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年出差宾馆满了，女同事说跟我将就一晚，我躺下后她却悄悄靠近|宾馆|我只在乎你|邓丽君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楔子

我始终记得1998年深秋的那个夜晚，宾馆走廊里日光灯嗡嗡作响，她站在我身后，呼吸声轻得像一片落叶擦过水泥地。前台服务员第三次说“真的一间空房都没有了”时，她忽然伸手拉了拉我的袖口，说：“算了，将就一晚吧。”那语气随意得像是再说今天食堂的菜有点咸。

我没想到，那晚之后，我们之间有什么东西像深秋的露水一样，悄悄地、不可逆转地发生了变化。

第一章出发

1998年10月，我被厂里派去省城参加一个为期五天的物资系统培训班。同去的还有财务科的宋雅清，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女人，平日里在厂里我们也就是见面点头的交情，顶多开大会时坐在同一排，偶尔借个笔、传个文件什么的。

厂长临走前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小周，这趟差出得不容易，名额是局里压下来的。宋雅清跟那边财政局的人熟，有她一起，住宿报销什么的也好办。你多照应着点。”我点头应下，心里却觉得别扭。孤男寡女的，哪怕是在九十年代，也总觉得不太方便。

火车是下午两点零七分的绿皮车，硬座。我提前一个小时到站，宋雅清已经等在候车室里，穿了件米色的风衣，头发在脑后松松地挽着，脚边放着一个不大的旅行包。她正低头翻一本杂志，见我来了，抬了抬下巴示意我坐下。

“票买好了，两张连座。”她把杂志合上，是《知音》，那几年特别流行。我“嗯”了一声，一时间找不到话。候车室里人声嘈杂，有背着蛇皮袋的民工，有抱着孩子回娘家的女人，空气里混着一股方便面和汗水的味道。

“你话一直这么少？”她忽然问我，眼睛却还看着我身后的什么地方，仿佛是随口一问。

“也……也不是。”我搓了搓手，“就是跟不熟的人不知道说啥。”

“那你跟熟的人能说多少？”她嘴角似乎动了一下，像笑又不像笑。

火车晚点了四十分钟。上车后才发现过道里都站满了人，我们的座位靠窗，面对面。她把风衣脱了搭在腿上，里面是件浅灰色的高领毛衣，人显得很素净。火车开了以后，窗外的田野和村庄像一幅缓缓展开的画，秋天的颜色已经深了，稻田里只剩下齐刷刷的稻茬，偶尔有几棵柿子树，挂着红艳艳的果子一闪而过。

她一直看着窗外，我则低头翻看随身带的一本《平凡的世界》。那书是借来的，封面已经卷了边。翻到孙少平去黄原揽工那一段，我抬头揉了揉眼睛，发现她正看着我。

“你看书的样子跟你算账的时候一样。”她说。

“啥意思？”

“眉头皱着，嘴唇抿着，像在跟谁较劲。”

我乐了：“有吗？”

她也笑了，眼睛弯了一下，那是我第一次注意到她笑起来的样子，眼尾有细细的纹路，像水面上的涟漪。

火车到省城已经是晚上七点多。天全黑了，出站时飘起了毛毛雨。我们打车去了局里指定的那家宾馆，是当时很气派的“东方宾馆”，十几层高，门口停着一溜桑塔纳和奥迪。我心想这回条件不错，能住这地方。

前台服务员查了登记簿，抬头问：“你们是江城来的周立和宋雅清？”

我点头。

“不好意思，周立是安排好了的，308房。宋雅清是女同志，局里报上来的名单里把性别写错了，写的男。按这个名单，系统里默认给她安排的是和周立同一间标间。”

我愣了一下，和宋雅清对视一眼。她脸上的笑淡了下去，但也没慌，只是问：“那现在还有没有单独的房间能调？”

前台摇头：“今天有四个会议同时在省城开，房间全满，一个空房都没有了。就是加床也不行了。”

我朝她看了一眼，低声说：“那要不我去找别的地方……”

“别的地方也一样。”前台接过话，“这周边五里地内的宾馆招待所都满了。就您住的这间还是提前半个月锁定的。”

局面僵在那里。外面的雨下得更密了，从玻璃转门看出去，灯光被雨雾晕成昏黄的一团。我身上只有一百多块钱，另外那点钱在宋雅清那里，是单位预支的差旅费，照规定得住正规宾馆才能报销。

“那……就一间房，将就一晚？”我试探着说，“明天再让局里想办法。”

宋雅清沉吟了几秒，点了点头。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拎起那个旅行包，往电梯口走了几步，又停下来等我。我赶紧从服务员手里接过钥匙，跟着她上楼。

电梯里只有我们两个人。那种老式电梯很慢，嗡嗡响着。四面都是镜子，我低着头，从镜子里看见她正轻轻捋了捋额前的碎发。电梯在五楼停了一下，门开了，外面没人，又关上。我们同时松了一口气，然后都忍不住笑了。

“你怕什么？”她问。

“我怕碰见熟人。”我说。

“我也怕。”她说。

第二章同一间房

房间在七楼，708。两张单人床，中间一个床头柜，上面放着一部乳白色的电话。靠窗有一张书桌，一把椅子。卫生间很小，热水是要插卡才有。一切都和那个年代的标准间一样，朴素，整洁，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公共感。

宋雅清先进去，把包放在靠窗那张床上，然后推开窗户透了口气。雨声涌进来，还有远处汽车驶过积水路面的声音。她回头看我：“你睡哪张？”

“都行。”我说。

“我睡靠窗这个吧，我喜欢开着一点窗户睡觉。”

“那行。”我把自己的包扔在靠门那张床上，动作有点重，包里的搪瓷杯“咣”地响了一声。

她去卫生间洗漱，我坐在床边脱了鞋，盯着电视机发呆。没有开，屏幕黑黢黢的，映出我一个人局促的样子。我拿出烟，走到窗边。她放在桌上的小收音机正小声播着晚间新闻，主持人说国企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又说长江中下游地区秋粮收购量创历史新高。

