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天傍晚六点一刻,准时敲响对门那扇漆皮剥落的防盗门。不多不少,就那么三下,轻重一样,像给自己家里报个到。门里头的阿芬会等上十几秒,然后才来开门。她坐在轮椅上,膝盖上搭着条旧毯子,头发梳得服服帖帖,身上那件碎花褂子已经洗得发白。她见了我,总要说一句,小陈,你又来了。我应一声,把保温饭盒递过去,问她今天身体怎么样。她接过去,说还行,就是腿又麻了。这样的对话,我们重复了整整十五年。上海徐汇区那条梧桐树影斑斑驳驳的巷子里,这栋老居民楼像一艘沉在时光里的旧船。我和阿芬,就是船上两个慢慢生锈的零件。可从拆迁办的人找上门那天起,这艘船猛地晃了起来。
阿芬全名叫顾秀芬,比我大十八岁。我刚搬来那会儿,三十出头,在附近一家汽修厂干活,身上总带着股化油器味。阿芬的丈夫三年前得病走了,她自己有严重的类风湿,腿脚一年不如一年,后来干脆坐上了轮椅。她没有孩子,娘家亲戚也少。我跟她非亲非故,只是住在对门。最开始,是她家在楼道里摔倒,我听见动静跑出去,把她背起来送回屋。她轻得像一捆晒干的柴禾。那之后,我每天顺手帮她带点菜,倒倒垃圾。后来又变成每天给她送一顿晚饭。一送就是十五年。中间我结过婚又离了,厂子换过三家,可这个习惯雷打不动。有人说我傻,也有人猜我图她什么。我图什么呢。我自己也说不清。大概就是看不得一个孤零零的人,在几平方米的屋里从早坐到晚。那种静法,能把人逼疯。
阿芬虽然瘫了,可脑子清爽得很。她喜欢听评弹,收音机永远开在戏曲频道,咿咿呀呀的唱腔从门缝里漏出来,像旧上海的魂。我送饭过去,她有时会留我坐一会儿。我坐在那张咯吱响的木凳上,听她说她年轻时在纺织厂的事,说黄浦江边卖茶叶蛋的摊子,说她那个短命的男人。她说这些的时候,眼睛望着窗外,好像那些日子就在梧桐叶子上翻着。我偶尔应两声,多数时候就是听着。有一回她突然说,小陈,你比我亲兄弟还亲。我愣了一下,笑着说,阿芬姐,你这话我受不起。她摇摇头,没再说什么。
今年春天,拆迁办的人来了。说这一片要改造,房子要拆,补偿款按面积算。阿芬那套四十二平米的老公房,加上各种补贴,算下来能有九百多万,再加上临时安置费,凑整将近一千万。消息传开,整栋楼都炸了。那些平时不露面的远房亲戚,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开始往阿芬家跑。我见过其中几个,有叫她姑奶奶的,有叫她表姨的,嘴上抹了蜜,眼里烧着火。阿芬坐在轮椅上,脸上淡淡的,谁来了都客客气气。可等那些人一走,她就把他们送的补品扔到墙角,看也不看。我问她,那些人不常来看你,这会儿倒勤快了。她笑了一声,说,人呐,都是冲着钱亲。
拆迁款下来那天,阿芬让我陪她去了银行。排队的时候,她忽然抬头问我,小陈,你说这钱我怎么分。我说,你自己留着,找家好点的养老院。她没说话,手指在轮椅扶手上轻轻叩着,像在打拍子。过了好一会儿,她扭头看着我,说,我那个侄女,在苏州,下礼拜过来。我点点头,说,那挺好,多个人帮你出出主意。她抿了抿嘴,没接话。
她侄女顾婷婷,我见过两次。三十来岁,打扮入时,在苏州做电商,能说会道。第一次来,就给阿芬带了一套真丝睡衣,一口一个姑妈叫得亲热。阿芬那天挺高兴,留她吃了顿饭,还让我下楼买了半只白斩鸡。可顾婷婷走后,阿芬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收音机开得很大,放的是蒋月泉的弹词。我过去送饭,她也不理我。我知道她心里有事,就没多问。那阵子,顾婷婷来得越来越勤。每次来都带着水果点心,还推阿芬去楼下公园散步。邻居们看见了,都说阿芬有个好侄女。我听了,笑笑,没说话。这年头,好不好的,不看一时半会儿。
