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2月，延安，华君武、蔡若虹和张谔把60多幅讽刺漫画挂了出来。画展没有回避生活中的毛病，反而把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直接摆到了众人面前。延安干部群众纷纷前来观看，议论声很快传开。
这场“三人讽刺画展”引起关注，并不只是因为漫画画得生动，更因为它碰到了一个现实问题：在抗战环境下，文艺作品究竟应该怎样批评问题，又该把批评的分寸放在哪里？
当时的华君武，已经在延安生活了几年。1938年11月，23岁的他从外地辗转来到延安，被安排到鲁迅艺术学院工作，身份介于学员和教员之间。延安条件艰苦，纸张、颜料乃至粮食都不充足，漫画家面对的不是宽敞画室，而是战争年代的窑洞和土路。
有一件小事，至今仍能看出那种生活的窘迫。华君武和画家米谷晚上看完演出回去，饿得实在难受，发现上午糊窗户剩下的浆糊还在，两人竟把浆糊吃了下去。
这件事当然算不上光彩。为了作检讨，米谷画了一匹马和一只兔子，伸着舌头争着舔盆里的浆糊，华君武题名“兔马糊嘴”。华君武属兔，米谷属马，漫画带着自嘲，也带着延安文艺工作者特有的朴素幽默。
华君武还曾在《黄河大合唱》的演出中闹过笑话。冼星海排练时说明，指挥棒第一次举起是准备，第二次动作才正式开唱。华君武因美术工作繁忙，偏偏错过了这次排练。
演出当晚，冼星海刚一举棒，华君武便抢先唱了起来。台下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观看，台上却突然变成了“独唱”。冼星海只得让大幕合上，重新开始演出。华君武回到宿舍后十分难堪，后来还常拿这件事自我调侃。
这些生活插曲，说明当时的华君武并非一个远离现实的旁观者。他对身边问题很敏感，敢画，也敢把矛头对准熟悉的环境。问题在于，敢于批评只是一步，能否把问题说准确，又是另一回事。
三人画展中，华君武的作品数量较多，影响也较大。其中，《1939年所植的树林》尤其引起毛泽东注意。画面并不复杂：远处是山，近处只有一棵光秃秃的树，树叶和树皮都没有，显得孤零零。
这幅画的寓意很清楚。树在1939年种下，却缺少后续管理，很快被牛羊啃坏，原本的树林只剩下一棵残树。华君武借此讽刺植树工作有始无终，批评延安有关方面重种植、轻管理。
不久，毛泽东把华君武、蔡若虹、张谔请去谈话，并留他们吃饭。谈到这幅画时，毛泽东并没有简单否定批评，而是追问问题的范围和性质。
毛泽东说：“批评延安植树管理不好是应该的，但延河很长，究竟是哪些地方不好，应该说明。”
这句话的重点，不在于能不能批评，而在于批评是否具体。若一处树木没有管理，就把整个延安的植树工作画成一团糟，便容易把个别说成普遍，把局部推成全局。
谈话中，华君武又提到桥儿沟发大水时，河里冲下来一些西瓜，鲁艺人员捞到后，究竟该留下自己吃，还是归还农民，这类事情能不能画？
毛泽东的回答同样有层次：在鲁艺内部可以画，也可以画得尖锐；若刊登在边区报纸上，就要慎重；若面向全国发表，更要谨慎。因为不同传播范围，作品产生的影响并不相同。
这对华君武触动很大。漫画不是只对着一件小事发泄情绪，它还会被不同的人理解，甚至影响外界对延安干部群众关系的判断。画得越尖锐，越需要事实支撑，越不能凭一个现象下结论。
几个月后，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华君武在学习和反思中逐渐意识到，自己早期的讽刺作品存在片面和夸大的问题。抗日战争正处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时期，文艺既要揭露内部缺点，也要分清主要矛盾，不能让局部问题遮住共同抗战的大局。
此后，他的创作方向出现明显变化，讽刺的锋芒更多指向敌人和破坏抗战的力量。《肉骨头引狗》《丰收》《诱降》等作品，既保留了漫画的机智，也强化了鲜明的立场。那顿饭真正留下的，并不是一句简单的批评，而是一位漫画家对“讽刺什么、怎样讽刺、让谁看见”的重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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