“你抽吧，我不怕烟味。”她的声音从卫生间传来，混着水声。

我还是把烟收起来了。毕竟一个屋里，一个女同志在，怎么也得注意点。

她出来时已经换了睡衣，长袖长裤，素色花纹，洗得有些旧了。头发散开，披在肩上，脸上带着刚洗过热水后的红润。我忙把视线移开，假装研究窗帘上的花纹。

“你洗不洗？”她问，用毛巾擦着头发。

“洗。”我站起来，从包里翻出换洗衣服，几乎是逃进了卫生间。

热水冲下来的时候，我盯着镜子里的自己，看见一张二十七岁男人的脸，胡茬青黑，眼睛里有些熬夜的红丝。镜子慢慢蒙上水雾，脸模糊了。我在想，隔壁那个人，还有那张床，中间只有一堵墙，一个床头柜。这种过于具体的画面让我有些心慌。

我出来时她正坐在床上看一份带出来的材料，见我浑身冒着热气出来，抬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去。我靠在床头，拿起那本《平凡的世界》，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页码停在刚才那一段，翻来覆去。

“周立。”她忽然叫我名字。

“啊。”

“明天要是还调不到房，怎么办？”

“我找局里的办公室，跟他们说清楚，让他们想办法。”我顿了顿，“实在不行，我去我同学那儿住。他在城东，坐公交得一个小时。”

她没说话，把材料合上，放进包里。然后关了床头灯，缩进被窝。屋里只剩下我这边的灯还亮着。我听见她在被子里翻了个身，小声说：“你别去了，人生地不熟的。就……就再住一晚也没啥。反正两张床。”

她的声音在黑暗里显得很轻，像一片羽毛落在我后颈上。我“嗯”了一声，说：“睡吧。”

关灯后，城市的微光从窗帘缝隙渗进来，整个房间浸在一种深蓝色的半明半暗中。雨还在下，沙沙地打在窗户上。我平躺着，两手交叉放在腹部，呼吸尽量放轻。我知道她也没睡着，因为她的呼吸节奏和白天不太一样，有时候会停顿一下，像在听什么。

“你睡了吗？”过了很久，她问。

“没。”

“我有点认床。”

“我也是。”我顿了顿，“我给你讲个事吧，兴许讲着讲着就困了。”

“好。”

我便讲了我小时候在乡下，有一年发大水，我爹用一只洗澡的大木盆把我推到了邻居家的二楼。我讲得很慢，好多细节其实都模糊了，但我努力说得像那么回事。说到最后，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

第三章夜与近

半夜我醒过来，大概是梦见了什么。雨已经停了，屋里静得能听见空气流动的声音。我花了几秒钟才想起自己在哪里，第一反应是侧头看了一眼另一张床。

月光从窗帘上方漏进来一小片，正好落在她的被子上。她侧身睡着，脸朝我这边，一只手垂在床沿外。月光把她的手腕照得很白，能看见细细的血管。她的睫毛在脸上投下一点淡淡的影子，呼吸平缓，显然已经睡熟了。

我盯着她看了一会儿，心里涌上来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小时候夏天傍晚在河边看到一只白鹭站着睡觉，不敢走近，又舍不得走开。

我轻轻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上贴着一幅很劣质的山水画，大概是省城周边某个景点的照片。我闭着眼，却再也睡不着了。

后来我迷迷糊糊又睡过去，不知道过了多久，感觉到床垫微微颤了一下。我没有动，但整个人瞬间清醒了。那个感觉太近了，近得我甚至能闻到她头发上那种很淡的蜂花香皂的味道。

她没有上她的床。她蹲在我床边，或者在黑暗里站着，我不知道。我屏住呼吸，全身僵硬。然后一只手轻轻搭在了我的被角上，就那么放着，没有下一步。

时间像是被拉长了。我感觉到她的手指在微微发抖，那抖从被角传到我身上，像是一串极微弱的电流。我闭着眼睛，不知道该怎么办。要是现在装作醒了，翻个身，她就会缩回去，明天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可我没有。

她慢慢地掀起我被子的一角，动作很轻，像怕惊醒一只鸟。然后她的身体滑了进来，带着一股夜晚的凉意，和她身体本身的温热。她背对着我侧躺着，后背几乎贴着我的胳膊，又没完全贴上。我们中间隔着一层薄薄的空气，但我的每一根汗毛都感觉到了。

我睁开了眼。

天花板上有一小片月光，微微泛白。我把头往后挪了挪，看见她的后脑勺，她的头发铺在我的枕头上，有一些扫到了我脸上。她的肩膀在被子下轻轻起伏。

“对不起。”她的声音几乎听不见。

我没说话。嗓子眼发干，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隔了很久，我才从喉咙里挤出两个字：“没事。”

我的手贴着裤缝，很规矩。她却忽然向后靠了靠，整个人完完整整地贴近了我的身体。她的后背贴着我胸腹，曲线像两只叠放的汤匙。我把呼吸压得又轻又慢，可心跳却快得厉害，轰隆隆地砸在胸腔里，像要跳出来。

“你冷吗？”我问。

“不冷。”

“那……”

“别说话。”她说。

我便不说了。月光斜移，时间变成了一条缓慢流淌的河，我们漂浮在河面上。不知过了多久，她忽然转过身来，面对着我。黑暗里我只能看见她的轮廓，眼睛却是亮的，像两口深井里映着星星。她问：“周立，你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

“没什么。”她伸手轻轻触了一下我的脸，手指冰凉，落在我下巴那道浅浅的疤上。那道疤是小时候爬树摔的，连我自己都很少注意到。她的手指停在那里，像在确认什么。

她叹了口气，轻得几乎听不见。然后她把头靠在我的锁骨处，呼吸热热地扑在我脖子上。我僵硬的手臂慢慢放松，环了过去，手落在她的腰上。她穿着那件旧睡衣，棉布下面是她身体温热的轮廓，窄窄的，实实在在的。

那一晚没有更多的事情发生。我们就这么抱着，像两个在雪地里遇见的人，用仅有的体温互相取暖。我知道她也没睡着。天快亮的时候，我听见她在黑暗里轻轻说了一句：“可能出差回去，就什么都不会变了。”

我没听懂这句话，但我没有问。

第四章白昼如常

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她已经不在我床上了。我猛地坐起来，看见她正站在窗边，背对着我，已经换好了衣服，正在把头发重新挽起来。晨光给她的侧影镀上一层薄薄的淡金色。

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她转过身，看见我醒了，笑了一下：“早。昨晚睡得好吗？”

那笑容自然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我点了点头，说还行。心里却像被什么钝器敲了一下，闷闷地疼。

