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在科普圈，史钧是辨识度极高的作者。生物学博士、高校教师、进化论深耕者三重身份叠加，让他跳出大众科普单薄的知识输出框架，写出了一系列兼具硬核科学与人文温度的作品。
他说自己性格内向、社交能力极差，但聊起进化论，那些被他反复打磨过的观点便如流水般倾泻而出。从2010年出版的《进化！进化？达尔文背后的战争》到刚刚面世的《超级物种：人类进化与文明发展》，这条路他走了十几年，早已成为读者心目中“中国写进化论写得最好看的作家之一”。
在天涯论坛发帖
杀入进化论赛道
提到读书，史钧回忆起这样的场景：下地割猪草时，他在背篓里塞一本书，闲暇时便坐在地上读。有时读得太投入，忘了割猪草，回家就要挨骂。可第二天出门，背篓里照旧带着书。他的父亲在村小学教书，母亲不识字。家里有一个旧木箱，塞满闲书，有历史书、地理书和小说，甚至还有一本《赤脚医生手册》。
和闲书一样勾魂儿的，是大集上跑江湖卖艺的鼓书艺人。“我有时为了听完一段鼓书故事，还会逃课。”史钧回忆道。收音机里播放《岳飞传》和《杨家将》，他也听得如痴如醉，听完后自己还要重说一遍，“不管是在放学路上、在田里割猪草时，还是在灶台烧火做饭时，我总会嘀嘀咕咕地说个不停。”他爱给小伙伴们讲故事，除了听来的，还有些是自己顺口胡编的，小伙伴们都听得入神。
史钧的语文成绩一直很好，从小学到中学都是语文课代表，参加过县里的作文比赛。他心里藏着一个念头：长大要当作家。转折发生在高中分文理班时。“由于我讨厌死记硬背地理名词和历史时代，于是选择了理科。”他说。
读博期间，史钧在实验室里合成人工多肽，要测试它们能否封锁细胞表面的受体、阻断病毒入侵。体外实验做出来，有一定抑制效果，但离临床应用还有一段距离。旁人眼中这段科研经历看似无果，史钧却从中收获了两套支撑科普写作的核心能力。
第一是文献阅读的底子。他大量翻阅外文论文和长篇综述，从分子层面去理解生命的运行逻辑。“只有看懂生命最小单元的运作规律，才能从根源上理解物种演化的整套逻辑。”后来他写《进击的病毒》，当年密密麻麻的论文，重新“活”了过来。
第二是对知识传播的认识。那是在2005年，网络文献检索刚刚推行，查资料不再受图书馆馆藏限制，海量的高水平综述唾手可得。史钧渐渐想明白一件事：科研应该挖掘新知识，但把已有的知识梳理清楚、传播出去，也同样重要。
博士毕业后，史钧到安徽科技学院（现安徽科技工程大学）教书，开设了一门与进化论有关的公选课。在收集资料准备讲义的过程中，他发现进化论思想有着巨大的魅力。他将教案稍作整理，发布在天涯论坛上，得到网友的支持，这成为他科普写作的起点。
英国演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奠定了史钧关于进化论的科普写作基调。他早年在论坛连载的文字锋芒毕露，带着鲜明的论战风格。“那时我是野路子，怎么爽就怎么写，为了把读者勾住，什么猎奇的标题、嬉笑怒骂的口吻都敢用。”他说。
这批网文结集成他的第一本科普著作《进化！进化？达尔文背后的战争》，于2010年出版。2015年，“罗辑思维”创始人罗振宇买下该书版权重新打磨，更名为《一本书读懂进化论》，再度推向市场。又过了五年，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的编辑陈俞蒨联系史钧，商议该书再版事宜。史钧修订书稿：一方面增补前沿研究内容，另一方面收敛早年尖锐的论战口吻，打磨文字，文风变得沉稳平和。他说：“现在再让我写那些为了博眼球而牺牲准确度的段子，我也写不出来了。”新版定名为《其实你不懂进化论》，同样受到市场的追捧。
科普文章必须准确
趣味性是锦上添花
很多人觉得科研和科普是两条路，科研是“做”的，科普是“写”的。史钧对这类声音并不陌生，他打过一个比方：“科研是挖井，从一个点位向下挖，越挖越深；而科普是锄地，越锄面积越广，很少深挖。简而言之，科研是‘点’，科普是‘面’，点面结合，会起到更好的科学传播效果。二者并非对立关系，而是硬币的两面。”
他也承认，现实中确实存在重科研、轻科普的倾向。“对此我有过强烈的自我怀疑，甚至感到焦虑和彷徨。”但他最终还是与自己和解了，“科普有益于社会，符合高校服务社会的办学宗旨，是值得认真做好的事情。既然如此，那我就认真去写好了，至于如何评价，完全可以交给读者定夺。”