果不其然,上个月,阿芬宣布,要把拆迁款大头给顾婷婷。那天我照常送饭过去,阿芬没急着接饭盒。她让我坐下,说,小陈,我跟你商量个事。我说,你说。她低着头,摆弄毯子边上的流苏,说,我那个侄女,在苏州买了房子,欠了不少债。我想帮她把钱还了,剩下的再给她留点。我愣了一下,说,那你以后怎么办。她说,我留小头,够住个普通养老院就行。我看着她,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我想说,顾婷婷以前一年到头不来一次,现在突然这么亲热,你就真信她。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是谁啊,一个送饭的外人,凭什么说这种话。我只能说,阿芬姐,你自己的钱,想怎么分就怎么分。她抬头看我,眼里有泪光,说,我知道你对我好。可我不能拖累你一辈子。
我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出来。那顿晚饭,她没吃几口就放下了。我收碗的时候,看见她侧过脸去,用手背擦眼睛。我想安慰她,又不知从何开口。这世上的事,说穿了就一层窗户纸。她明白,我也明白。她那些所谓的亲人,奔的是钱。可人到这个年纪,哪怕知道是假的,也想抓住点热乎气。我懂。可懂归懂,心里还是发凉。
那天晚上,我在楼下抽了半包烟。梧桐絮飘得到处都是,沾在头发上,痒丝丝的。我想起十五年前,第一次敲开她家门,她瘫坐在地上,旁边是一地碎碗渣。我背她起来,她趴在我背上,轻得没重量。从那天起,我每天六点一刻敲门,三下,不多不少。这十几年,我从来没想过要她回报什么。可她真把一千来万给了别人,我心里又空落落的,像被人偷走了一件自己都说不清是什么的东西。
顾婷婷拿到钱后,来过一次。那天她把阿芬接到了车上,说带她去看看新房子。阿芬很高兴,还换了一身新衣裳。我站在门口,目送车子开远。那辆白色的小轿车在梧桐树影里拐了个弯,就不见了。我回屋,把保温饭盒洗了,又给花浇了水。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天的时间过得特别慢。六点一刻到了,我没去敲门。因为阿芬不在。我在阳台上坐到天黑,看楼下的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心里像少了什么。
隔天上午,我正上班,手机响了。是银行打来的,一个客气的女声,说顾秀芬女士有一笔定期存款到期了,她本人不方便来,让我去办一下手续。因为我是她指定的联系人。我愣了一下,问什么存款。对方说,是一笔一百六十万的定期,存了五年了。我攥着手机,半天没反应过来。那笔钱,阿芬从来没提过。银行让我带身份证和她的委托书去。我请了假,先去了阿芬家。她坐在轮椅上,精神不太好,眼睛下面乌青一片。我问她,那一百六十万是怎么回事。她叹了口气,说,小陈,那是我留给你的。我蹲下来,平视着她,说,你什么意思。她偏过头去,声音有些抖,说,我这些年,一直在想,等我不行了,不能让你白伺候我一场。那笔钱,五年前就存了,写的你名字。我愣住了,像被人当头敲了一棒。我问,顾婷婷知道吗。她摇头,说,那是你的。我没给她说。
我慢慢站起来,走到窗边。外面下着雨,梧桐叶子被雨打落了一地。我回过头,看着阿芬。她坐在那里,瘦瘦小小,像一只被雨淋湿的鸟。我说,阿芬姐,这钱我不能要。她猛地抬头,眼睛红了,说,你是不是嫌少。我说不是。她说,那你就拿着。我帮你不多,你拿着,我死了也能闭上眼。我喉头发紧,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儿,我说,那顾婷婷那边怎么办。她苦笑一下,说,我给她的够多了。她要是不知足,我也没办法。