白天的培训冗长而平淡。我们在会场上坐在一起，和同桌的其他地市来的人寒暄、交换名片。宋雅清表现得体，跟谁都能聊上几句，笑起来眼睛弯弯的。我却有点心不在焉，笔记本上只记了几个字，更多时候在盯着她的手看。她拿笔的姿势很特别，小指会微微翘起，像兰花指，又不像。她写字的沙沙声和昨夜她翻身时衣料摩擦被单的声音混在一起，在我脑子里嗡嗡作响。

中午散了会，她跟几个女同志一起出去吃饭，问我去不去。我摇了摇头，说带了面包，在会场啃一口得了。她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跟人走了。我坐在空荡荡的会场里，吃那个干硬的面包，喝着凉白开，觉得心里空得厉害。

面包吃了一半，我去了趟局里的办公室，想再问问房间的事。接待我的是一个中年男人，翻来覆去就一句话：“名单已经报上去了，上级系统里就是这个标准，实在是改不了。”

“一个女同志，总得有自己的房间吧。”我强压着火气。

“道理是这个道理，但你也看见了，这两天房间是一间都挤不出来。最早也得后天下午，那时候有几个会议结束，能腾出来。”他说着看了看我，“你们不是已经住下了吗？我看宋同志也没什么意见。”

我咬着后槽牙，从办公室出来，在走廊里站了很久。

下午的培训，宋雅清坐在靠过道的位置，我出去上厕所回来，她已经把外套挪开了，给我留出地方。我坐下时，她的胳膊和我的胳膊在扶手上碰了一下，她没躲，我也没动。一整个下午，那只胳膊就搁在那里，我的小臂能感觉到她羊毛衫的纹理，和底下微微的热度。

到了晚上，一起吃饭的人少了些。她拉我去宾馆旁边巷子里的一家小饭馆，要了一碗烩面，一个拍黄瓜，还问老板娘有没有“小二”。老板娘摇头。她笑说那算了。

面端上来热气腾腾的。她吃得慢条斯理，把汤都喝了。我看着她，想起昨夜她在黑暗里说“可能出差回去，就什么都不会变了”，突然开口问她：“你对象……在老家？”

她抬起头，慢慢咽下最后一口面，用纸巾擦了擦嘴。那是很普通的动作，却被她做得很从容。她点了点头：“算是吧。你呢？”

“我还没对象。”我顿了顿，“家里人介绍过几个，都没成。”

“为什么没成？”

“我也不知道。”我搅着碗里剩下的面汤，觉得这么说似乎有些敷衍，又补了一句，“可能人家看不上我。”

她笑了一下，摇摇头：“你不是那样的人，周立。你只是……还没遇到那个能让你下决心的人。”

我抬头看她，她眼睛里有种很复杂的光，像一层雾，又像一潭很深的水。我想说点什么，可话到嘴边全碎了。最后我问：“那你呢，遇到了吗？”

她没回答。过了很久，她转过脸去，看着窗外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夜色里，那些人的面孔模糊而匆忙，像被风吹散的灰烬。

“走吧。”她说。

第五章夜幕再临

回到房间，气氛和昨夜刚到时已经有些不同。她去洗澡时，我坐在床边，破天荒地点了一根烟。烟雾缭绕，在我的眼前缓慢散开。我看着浴室的门，里面亮着灯，水声哗哗地响，门的磨砂玻璃上隐隐约约映出一个晃动的人影。我别开眼，深深吸了一口烟。

她出来时看见我在抽烟，没说话，只是用毛巾擦着头发，在另一张床边坐下。她的脸被热气蒸得粉扑扑的，眼睛也水润润的。屋里烟味有点大，她轻轻咳嗽了一声。我赶紧把烟按灭，去开窗。雨后的夜风凉飕飕地钻进来，吹散了不少。

“周立，你过来。”她忽然说。

我回过头。她坐在床边，湿头发垂在两侧，像是从水里刚捞上来的一株水草。我走过去，站在她面前，不知该蹲还是该坐。她忽然伸手，轻轻拉住了我的手指。她的手指冰凉，而我的手指因为抽烟还带着残余的温度。

“昨晚的事……”她开口，声音有点涩。

“昨晚什么事也没有。”我接得很快。

她抬头看我，目光里有些意外，然后是淡淡的释然。她松开了我的手指，笑了一下：“对，什么事也没有。”

我心里却像被扎了一下。原来她要听的是这个。我转过身，在窗前站着，背对她。外面的城市灯火星星点点，像一只翻倒的珠宝盒。我想起在厂里第一次见她的时候。那是三年前，我刚从车间调到物资科，她是财务科的新人，在食堂排队打饭时，有人插队，她没吭声，但端着一盆热汤的手很稳，一滴都没洒。当时我只觉得这女人有点意思。

现在她就坐在我身后，离我不到三米。可我知道，我们之间隔着的东西，比三米要宽得多，深得多。

“我跟你对象……是做什么的？”我听见自己问。

“在矿上，技术员。”她顿了顿，“从小一块长大的，他爸跟我爸在一个车间。”

“挺好。”我说，声音干巴巴的。

“是啊，挺好。”她的声音也轻轻的。

窗外的风大了一些，窗棂发出轻微的吱呀声。我关了窗，转身回到床边坐下。我们隔着中间那个床头柜，像隔着一条看不见的河。

“周立。”她又叫我的名字，尾音轻得像一声叹息。

“嗯。”

“你以后会记起这个晚上吗？”

我看着她，她的脸在灯光下显得很柔和，像一个即将被风吹散的梦。我张了张嘴，发现喉咙发紧，最后只挤出一个沙哑的“会”。

她点点头，像是得到了某种确认。然后她慢慢躺下去，拉过被子盖在身上，面朝下趴着。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她的声音从枕头里闷闷地传出来：“睡吧。”

我躺下了。这次没有关灯。我看着天花板上那盏贴着玻璃罩的灯，光在眼里慢慢化成一团模糊。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

再醒来时，房间里一片漆黑，月光也被云遮住了。我听见她的呼吸声，就在我耳边。她又过来了，像个夜游的人，贴在我背后。这次我没有僵住，而是慢慢转过身，在黑暗里摸索着，把手臂伸出去。她的身体像是有自己的意志，靠了过来。我隔着薄薄的睡衣，摸到了她肩胛骨的形状，像一对收敛的翅膀。

“周立。”她叫我的名字，带着半梦半醒的鼻音。

“我在。”

“我怕。”她说。

“怕什么？”

“不知道。”

我没有问下去，只是把下巴抵在她头顶，闻着她头发上那种淡淡的、湿漉漉的香气。她在发抖，从骨头里透出来的那种细密的、控制不住的抖。我抱得更紧了些，像要把自己嵌进她的身体里。她的手臂缠上我的脖子，呼吸急促而灼热，扑在我耳垂上。

