愣了一下。他之前从没跟任何人提过“只待了一个学期”是因为什么，但跟沈知夏说这个，似乎不需要解释。她什么都知道。她甚至是那件事的主角。

沈知夏回了一个“抱抱”的表情，然后说：“那下次一起去坐吧。我请客。”

林洲看着那个表情包，一个黄色的小人伸着圆滚滚的胳膊做拥抱状。他盯着它看了好一会儿，没回。

周一下午他接到母亲的电话。母亲在电话那头声音压得很低，神秘兮兮的：“儿啊，你跟那个财政局的姑娘怎么样了？她妈今天在菜市场碰见我，说你俩聊得挺好的？”

林洲正在办公室写病程记录，闻言笔尖顿了一下：“她妈怎么跟你说的？”

“说你俩加了微信，每天晚上都聊到很晚。她妈高兴得不行，问我儿子啥时候有空上家里吃饭。”母亲的声音陡然提高了八度，“儿啊，你上人家家里吃过饭没？”

“妈，别操这心。”

“我不操心谁操心？你都三十三了，隔壁老王家儿子比你还小一岁，人家二胎都会走路了。”

“妈，”林洲把笔放下，“我跟她之间有点复杂，一句两句说不清。”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母亲的声音忽然软下来：“怎么个复杂法？她结过婚？”

“没有。以前的事。”

“以前的事？”母亲顿了一下，“你以前认识她？”

林洲没回答。他听见母亲在那头倒吸了一口气。

“儿啊，你以前转学那些事，妈从来没问过你。你说是你不喜欢那个学校，要换个环境。妈信了，没追问。但你是不是……在那个学校受欺负了？”

林洲攥着手机，指节发白。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都过去了。”

“那姑娘跟那个事有关？”

“……嗯。”

母亲又沉默了。电话里只剩下电流的沙沙声，还有远处菜市场隐约的吆喝叫卖。过了很久，母亲说：“儿啊，你要是觉得不行，就算了。妈不催你了。”

“妈……”

“妈就是怕你一个人硬撑着。你从小就这样，什么都往肚里咽，咽完了就笑，笑完了又接着咽。当年你爸那样，你也是，半句抱怨没有。但人不能一直这样，得有地方喘气。”

林洲眼睛忽然就酸了。他抬头看天花板，把那股热意逼回去，用正常的声音说：“知道了妈。我再想想。”

挂了电话，他坐在椅子里发了会儿呆。窗外的香樟树被风吹得哗哗响，一串串细碎的花落了一地。他想，母亲大概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知道他经历过什么的人。她不问，但什么都懂。就像当年他从绍兴回来，拎着蛇皮袋站在家门口，母亲看了一眼他的脸，一句话没问，只是接过蛇皮袋说“回来啦，妈煮了面”。

那天晚上他主动给沈知夏发了一条：“你明天晚上有空吗？”

沈知夏回得很快：“有空。要一起吃饭？”

“好。地方你定。”

沈知夏选了一家在仓桥直街的小馆子，说那边的绍兴菜做得地道。林洲第二天下了班换了衣服过去，在巷子里拐了两个弯才找到门面，小小的一个门脸，挂着一块木匾，上面写着“老绍兴”三个字。他推门进去的时候沈知夏已经到了，坐在靠里的一个卡座，面前摆了一壶温好的黄酒。

她今天没穿风衣，穿了件浅绿色的针织开衫，头发散下来披在肩上，看着比上次柔软了很多。看见他进来她站起身，招了招手，脸上带着一点紧张的笑意。

“你来了。我点了醉鸡和臭豆腐，还有梅干菜扣肉，你看还要加什么。”

林洲坐下来，看了看菜单：“够了。再加个汤吧。”

“好。黄酒你喝吗？我温了一壶，暖暖身子。”

“喝一点。”

