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1月14日，美国纽约。顾维钧走完了97年人生。消息传到黄蕙兰耳中时，这位同样身在纽约的老人已经92岁，距离百岁生日还有八年。她没有大发议论，只是沉默许久，低声说了一句：“你是个好人。”
标题所说的洛杉矶，与史实并不相符；顾维钧实际病逝于纽约。地点虽只差几字，却不能含混。对一位长期代表中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家而言，人生终点的准确记录，本身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顾维钧与黄蕙兰的婚姻，始于巴黎和会前后的外交风云。1918年，顾维钧的妻子唐宝玥因流感去世。那一年，他正准备以中国代表身份参与战后谈判，个人悲痛与国家事务撞在一起，几乎没有留下喘息的时间。
唐宝玥并非普通意义上的“外交官夫人”。顾维钧出使美国期间，她经常陪同出席宴会，替丈夫应酬各国人士。她去世后，顾维钧仍然接受任命前往巴黎。不得不说，这个决定既有责任，也带着一种外交家的冷硬。
黄蕙兰出生于1893年的爪哇，父亲黄仲涵是当地华侨巨商。她从小生活优渥，接受语言、音乐、舞蹈等方面的教育，长期往返于欧洲和美国，熟悉上流社会的交往规则。她未必拥有严格意义上的学院训练，却能使用多种语言，在宴会中与不同国家的人周旋。
1919年，黄蕙兰经家人安排与顾维钧相识。她起初对政治并不热心，只觉得这个年轻外交官谈吐稳重，身份特殊。顾维钧不会跳舞，也不热衷炫耀，可他在巴黎和会上的表现，却让黄蕙兰重新认识了这个人。
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是那场会议中极受关注的事件。顾维钧参与了相关外交交涉，也因此获得不少国际舆论的注意。对黄蕙兰来说，汽车、司机、国事包厢固然有吸引力，但真正让她动心的，还是顾维钧身上那种“把国家事务放在个人情感之前”的气质。
两人的婚礼于1920年10月在布鲁塞尔举行。婚后不久，顾维钧又投入繁忙的外交活动。黄蕙兰后来回忆，新婚生活并没有想象中温柔浪漫，丈夫常常埋头工作，连她精心打扮后走进房间，也未必能得到一句夸赞。
她曾对人说：“他是中国需要的人，却未必是我想要的丈夫。”这句话听起来尖锐，却很能说明两人的相处状态：一个把外交当作终身事业，一个习惯了社交、旅行与精致生活，性格和需求始终没有真正合拍。
黄蕙兰的财富，在婚姻中发挥了实际作用。外交经费紧张时，她曾以私人财力帮助使馆改善环境，也替丈夫维持各种必要的社交关系。她知道，在当时的国际外交场合，体面的住所、合适的宴请和稳定的人脉，并不是单纯的排场，而是谈判之外的另一套规则。
然而，黄蕙兰的奢华习惯也常让顾维钧不满。他希望生活节制一些，她却认为外交场合不能失去中国人的体面。两个人争执的表面，是珠宝、汽车和宴会；更深一层，则是价值观的差异。顾维钧看重职务与责任，黄蕙兰看重生活品质和社交影响力。
有意思的是，黄蕙兰越是活跃，夫妻间的距离反而越明显。她在外国使节中颇受欢迎，能替顾维钧打开许多交往渠道；回到私人生活，两人却常常各忙各的。她把大量精力放在宠物、服饰和社交活动上，顾维钧则继续奔走于外交事务之间。
顾维钧一生经历多段婚姻。与黄蕙兰结婚前，他曾有包办婚姻和与唐宝玥的婚姻。1956年，顾维钧结束驻美外交生涯后，两人的婚姻也走到了终点。三十多年共同生活，既有合作，也有隔阂，离婚并不是突然发生，而是长期矛盾积累后的结果。
离婚后，黄蕙兰的生活并不顺利。战乱和家族财富变故，使她失去了原有的经济依靠。她卖掉珠宝，靠演讲维持生活，还继续照料心爱的狗。昔日出入外交场合的贵妇，逐渐变成一个独居纽约、靠讲述往事谋生的老人。
1959年，顾维钧与严幼韵结婚。严幼韵比他年轻，长期照料他的生活，陪伴他度过晚年。黄蕙兰没有在公开文字中大肆指责，也很少直接谈及那段关系。她出版回忆录《没有不散的筵席》时，更多写的是自己的经历与感受。
1993年12月21日，黄蕙兰在纽约去世，恰逢百岁生日。她的一生横跨清末、民国和战后海外华人社会，见过豪门的鼎盛，也经历过财富崩塌；做过外交家的夫人，也曾在晚年独自谋生。
顾维钧去世时，她没有把旧日婚姻简单说成一场失败。那句“你是个好人”，或许不是赞美爱情，也不是替往事翻案，而是一个相伴多年、彼此伤害过又彼此成就过的人，留给故人的最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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