“我们……什么也改变不了。”她的声音断断续续。

“我知道。”我说，但其实我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自己想改变什么，也不知道该怎样才算对。

她忽然抬起头，在黑暗中寻到了我的嘴唇。那个吻来得很轻，像一只飞蛾落在伤口上。她的嘴唇冰凉而柔软，带着一点咸味，不知是泪还是别的什么。

后来，时间变得很慢，又好像很长。当我们最终分开时，窗外的天际已经泛起了一丝灰白。她坐起身，背对着我，说了一句让我终身难忘的话。

“周立，这是我这一辈子，做过最不要脸的事。”

我喉咙生疼，说不出一个字。天微微亮了，她的剪影像一幅素描，单薄而清晰地立在光影交界处。

第六章第三夜与第四夜

第三夜我们没有同床。似乎一个白天把所有的勇气都稀释了。晚饭后她一直在整理培训笔记，我则一遍遍调着电视。地方台在播一部老电视剧，画面沙沙响，人物的脸时不时被雪花覆盖。她偶尔抬头看一眼，又低下头。

“今晚开始得各睡各的了。”她突然说，语气淡淡的，像宣布一个会议纪律。

我“嗯”了一声，握着遥控器的手紧了紧。那两夜像一场默契的狂欢，谁也没有说破，但天一亮就自动失效。夜里的东西只能留给夜。

我早早躺下，面朝墙壁，用背对着她。后来她关了灯，屋子里彻底暗了。我听见她在床上辗转，床垫发出轻微的摩擦声。然后她在黑暗中叫了我一声，很轻，像是怕被别人听见。

我咬紧了牙，没有应。

第二天一早，我们像从前一样在培训会场碰面。她眼圈有些青，显然没睡好。我胡子也没刮干净。她递给我一个塑料袋，里面是宾馆食堂的两个煮鸡蛋和一张饼。

“吃完再去上课。”她说，没有多余的表情。

鸡蛋是温的，饼也是软的。我默默地吃着，她就坐在我旁边，翻看面前的培训讲义。教室里人来了大半，都是些中年男女，热闹地聊着天。只有我们这一片安静得有些突兀。

第四天下午，培训提前结束了。局里通知说因为场地原因，最后一天的课压缩到当天下午。散场时，宋雅清给单位打电话汇报了情况，用的是培训中心楼下的小卖部公用电话。我站在几米外等她，看着她握着听筒，低头用脚尖拨弄地上的一颗小石子。她说了几句，忽然把听筒递给我：“厂长说让咱们直接回去，不用等原定日期了。”

我接过电话，厂长在那头说：“小周，情况有变，你们明天一早就买票回来，这边还有急事等着办。”然后顿了顿，又说，“宋雅清那事，局里打电话专门道歉了，这事……你们别往外说。”

我说：“知道了。”

挂了电话，我看向她。她的脸在夕阳下有些发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光线的原因。

“明天回。”我说。

她点点头。

我们在宾馆附近的一家小店吃了晚饭。那顿吃得格外沉默，像两个等待宣判的人，又像两个已经知道结果却还留在考场不愿交卷的学生。饭后我们沿着一条种满梧桐树的老街散步。梧桐叶黄了一半，风一吹，沙沙地响，落下来一片片盖在地上，像人世间最轻的告别。一辆洒水车从远处开来，喷出的水雾在夕阳里幻出一道极淡的彩虹。我们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她忽然伸出手，像是想触碰那道彩虹。我看着她空空的掌心，心里某个地方猛地塌了一下。

“周立，谢谢你。”她看着自己的手。

“谢我什么？”

“谢谢你那晚什么都没做。”她的目光从手上抬起来，落在我的眼睛里，“也谢谢你，那晚又抱了我。”

我站在那里，胸口像被风灌满了。我想说很多，譬如我想告诉她，这三天像一场梦，梦醒了就什么都没了，可我希望它迟一点碎。又譬如我想问她，在她眼里我到底算什么。可我最后只是笑了笑，说：“风大了，回去吧。”

那一夜，我们各自睡在各自的床上，像回到第一晚的最初。但谁也没睡着。我平躺着，盯着天花板。月光明晃晃地斜进来，映出一小块方方正正的光斑。她背对着我，被子的轮廓安静得像一座岛屿。

半夜的时候，那光斑爬到了我的被子上。我听见她轻轻下了床，走进了卫生间。水声响起，又停了。过了好一会儿，门开了。她的脚步声在床边停住。我闭着眼，心跳如鼓。

她掀开我的被子，像第一次那样，动作轻得不像真的。我感到床垫微微一沉，然后，她整个人趴在了我胸口，头埋在我颈窝里。她的身体冰凉，像刚在冷水中浸过。我伸手抱住了她。她贴着我，开始小声地哭，哭声压得极低，像从地缝里渗出来的一点点水。她的肩膀一抽一抽的，泪水浸湿了我那件旧汗衫的领口。

“我不想回去。”她哽咽着说。

我紧紧箍着她，脸埋在她湿漉漉的头发里。窗外的月亮大而模糊，像一个快要化开的鹅蛋黄。我听见自己说：“别哭，会过去的。”

这一晚，我们什么也没有发生，只是相拥而眠。天亮时她还在我怀里，呼吸平稳。我保持着那个僵硬的姿势，不敢动，心里却像被潮水一遍一遍地冲刷。天光从窗帘后面漫进来，照着她苍白的脸，她的眼角还挂着一滴干涸的泪痕。我轻轻伸手，替她拭去了。她似乎醒了，但没睁眼，只是把脸往我胸口埋了埋，像个不肯起床的孩子。

第七章归途

回程的火车是早班，六点四十五分发车。清晨的街道还没完全醒来，我们并排走着，路灯未熄，在薄雾里晕成一个个昏黄的光团。她走在我侧前方半步的位置，旅行包上挂着一个毛线织的小柿子，是她妈妈织的，红艳艳的一小团，在灰蒙蒙的空气里跳动着。

站台上人不多。风冷而硬，她把围巾往上拉了拉，只露出一双眼睛。我们就那么安静地站着，看着两根铁轨在远处汇合成一个银灰色的点。火车头喷着白汽进站时，她忽然转头看了我一眼。我以为她要说什么，但她只是把围巾往下扯了一点，露出被风吹得发红的鼻尖，冲我笑了一下。