谈到科普文章的写作技法，史钧自嘲是“文学的外行”，可他偏要用最苛刻的文学标准来打磨文字。一篇文章，他习惯先逐字改五六遍，再读出声来。“默读很容易忽略细节，只有念出来，哪个句子拗口、哪里逻辑不通，才能一清二楚。”他近乎强迫症一般追求语言的平衡感，“科普必须准确，趣味性是锦上添花，不能本末倒置。我以前是‘重通俗、轻严谨’，现在倒过来了。”
他陆续出版了《疯狂人类进化史》《鬼故事都是骗人的：惊悚灵异诡怪背后的科学真相》《爱的进化：两性博弈的逻辑》《进击的病毒》等科普书籍，探索不同的内容、尝试不同的风格，并努力将生命的进化与人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以期最大程度引起读者的共鸣。直到《超级物种：人类进化与文明发展》出版，让他的写作达到了一个高峰，他说：“那是我对人类命运的一次集中思考，也是对科普写作技法的一次集中演练。”
让史钧感到意外的是，自己的作品被纳入小学语文配套阅读书目，他的读者圈从成年人延伸到了青少年。这让他刷新了认知，并开始主动调整创作思路。他说：“过往我的创作多以成年人为目标读者，部分内容并不适合青少年阅读。后来我专门创作了语句轻松、自带散文质感的《生命的颜色》，配合青少年的阅读习惯。科学知识本无严格的年龄边界，只要表达方式足够温柔、足够通俗，就能让大人与孩子一同读懂科学的美好。”
一边是站在讲台授课的高校教师，一边是伏案写作的科普作家，两种身份切换，史钧做得十分从容。课堂上，他专心教书育人，从不刻意推介自己的作品；只有在下课后，他才会用通俗的文字让高冷的知识走出象牙塔。“我的两个身份是相互成就的，也希望我的文字既有专业的底气，又有治愈人心的温度。”他说。
东方的文明脉络与变迁
在人类进化中不该缺席
对史钧而言，进化论不单是一套理论，更是一种看世界的方法。“进化论帮助我建立起强大的自然观，用自然规律去分析自然、理解自然，而不再借助超自然的力量去解释问题。另外，依靠客观规律分析生活现象，也让我的内心更加坦然和自信。”
他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男性的肤色往往比女性的肤色更深一些，这就是雌雄二态性，其原因正是来自进化论：“与男性相比，女性需要生育后代，而生育后代需要吸收更多的钙。为了吸收更多的钙，女性的身体要合成更多的维生素D。为了合成更多的维生素D，就要得到更多的紫外线照射，因为紫外线是人体合成维生素D的必要条件。所以，女性不得不减少皮肤中的黑色素沉淀，以此减少对紫外线的屏蔽，皮肤自然就会更白。”
在史钧看来，“累赘理论”也是最能展现进化论思维魅力的理论。雄性孔雀繁复笨重的尾羽、大角羚夸张的巨角，为什么在进化过程中会保留下来？累赘理论对此的解释是：雄性动物用累赘性状向雌性动物传递夸张的信息，“就算我身上带有这么多的累赘，照样能生存，因为我的身体足够强壮。”因此，累赘特征又被称为“诚实的信号”，成为雌性选择雄性的参考标准。史钧将这一理论加以延伸，“例如，埃及金字塔就存放遗体而言并无实用价值，却是统治者彰显实力、稳定族群的‘社会累赘’。”
《物种起源》自1859年问世以来，教材的简化科普让多数人都习惯性地认为，进化就是不断地变复杂、变聪明，而忽略了其本质是物种动态调适，既有进阶演化，也存在合理退化。史钧一直在努力纠正大众的片面认知，引入红皇后假说、中性演化、性选择、间断平衡等理论，以通俗的笔触拆解专业概念，力求打破大众对进化论的误解。这份扎根基础、深耕细作的积累，为他的新作埋下了伏笔。
今年，在北京鼎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高连兴的推动下，史钧突破舒适区，出版了《超级物种：人类进化与文明发展》。在过去的作品里，他像一个严谨的博物学家，稳稳站在生物学这块基石上，用自然的尺子丈量万物。而这次，史钧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他不想再写一本进化论科普，而是要跳出自己划定的小圈子，用东方的视角，把人类文明从头到尾重新讲一遍。
以色列历史学家赫拉利的《人类简史》曾经红极一时，作者以西方视角审视人类进化，而在史钧眼里，这套叙事有着明显的缺憾，“不是说它不对，而是不够完整。我们有自己的文明脉络，有自己的演化逻辑，在这一领域不该缺席。”凭着多年来对人类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持续观察，史钧决定补上这一空白，写一本属于东方视角的人类演化著作，把微观的生命规律延伸到宏观的文明进程之中。