服务员把菜一样样端上来。醉鸡是冷的，酒香浓郁，肉嫩得像豆腐。臭豆腐炸得金黄酥脆，蘸着辣酱吃，味道冲鼻子。沈知夏每上一道菜就给他介绍做法，说这家店的老板是她高中同学的舅舅，开了二十多年了。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自然极了，仿佛他们两个不是隔了十八年才重新坐在一起吃饭的陌生人，而是老友重逢。

林洲喝了两杯黄酒，身子暖起来，话也多了些。他问沈知夏在财政局的工作，她说预算科听着气派其实琐碎得很，每天跟数字打交道，眼睛都快看瞎了。他问她为什么从杭州回来，她说在杭州待了七年，回绍兴是因为父母年纪大了，妈妈膝盖不好，她得就近照顾。

“你呢？”沈知夏给他续了杯酒，“你一直待在绍兴吗？”

“大学在杭州读的，后来又回来。我弟弟在这边，我妈也在这边，走不开。”

“你弟弟做什么的？”

“开修车铺。”林洲说到弟弟语气松弛了些，“从小爱捣鼓机器，不爱读书，现在倒干得风生水起的。比我强，人家去年结婚了。”

沈知夏笑了一声：“你妈妈肯定急了吧？”

“急。天天给我安排相亲。”

“所以你来见我了。”

林洲看她一眼：“所以我来见你了。”

两人对视了几秒，沈知夏先移开了目光，低头夹了块梅干菜扣肉放进他碗里。她的动作很轻，像怕惊扰什么似的。林洲低头看着碗里那块油亮亮的肉，忽然问：“你后来回过母校吗？”

沈知夏抬起头：“回过。去年校庆回去了一趟。”

“那棵梧桐树还在。”

“在。”沈知夏的声音轻下来，“你记得那棵树啊。”

“我每天从它底下走，怎么会不记得。”林洲端起酒杯抿了一口，“那时候秋天叶子落一地，我踩上去的时候就想，这棵树会不会觉得冷。”

沈知夏没说话。她低头看着杯子里琥珀色的酒液，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林洲，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你问。”

“你后来过得好吗？”

林洲想了想：“不算好，但也不算差。我爸在我十五岁那年走了，肝硬化。我妈一个人养我和我弟，日子紧巴巴的。后来我考上医学院，学费是贷的款，生活费靠打工。工作以后慢慢好起来了，现在能让我妈过上好日子了。”

沈知夏听着，眼睛慢慢红了。她低下头，用手背飞快地蹭了一下眼角：“你肯定吃了很多苦。”

“谁不吃苦呢。”林洲说，“你也不容易吧？你妈膝盖不好，你又从杭州回来重新开始。”

“我那个不算苦。”沈知夏摇摇头，“我家条件一直还可以，我爸妈供我读书从来没让我操过心。我就是……心里一直有件事放不下。你知道那种感觉吗？有一件事你做了，你明知道做错了，但你没办法重来。它像个钉子一样钉在你脑子里，你每次想起来都想把它拔掉，但拔一次疼一次。”

林洲看着她的侧脸。灯光从头顶照下来，在她的睫毛下面投出一小片阴影。她鼻尖有点红，嘴唇抿着，嘴唇上有淡淡的唇纹。

“我今天来，”沈知夏抬起头看他，“不是想让你原谅我。我是想让你知道，那件事我记了十八年，每一年都在后悔。如果时间能倒回去，我不会说那些话，我不会撕你的照片。我会把那封信还给你，然后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你假装什么都没看见的话，我们就不会坐在这里吃饭了。”林洲说。

沈知夏愣了一下。

“我是说，”林洲把杯子里剩下的酒喝完，“你今天还能记得那件事，说明你不是那种冷血的人。你当年做了错事，但你记得。记得本身就说明你变了很多。我见过真的恶人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做了坏事以后转头就忘，甚至连当事人都不记得了。”

沈知夏看着他，嘴唇微微颤动：“你见过恶人？”

“我爸喝醉了打我的时候，我见过。”林洲说得很平静，“但他清醒了会抱着我哭，会说对不起。他后来去世的时候，我在他床边守了最后一夜，他拉着我的手说洲洲爸爸这辈子对不起你。我恨了他很多年，但他走的那天晚上我把那些恨都放下了。”