那个笑我记了二十多年。

车上人不多，我们还是选了面对面的座位，和来时一样。她把风衣叠好放在旁边，自己靠在车窗上，闭上了眼睛。车轮哐当哐当地撞击着铁轨，窗外的景物从暗到明，田野、河流、村庄像一幅幅倒放的电影胶片。远处的山丘在晨雾里若隐若现，像谁用极淡的墨在天边抹了一笔。

我拿出那本《平凡的世界》，依然停在旧日那页。孙少平在工地上扛石头，满手老茧，心却烫得像炭。我盯着那些字，每个都认识，可连在一起却进不了脑子。眼前晃来晃去的，是她的脸。

“你说，”她没睁眼，声音轻得如同梦呓，“人活一辈子，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有多少？”

我沉默片刻，说：“可能……就是那一点点念想。”

她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像把一个沉甸甸的东西吐了出来。窗玻璃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雾气，她伸出手指，在上面画了一个小小的圆。火车钻过一个山洞，车厢里骤暗，又骤亮。她的手指还停在那个圆上。

到家时已经是下午。我们在厂门口分别，她往东边的女工宿舍楼走，我往西边的单身楼。走到半路，我回了一下头，发现她也正站在那棵老槐树下回头望。距离太远，我看不清她的表情，只看见她抬起手，冲我挥了挥。风把她的围巾吹得飘起来，像一只断线的风筝。

我也挥了挥手。然后，我们同时转身，朝各自的方向走。梧桐叶落了一地，踩上去沙沙地响，像是什么东西碎裂的声音。我走到楼梯口的时候，胸口忽然一阵空荡荡的疼，像是有什么东西，被永远地丢在了那列绿皮火车上。

第八章平静的日子

回到厂里以后，日子像被人按下了快进键，又像被人调回了原来的速度。清早六点半的广播准时响起，高音喇叭里放着《咱们工人有力量》。我每天按时上班、下班，去食堂打饭，在楼下和工友们抽烟、聊天，偶尔加班到深夜，一个人踩着路灯的影子往宿舍走。一切看似和从前一样，可我自己知道，有什么东西变了。

我变得不爱说话了。以前还和同科室的几个年轻人打打牌，现在我总是找借口推掉。我买了一台旧录音机放在宿舍里，晚上没事就躺在床上听磁带。有一盘是邓丽君，翻来覆去地放。《我只在乎你》的旋律像一根细线，每天夜里把我从现实里钓起来，挂在一个谁也看不见的地方。

宋雅清也一样。我们在厂里照常碰面，开会、对账、打水，见了面会点头，偶尔也寒暄两句。她看起来还是那么从容，头发挽得整整齐齐，走路时后脊挺得很直。可我渐渐发现，她不再去食堂排队打饭了，总是一个人在办公室吃从家里带来的馒头和小菜。有几次我故意在食堂门口多站一会儿，也没有看见她。

有一次，供应科的老赵在茶炉旁拉着我闲聊，忽然压低声音说：“哎，你听说没有？宋雅清跟她对象好像出问题了。”

我提起的水壶顿了一下，滚烫的水差点泼在手上。

“没听说。”我尽量让自己看起来不动声色。

“我也是听人说的。”老赵一副神神秘秘的样子，“好像上个月她对象从矿上回来，两人吵了一架。宋雅清那姑娘，看着温吞，脾气硬着呢。”

我心里翻江倒海，脸上却挤出一个笑：“这种私事，咱哪好打听。”

老赵点头称是，又扯到别的地方去了。我站在那里，拎着满壶的开水，却觉得手里轻得没有分量。水汽在冷风里氤氲开来，模糊了我的眼镜片，也模糊了面前的路。

过了几天，我去财务科对一笔账。远远地，我看见她坐在靠里的位置上，手里拨着算盘。她的手指飞快，珠子上下翻飞，发出噼里啪啦的脆响。我站在门口，叫了一声：“宋会计。”

她抬起头，看到我，眼神里闪过一丝很淡的东西，像是意外，又像是意料之中。她起身走过来，隔着那张半高的柜台，问：“材料采购单带来了吗？”

我把单子递过去。她接过去翻看，眼睛低垂，眼睫毛在脸上投下一小片阴影。我闻到她身上有一种很好闻的雪花膏味道，比宾馆里的蜂花香皂要甜一些。

“没有问题。”她把单子往柜台上一放，又补了一句，“下次急的话，让小李捎过来就行，不用亲自跑一趟。”

小李是物资科的办事员，管跑腿的。我愣了一下，随即点点头。转身时，我听见算盘的声音再次响起，又快又齐，像一排细密的牙在啃咬着什么。

从那以后，我很少再去财务科。需要跑腿的活，我都让小李去。小李每次回来都要抱怨两句“宋会计脸真冷”，我笑笑，不接话。

只有一次，在锅炉房旁边的水房，晚上七八点的样子，天已经黑透了。我去打开水，空荡荡的水房只有她一个人站在那里。水龙头哗哗地响，她提着暖壶接水，眼睛望着窗外。月光很淡，把她的侧脸照得像一块温润的玉。我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过去。

“这么晚还来打水？”她问，没回头。

“宿舍的水龙头坏了。”

“哦。”

只有这两个字。然后是水壶满了，她拧上盖子，从我身边走过。她的袖子碰到了我的手背，像一阵风，又像一个幻觉。我站在那里，听着她的脚步声沿着水泥走廊慢慢远去，直到什么也听不见了，才发现自己忘了把暖壶放到水龙头下面。

那个晚上，我失眠了。半夜，我爬起来，在月光下翻出出差时那张宾馆房间的钥匙牌。走得太急，结账的时候退不了房，都是局里统一结算的。那张卡片上印着“东方宾馆708”几个字，已经有点模糊了。我把它握在手里，金属的冷渗进掌心。我站了很久，最后把它塞进了抽屉最里面的一个铁盒子里。

盒子里还装着我妈留给我的一块玉，和一本初中毕业时的同学录。

这三样东西，就成了我整个青春里最深的秘密。

第九章那场雪

冬天来得又快又猛。十二月初，一场大雪覆盖了整个江城市。我从宿舍窗口望出去，厂区的屋顶、树干、自行车棚全都厚厚地铺了一层白。雪还在下，密密麻麻的，像天上有人把一床巨大的羽绒被撕碎了撒下来。