“人类首先是哺乳动物，其次是灵长类动物，最后才是社会性动物。人类所有文化、社会特征，都能在动物演化规律中找到源头。人类文明从来不由神秘力量造就，而是自然选择长期作用的结果。”这是贯穿《超级物种：人类进化与文明发展》全书的核心观点，也是史钧打通生物演化与文明演化的关键所在。在他的叙事中，人类文明的迭代、社会制度的变迁、族群形态的演变，皆可追溯至客观的演化规律，无一处虚妄，无一丝偶然。
他把考古、历史、人类学、经济、政治各领域的素材，全部收拢到统一的叙事链条中，链条的终极逻辑是：维护群体稳定——远古的狩猎本能、族群制度的分化、从夫居习俗的由来、部落间的博弈、文字律法的诞生，每一次变革、每一种特质，说到底，都是维系族群存续的演化选择。
深耕科普创作多年，史钧对自己的作品有着清醒且谦逊的认知。在他看来，那些作品的侧重点各有不同，有的重视知识深度，有的重视思考广度。而他最想做的事，是继续努力写出更好的作品，把知识传递给大众。
对话史钧
文明没有标准答案
进化自有规律可循
记者：在您看来，当前我们的科普生态还存在哪些问题？
史钧：最近几年，国家推出许多促进科普事业发展的政策法规，对于宏观的科普生态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对个人而言，我仍有压力，特别是随着短视频等新媒体对阅读时间的侵蚀越来越明显，长篇科普写作的压力自然越来越大。如何促使人们投入系统阅读和深度思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也是对科普创作者的考验。
记者：您如何应对“碎片化科普”？
史钧：我所能做的，只有用作品说话，继续深挖主题，认真打磨文字。相信系统阅读和深度思考仍是部分人群的刚需，长篇科普写作至少还可以坚持几年吧。此后我会考虑将部分作品做视频化处理，但目前还不会放弃写作。
记者：您对现在年轻人“文理兼修”有什么建议？
史钧：年轻一代接触的资料太丰富，选择的空间太大，远超出我的理解范围，所以我也不敢给什么建议。但我想大面积的系统阅读总是没错的，毕竟书籍是人类知识的精华，是生活智慧的结晶。我们从书籍中得到的东西，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的人生，让我们的内心更加丰盈，面对挑战时也更从容。如果说看短视频就像嗑瓜子，那么系统阅读就像在吃红烧肉，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精神享受。只要我们享受阅读，自然就有了“文理兼修”的底蕴。
记者：如果不做科普写作，您会做什么？或者说，科普写作之外，您最大的兴趣是什么？
史钧：如果不写科普文章，我可能会写历史小说，特别是关于隋唐更替之际的英雄故事。那是我童年时受到鼓书影响的结果，至今仍令我难以割舍。我写过好几个历史小说的草稿，但都被我强行打断了。我逼迫自己，必须把更多的精力投入科普写作中去，不能随意胡思乱想，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幸好我对科普写作充满兴趣，否则我的生活将十分枯燥。
记者：请您用一句话推荐《超级物种：人类进化与文明发展》这本书。如果挑选书中您最喜欢的一段话作为对读者的“告白”，您会选哪一段？
史钧：一句话推荐就是：人类文明没有标准答案，但人类进化自有规律可循。如果要选择我最喜欢的一个段落，我会选书的结尾：“人类确实正在不断远离黑猩猩模式，努力构建安全、和平、自由、开放的新型社会。那里没有雄性竞争的焦虑，也没有军备竞赛的恐惧，彻底摒弃了人工智能的黑暗前景，代之以笑语喧哗、风情旖旎；那里到处都是鲜花和美食、香草和美人，所有美梦都可能实现，所有美景都可以观赏，所有美酒都可以品尝。但见城市街头华灯溢彩、美艳流芳，人们的脸上永远喜气洋洋。只要不是要求太高，我们可以认为那里就是天堂。亲爱的朋友，在黑猩猩模式与倭黑猩猩模式之间，你会选择哪一个呢？你的答案，其实就预示着人类的未来。”
（图片由史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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