后来我才知道,顾婷婷拿到那笔钱后,给阿芬打的电话就少了。有一回阿芬摔了,我送她去医院,给顾婷婷打电话,响了很久才接。电话那头吵吵嚷嚷,她说她在杭州,回不来,让我先照顾着。阿芬躺在病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一句话不说。我握着她的手,她的手冰凉的,像冬天河里的石头。我忽然恨起顾婷婷来,也恨自己。恨自己十五年了,还不如一个外人三言两语来得亲。
阿芬出院后,我照旧每天送饭。顾婷婷偶尔来,坐个十几分钟,接个电话就走了。阿芬也不留她。有一次,顾婷婷在楼道里碰见我,笑着说,陈师傅,多亏你照顾我姑妈,你真是大好人。我看着她那张妆化得一丝不苟的脸,淡淡地说,我拿工资的。她愣了一下,没明白。我转身进了屋。那天晚饭,我给阿芬做了她爱吃的红烧带鱼。她吃得比平时多,嘴角沾了点酱汁,我拿纸巾给她擦。她笑了,说,小陈,我是不是很傻。我说,不傻。她叹了口气,说,我知道她冲钱来的。可她到底是我哥的闺女。我点点头。她说,人这一辈子,最难还的是人情。你给我送了十五年的饭,我也还不起。我打断她,说,你别再说这种话。她摇摇头,说,你听我说完。我可能没几年好活了。那笔钱你拿着,别让我心里不安。我沉默了好一阵,最后说,钱我先帮你存着。等哪天你真要用了,随时给你。她看了我一眼,没再坚持。
秋天,阿芬的身子越来越差。顾婷婷彻底不来了,听说在苏州开了家店,生意忙。有一天,阿芬突然跟我说,她想去趟苏州。我问她去干什么。她说,想看看她哥的坟。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借了辆车,推着她去了。顾婷婷没来。我们在墓园里坐了一下午。阿芬摸着墓碑上她哥哥的名字,眼泪吧嗒吧嗒掉。我在旁边站着,心里难受得紧。回来的路上,她靠在车窗上睡着了,眉头还皱着。我开着车,望着前方茫茫的夜色,忽然觉得,有些亲情,断就断了吧。人与人之间,不过是各自取暖。能暖几年是几年。
年底,阿芬走了。走的那天,我正在给她热饭。护士打电话来,说她不行了。我赶到医院,她已经说不了话,只是看着我,眼里有光。我握住她的手,叫了声阿芬姐。她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然后,那光慢慢暗下去。我站在病床前,眼泪终于掉了下来。十五年了,每天六点一刻,三下敲门声。以后再也不会有了。
办完丧事,我按照她的意思,把钱取了出来。那笔钱在我手里,沉甸甸的,像一块烧红的铁。顾婷婷后来找过我一次,问阿芬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我说没有。她哦了一声,转身走了。我看着她那辆新车,心里很平静。这些钱,我后来拿了一部分,在我们小区附近开了家小餐馆,招牌就叫阿芬小厨。剩下的,我捐给了社区养老院,以顾秀芬的名义。我想,这样最妥当。她一辈子孤苦,却总想给别人留点什么。我不能让她走了,还在为这些事不踏实。
如今,每天傍晚六点一刻,我会从餐馆的玻璃窗里往外看一会儿。那时候学生放学,老人遛弯,世界热闹得很。有时候,我会觉得阿芬还在对门。她坐在轮椅上,收音机里放着评弹,等着我敲三下门。那声音,笃,笃,笃,像心脏在跳。十五年,我把一段日子熬成了习惯。她走了,可习惯还在。像梧桐树影,年年落,年年长。人这一生,能真心对你好的人不多。碰到了,就接住。至于值不值,不是用钱能称的。是用那些送出去的饭,那些敲过的门,那些在空屋子里坐过的黄昏。它们都算数,一分一厘,都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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