早上上班时，我看到宋雅清从女工宿舍楼出来。她穿着一件藏青色的棉袄，围着那条红围巾，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雪积得很厚，几乎没过她的脚踝。她没有打伞，雪花落在她头发上，像缀了一层细碎的白花。她走得不快，但每一步都很稳，像一只在雪地里觅食的鸟，自有一种不慌不忙的优雅。

我在她身后十几步远的地方，慢慢跟着。不是刻意的，只是我们的路本来就在同一个方向。她走到厂门口，忽然停住，抬头望了望天。雪花落在她的睫毛上，她眨了眨眼，像在品尝什么。然后她迈开步子，跨进了厂门。我加快脚步，也走了进去。

那个冬天特别长，也特别冷。雪一场接着一场，旧雪未消，新雪又覆。我每到夜里，就坐在宿舍的书桌前给远在南方打工的弟弟写信。信写得很长，写厂里的事，写天气，写食堂的菜，可怎么也写不到重点。有一封信，我写了好几个开头都撕了，最后只留下一句话：“哥问你个事，你说人要是喜欢上一个不该喜欢的人，该怎么办？”

信寄出去后，我每天都在等回信。一直等到腊月里，弟弟的信才到。他文化不高，字写得歪歪斜斜的，信也很短：“哥，你问那个问题我想不明白。但我觉得，人活着不容易，别太委屈自己。可是也别去害别人。”

我把那封信看了很多遍，折得边角都毛了，最后锁进了那个铁盒子。弟弟说得对，别太委屈自己，但也别害人。可这世上有些事，往前一步是害人，往后退一步是委屈，中间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没有。

腊月二十三，小年。厂里搞了个简朴的联欢会，在食堂搭了台子，大家凑在一起包饺子、表演节目。我坐在角落里嗑瓜子，看台上的人唱歌、说相声。宋雅清坐在另一头，和几个女工一起包饺子。她包得快，手指灵巧，一个个饺子在她手里像小白兔一样立起来。我远远看着她的侧影，忽然觉得她瘦了不少，下颌骨的线条锋利了一些。

联欢会快散的时候，有人起哄让财务科的人唱首歌。几个姑娘推来推去，最后推到了宋雅清头上。她笑着推辞，可架不住大家鼓掌，最后还是站了上去。她唱了一首《千千阙歌》，嗓子有些生涩，不算好，可每个字都唱得认真。唱到“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那一句，她的目光越过攒动的人头，落在我这个方向。隔着满堂的热闹，她看着我，眼里亮晶晶的，像是盛着眼泪，又像是映着灯光。

我低下头，把手里的瓜子捏得啪地一声碎了。

那晚散场后，雪又下起来了。我故意走得慢，落在人群最后。她似乎也走得慢。等所有人都散了，厂道上就剩我们两个。雪在路灯下像无数细小的飞蛾，无声地扑向人间。我们隔着一丈远，谁也没有说话。风吹过，她围巾的一角被掀起来。我鬼使神差地走过去，伸手把她的围巾掖了掖。

她没动，仰起脸看着我。雪落在她的眉心，像一颗泪珠。

“冷。”她说。

我把自己的围巾解下来，绕在她的脖子上。那条围巾还带着我的体温，黑色，粗糙，是我妈织的。她没拒绝，只是把半张脸埋进去，闷闷地说：“你明天……有空吗？”

“有。”

“陪我去趟城东吧，有个事要办。”

“好。”

那一晚在厂道上的对话，只有这几个字。可我能清晰地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不可挽回地流动，像脚下被踩实的雪，已经结成了冰，走上去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第十章城东

第二天是周末，雪停了，天还是阴沉沉的，像一块没洗净的灰布。我起了大早，在厂门口等她。她来得也早，还是那件藏青色棉袄，脖子上围着我的黑围巾，手里推着一辆二六女式自行车。

“路滑，别骑车了。”我说。

“没事，我骑得稳。”她拍拍后座，“你坐不？”

我笑了，说：“还是我载你吧。”

她犹豫了一下，把车交给我。我跨上去，她侧坐在后座上。车胎压着积雪，发出细腻的咯吱声。我骑得慢，她在后面坐得也稳。风很冷，从耳边嗖嗖地过，可后背上因为她在，竟觉得有一小片地方是暖的。

路上人少，雪被压成了薄薄的冰壳，车辙印清晰可见。她把手搭在我棉袄的两侧，像是怕掉下去，又不敢抱得太紧。过一座小桥时，前轮打了个滑，我用力稳住了车把，她的身体因为惯性往前一冲，伸手抓了我的腰。时间在那个瞬间停滞了一下，然后她收回手，小声说：“吓死我了。”

“你要是摔了，我负责给你上药。”

“谁要你上药。”她在后座轻轻捶了我一下。

我们去了城东的民政局。她下了车，在门口站了很久。我也跟着站，不明所以。她从包里掏出一张纸，折得四四方方的，递给我。我展开一看，是一张结婚介绍信，上面写着她的名字和一个男人的名字，盖着矿上的红章。

“今天本来约好跟他来领证的。”她的声音像被风冻住了。

我攥着那张纸，手指僵硬。风吹过来，那纸在我的手里簌簌地响，像一片干枯的叶子，随时会碎掉。我张了张嘴，嗓子像被什么锁住了，过了好半晌才问：“他人呢？”

“没来。”她苦笑了一下，“昨天打来电话，说矿上临时有事，回不来。让我改天再去。”

“所以你今天叫我来，是陪你进去问改天要带什么手续？”

她低着头，下巴快碰到胸口了。过了好一会儿，她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我就是……不想一个人来这里。”

民政局门口有两棵大杨树，光秃秃的枝桠上堆着雪。一阵风来，雪沫子纷纷扬扬地洒下来，落在她发顶，像撒了一把细盐。她忽然蹲下来，把脸埋进膝盖里。肩膀微微抖动着，不知道是在哭还是在笑。

我把那张介绍信折好，塞回她的包里。然后我也蹲下来，就蹲在她旁边。我的脚边有一小块冰，我把它踢出去，它滑远了，撞在路沿上，碎成几瓣。她抬头看我，鼻尖红红的，眼角也是红的，像一个被欺负了的小孩。

“周立，你为什么不早几年出现？”她的声音沙哑而绝望。

我看着她，喉咙像被一双无形的手扼住。我听见自己说：“早几年，我也不知道你在哪里。”