沈知夏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她没擦，任由它们沿着脸颊往下淌：“我比你爸还坏。他至少跟你道歉了，我等了十八年才跟你说那声对不起。”

“你也说了。”林洲给她递了张纸巾，“够了。”

那天晚上他们从馆子里出来的时候已经快九点了。仓桥直街的灯笼一盏接一盏亮起来，把石板路照得温温润润的。他们并排走在窄窄的巷子里，肩膀偶尔碰到一下又分开。沈知夏指着旁边一家卖手工黄酒的铺子说那家的酒酿圆子特别好吃，林洲说明天要上班不能吃太晚。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走到巷子口的时候沈知夏停下来。

“我往那边走。”她指了指左边，“公交站在这边。”

“我送你。”

“不用，就几步路。”沈知夏笑了笑，鼻头还红着，但笑容已经恢复自然了，“今天谢谢你出来。我知道这对你来说不容易。”

“你也一样。”

沈知夏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林洲。”

“嗯？”

“明天有空的话，人民医院门口那棵香樟树底下，我等你吃午饭。”

林洲愣了一下：“我明天排班……”

“我就那么一说，你有空就来，没空就算了。”沈知夏摆摆手，转身走了。她的步子轻快，浅绿色的针织开衫在路灯下泛着柔和的光，背影融进巷子深处的人流里。

林洲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巷子里卖臭豆腐的摊子还开着，热油滋滋响，香味飘过来。他站了几秒，转身往右边的公交站走。走了没多远手机响了，是沈知夏发的：“刚才忘了说，你穿那件深蓝衬衫挺好看的。”

他低头看着那条消息，在路灯底下笑了一下。

但他心里清楚，他们之间那道沟还在。沈知夏的道歉他接受了，那个十七岁的少年确实等到了迟来十八年的“对不起”。但那个少年挨过的白眼、受过的冷落、深夜蒙在被子里流的眼泪，不是一句道歉能填平的。他原谅了当年的沈知夏吗？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资格替十七岁的自己做决定。他只知道现在的沈知夏坐在他对面喝酒吃菜，提起往事会红眼睛，他看了会难受。这就够了。剩下的交给时间吧。

第二天中午林洲真的去了那棵香樟树底下。沈知夏穿着一件白衬衫站在树荫里，手里拎着两个饭盒，见他来了把其中一个递过来：“食堂打的，你尝尝我们财政局的大厨手艺。”

林洲接过饭盒，掀开盖子看了一眼，红烧肉加青菜，米饭压得实实的。

“你们单位伙食这么好？”

“今天领导开会，小灶开的。”沈知夏眨眨眼，“我顺了两份。”

他们在香樟树底下的长椅上坐下来吃饭。树冠遮出老大一片荫凉，风一吹，碎小的黄花簌簌地落在他们肩膀上。沈知夏说这棵树她高三那年天天路过，有一次考试考砸了她在树底下哭了一整个中午，后来那棵树就成了她的“幸运树”，每次大考前她都来摸一摸树皮。

林洲吃着饭，听着她絮絮叨叨地说这些无关紧要的事。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漏下来，在她脸上投出斑驳的光影。他忽然觉得，十七岁那年笼罩在他头顶的乌云，好像真的在慢慢散开。

但他也知道，那道疤还在。每逢阴雨天它还会痒。就像他和沈知夏之间那些还没说完的话，那些还没彻底抚平的褶皱，都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去慢慢磨。他想起陈主任说的那句话——有共同的回忆兜着底。他和沈知夏之间的回忆是尖锐的、带刺的、会扎人的，但那些刺拔出来以后，伤口总有愈合的一天。

他把最后一口饭吃完，把空饭盒还给沈知夏：“明天别送了，我值班。”

“那后天呢？”

“后天上午有一台手术，下午应该没事。”

“那我后天下午来找你。这棵树下，不见不散。”

林洲看着她亮晶晶的眼睛，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