她泪如雨下。

后来我们去了附近一条小巷里的面馆。面馆很小，只有四张桌子，门口的棉帘子油得发亮。我们要了两碗刀削面，老板娘在上面泼了一层红油。她吃得很慢，眼泪有时候落在碗里，溅起一个小小的油花。我把自己碗里的牛肉夹到她碗里，她没说话，又夹回来。两个人都笑了，笑得又苦又涩。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她把筷子搁在碗沿上，望着我。

“你问。”

“在宾馆那几天……你有没有哪怕一个瞬间，觉得我们可以在一起？”

我低下头，沉默了很久。蒸汽从面碗里升起来，模糊了我的眼睛。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开口的，只记得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带着连我自己都没想到的笃定。

“不是瞬间。”我说，“是每一秒。”

她的眼泪又下来了，可嘴角却是翘着的。那是我见过最复杂的一个表情，像绝望里开出来的一朵花，颤巍巍的，迎着风，明知要谢，还是拼了命地开。

第十一章正月

那个年，我是在厂里过的。家太远，路费也贵，母亲来信说今年就不回了，让我自己在外面照顾好自己。除夕晚上，厂里给留厂的人置办了几桌饭。食堂里挂了些彩纸，看上去比平日热闹些。我挑了个角落坐下，慢慢喝着酒。桌上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只有我没怎么动。

宋雅清没有来。她家在城郊，坐车要两个小时。她应该是回家过年了。她回家后，会见到那个矿上的男人。也许他们会一起包饺子，一起看春晚，一起去亲戚家拜年。也许那场没有领成的证，会趁着年节的喜气补上。也许不会。我不知道。但每一个“也许”都像一根细细的针，插在我的心口上，不致命，却让人坐立难安。

我一个人喝了大半瓶白酒，回到宿舍，倒在床上，看着天花板转。窗外有人在放烟花，一声接一声，把屋子照得一阵红一阵绿。我半睁着眼，想起她在宾馆里唱歌的样子，想起她蹲在民政局门口哭的样子。我伸手去枕头底下摸烟，摸到了那张“东方宾馆708”的钥匙卡。我把它攥在掌心，攥出了红色的印子。

正月里，天气晴了几天。雪开始化，到处都是泥泞。我每天除了值班，就是看书、听录音机、睡觉。初五那天，我正躺在床上发愣，忽然听见楼下有人喊我的名字。我一骨碌爬起来，推开窗。冬天的风灌进来，我一眼就看见了她，站在楼下那棵槐树旁，穿着那件藏青棉袄，脖子上还是我的黑围巾，手里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布袋。

“下来。”她仰着头，阳光照得她眯起眼。

我几乎是跑下楼的。

她把袋子塞到我怀里，说：“从家带了点吃的。我妈做的炸糕，还有腌萝卜。”

我接过来，一时语塞。她看着我，笑了笑：“傻站着干什么，不请我上去坐坐？”

我领着她在厂区里走。单身宿舍楼里空荡荡的，大家都回去过年了。我的房间很小，一张床、一张书桌、一个旧衣柜。她坐在床边，环顾了一圈，目光落在那台录音机上。

“你平时就听这个？”

“嗯。邓丽君，有时候也听罗大佑。”

她站起来，在录音机前蹲下，按了播放键。磁带沙沙转起来，是那盘邓丽君，正唱到《甜蜜蜜》。音乐声在狭小的房间里流动，像一道暖流。她轻轻跟着哼了两句，声音软软的，像春天里刚化开的溪水。

“你的围巾。”她忽然说，把手绕到脖子后解下来，递给我，“还你。”

我没有接。

“送你了。”我说。

她看了我一眼，把围巾重新围上，笑了笑：“那我不客气了。”

我们聊了很久。聊她家院子里的蜡梅开了，满院子都是香的；聊她妈妈做的炸糕外酥里糯，是别人学不来的；聊她弟弟考上了中专，全家高兴得像过年。她说了很多，就是没有提那个矿上的男人。我也没问。

窗外的天从淡蓝变成橘红，又变成深蓝。她起身要走，我拦住她：“这么晚了，骑车不安全。我送你。”

“不用，我能行。”

“我送你。”我坚持。

她没再说话。我借了楼下老张的自行车，载着她，在正月里结冰的乡村路上慢慢骑。风把她的头发吹起来，有几根擦过我的脖子，痒痒的。她轻轻揽着我的腰，把脸贴在我后背上。我攥紧了车把，看着路灯一盏一盏地向后退去，像一段一段被抛在身后的时光。

到了她家村口，她下了车。那棵老槐树的影子被月光投在地上，碎碎的。她站在阴影里，像一株安静的植物。

“周立。”她叫了我一声，声音被风吹得断断续续。

“嗯。”

“你能等我吗？”

我愣住了。她的眼睛在月光下亮得惊人，像两团小小的火苗。空气像是凝固了。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声，一下一下，像锤子砸在厚厚的冰面上，冰面终于裂开了一条缝。

“能。”我的声音沉而稳，像在念一句誓言。

她笑了，笑出了声。然后她转身朝村里走去，没有再回头。我站在月光下，目送她的背影消失在巷子深处。那晚的月亮真好，又大又圆，照得整个天地像镀了一层水银。我骑上车回去的时候，风吹在脸上都是暖的。

第十二章分离

春天来的时候，一切好像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她的婚约解除了，听说矿上那男人后来真的没再纠缠，家里虽然闹了一阵，但最后也默认了。我提了干，从物资科调到了生产经营办，算是厂里年轻一辈里提拔得快的。我们开始正式处对象，虽然很低调，但厂里人渐渐都知道了。有人笑着打趣，说小周和小宋是“出差一床睡，回来一对人”。她听到了也不恼，只是用算盘敲人家的脑袋。

那段时间是我一生中最亮堂的日子。每天下工，我们就在厂区后面的小河边散步。春天的风已经暖了，河岸上开了些不知名的黄花。她总爱摘一朵，别在耳后，问我好不好看。我笑着说好看，其实她戴不戴花都好看。她就打我，说我没个正经。

我们订了婚。就在四月末，她生日那天。我用攒了半年的工资买了一对银戒指，式样老气，是镇上老银匠打的，但戴在她手上，竟有种说不出的温润。她举着手在灯下看了半天，说：“周立，你是真的决定了吗？”

我点头。她忽然扑过来抱住我，把脸埋在我胸口。我感觉到她肩膀在颤抖，知道她在哭。我拍着她的背，像在安抚一个迷路后终于回家的孩子。

但日子从不会让人太舒心。

五月里，厂里下发了第一批分流人员名单。所谓“分流”，就是下岗。那些平时和我一起抽烟打屁的老哥们，一个接一个成了待岗人员。厂里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像一根拉满的弓，随时会断。我虽然暂时安全，但心里明白，这个安稳的小世界正在崩塌。

更坏的消息来自我家。母亲病重，家里怕我担心，一直瞒着，直到弟弟拍来电报，四个字：母病速归。我请了假，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火车赶回老家。母亲躺在镇卫生院的病床上，瘦得脱了相。她握着我的手，嘴唇哆嗦着说：“立儿，妈最大的心愿，是看到你成个家。”

我跪在病床前，泪流满面。

那段时间，我一边照顾母亲，一边和宋雅清通信。电话不方便，我们就写信。她的字很秀气，写在淡黄色的信纸上。她告诉我，厂里的日子越来越难，工资开始拖欠，好多人都走了。她最后总会安慰我，说别担心，好好陪陪老人，这边有我。

我拿着那些信，在昏暗的病房灯下看了一遍又一遍。有时候看着看着，眼泪就掉在信纸上，把字迹晕开。我想，这个女人，这一生我都不能辜负。

可命运给我开了个更大的玩笑。

母亲的病需要长期治疗，家里已经债台高筑。弟弟的工资只够自己糊口，父亲早年在矿上受过伤，干不了重活。我是家里唯一能扛事的人。如果我一直留在厂里，拿那点连工资都发不出来的钱，这个家就垮了。

我想了很久，最后给宋雅清写了一封信，说了家里的情况，说我想去南方打工。信发出去后，我天天在家里等回音。后来等不及了，又拍了封电报。一周后，她的信到了，很短：“你去吧，我等你。多保重。”

我攥着那页纸，哭得像个孩子。

那年秋天，我辞了厂里的工作，跟着村里的一帮人南下打工。走的那天，宋雅清到火车站送我。她穿着我送的那条黑围巾，脸被风吹得有些发红。她什么也没说，只是从包里掏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东西，塞进我的口袋。后来上了车，我打开来看，是一张她的照片。照片上的她笑得很浅，眼睛里有光。

我把照片贴在胸口，贴着那列南下的火车，在暮色里摇晃了二十几个小时。窗外的一切都在后退，只有胸口的照片，滚烫滚烫的。

第十三章南方

南方的城市像一头永远不知疲倦的巨兽，吞进去的是无数像我这样的人，吐出来的是汗水、疲倦和一叠薄薄的钞票。我在东莞的一家电子厂做工，流水线上十二个小时连轴转。宿舍住八个人，上下铺，夜里鼾声、说梦话的声音、翻身的咯吱声像一曲永远不停的大合唱。

可我从没觉得那么充实过。每个月的工资，我留下基本的生活费，剩下的分成两份，一份寄回家给母亲买药，一份寄给宋雅清，让她帮我存着。她回信说钱收到了，都存在一个存折里，密码是我们的生日。我看到“我们”那两个字时，正在工厂食堂吃一碗阳春面，差点把面汤喝进鼻子里。

她的信成了我在那个陌生城市里唯一的亮色。每个月一封，有时候两封。她写着厂里的事，写着哪个老同事也走了，写着小城的槐花开了，满街都是香的。她还写，她把我那个录音机搬去了她的宿舍，每天晚上听邓丽君，听到那首《我只在乎你》的时候就会想我。

她的信从来不提苦。可我知道，江城的日子不会好过。那几年，像我们那样的老国企，十家有九家半在风雨飘摇。她的工资也时有时无，有时候一个月只能领到一点基本生活费。可她在信里总说：“我这儿攒了一些钱，你在外面别太省，身体要紧。”

我每次看到这样的话，喉咙就发紧。我把她的信看了又看，后来决定，攒够了结婚的钱就回去。不走了。

可这个钱，攒了很久很久。

第二年春天，我因为工作认真，被提拔为线长，工资涨了一些。那年夏天，厂里出了事故，一个同乡被机器绞伤了手，我帮着跑前跑后，后来自己也发起烧来，在宿舍躺了三天。她不知从谁那里听说了，竟然从江城坐火车来了东莞。那天我下班回到宿舍，看见她站在厂门口，手里提着一个大袋子，头发汗湿地贴在额头，脸被晒得通红。我以为自己发烧烧出了幻觉，站在那里不敢动。她看见我，眼泪刷地下来了，跑过来一把抱住我。

“你疯了，这么远跑来。”我哑着嗓子说。

“我不来，你死在这里都没人知道。”她的声音又气又急，可手臂却箍得紧紧的。

她只待了两天。那两天，我请了假，带她在厂区附近的镇上逛了逛。她给我带了她妈做的酱肉和几瓶自家腌的咸菜。晚上，她住在镇上的小旅馆里，我坐在床边陪她说话。她忽然说：“周立，我们再存两年，就回去。”

我点头：“就两年。”

她走的那天，我送到车站。上车前，她回头看了我一眼，用口型说了一个字。我没看清，但我知道那是什么。车开走后，我站在检票口外，眼泪毫无预兆地掉下来，砸在炽热的水泥地上，滋地一声，就没了影子。

第十四章归处

两年比想象中漫长，也比想象中短暂。我在这座城市里变得越来越沉默、越来越坚硬，像一块被流水反复冲刷的石头。可只要一想到她，想到她在江城的某个小窗前看信、听歌、算账，我的心就会软下来。那种柔软像一个秘密的伤口，从不示人，却夜夜作痛。

第三年的冬天，母亲走了。走的时候我在东莞，坐着夜班大巴赶回去，只看到一抔黄土。我给宋雅清打电话，她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说：“周立，回来吧。”

我没有犹豫。那年春节前，我辞了工，退了宿舍，坐上了回江城的火车。车窗外的景色从南方的常绿变成北方的萧瑟，田野一片灰黄，偶尔掠过几处残雪。我抱着一个牛仔包，里面装着我所有的家当。手心是汗，膝盖微微发颤，像那年出差的火车上，第一次面对面看她时那样。

我到江城是腊月二十九的下午。天阴着，下着细小的雪。她在车站出口等我，穿着那件藏青色棉袄，脖子上那条黑围巾的绒球被风吹得东倒西歪。她瘦了，可眼睛还是亮的。我们隔着出站口那道铁栏杆对望了一会儿，人群从我们身边涌过，像河水绕过两块礁石。

“丑了。”她笑着说，眼里有泪光。

“你也瘦了。”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