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下旬，南京总统府门口，35军战士遇到了一位身穿旗袍的女子。她没有带随从，也没有出示显眼证件，只对哨兵说：“我是陈修良，请通报你们政委何克希同志。”
哨兵一时没有认出她。眼前的女子举止从容，衣着像一位富家太太，和刚刚进入总统府的解放军干部、战士几乎没有相似之处。但军纪严明，哨兵没有多问，立即进去报告。
不久，35军政委何克希快步走出。见到陈修良后，他伸出双手说道：“陈修良同志，南京能够这样顺利解放，你们做了大量工作。”陈修良只是回答：“这是组织交给我的任务。”
这场会面看似平常，背后却牵连着南京地下党数年经营的情报网，也牵连着许多人在危险环境中的沉默坚持。
南京是国民党统治中心，军政机关密集，警察、宪兵和特务力量庞大。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仍把这里视为“坚固堡垒”。在此前的地下斗争中，多名中共南京地下组织负责人牺牲，能够在此重新建立组织，风险可想而知。
1945年10月，陈修良受党组织派遣到南京，承担恢复地下市委和开展隐蔽斗争的任务。她使用过化名，也以富商遗孀等社会身份作掩护，出入一些上层社交场合。旗袍不是装饰，而是她接近目标、遮掩身份的一层外衣。
那时的南京，许多消息并不在正式文件里流动，而是在饭局、茶桌和熟人交往中零碎出现。为了接触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家属，陈修良甚至专门学习打麻将。牌桌上的闲谈，往往比审讯式打听更容易获得真实情况。
有意思的是，她并不是单靠个人机敏行事。抵达南京后，陈修良着手恢复地下市委，并逐步重建学校、工厂和机关中的党组织。那些分散在不同部门的党员，既要保持联系，又不能暴露彼此关系，组织方式必须十分谨慎。
一些已经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同志，也在她的工作下重新接上关系。曾在国民党军政部门任职的汪维恒，便是其中一例。他与党组织中断联系多年，重新恢复联系后，利用职务条件传递了不少军事和政治方面的情报。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变化，南京地下工作的重点也从保存力量，转向搜集情报、策动起义和保护城市。陈修良领导的情报系统，逐步深入国民党中央机关、军事部门及首都警卫系统。相关人员身份各异，有机关工作人员，也有军政系统中的秘密党员和可靠关系。
1948年秋，辽沈、淮海等战场相继发生重大变化，国民党统治内部的动摇日益明显。党组织要求南京地下力量抓住机会，争取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减少渡江作战的阻力。
同年年底，国民党空军第八轰炸机大队部分飞行人员起义，驾机飞抵南京上空并投弹。这次行动没有造成蒋介石受伤，却对国民党军心产生了冲击。此类行动的意义，不只在于军事破坏，更在于表明其内部已经出现难以弥合的裂缝。
随后，首都警卫系统中的部分人员也被争取。有关起义和策反工作，降低了解放军进入南京时遭遇顽强抵抗的可能。对地下工作者来说，每一次接触都伴随着暴露风险，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牵连多人。
南京能否少受破坏，还取决于城内秩序能否维持。陈修良和地下党员、进步学生一道，设法保护机关、学校、工厂和交通设施，争取警察系统中的人员不执行破坏命令。许多同志没有走上战场，却在城市内部承担着同样危险的任务。
渡江前，国民党方面控制长江沿岸船只，企图凭借江防阻挡解放军。地下组织设法搜集和掌握运输艇、巡逻艇以及轮渡公司的机动船只，为部队渡江提供了重要便利。4月20日，渡江战役全面展开；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中心易手。
解放军进入南京后，陈修良没有立即以地下市委负责人的身份公开出现。她仍需确认城内秩序和组织关系，直到局势稳定，才乘车来到总统府。于是，才有了开头那场旗袍女子与35军政委的见面。
她的功劳并不只属于某一次策反或某一份情报。真正困难的地方，在于长期潜伏、反复联络和严格保密。地下党员既要完成任务，又要让自己的生活看起来没有异常；既要判断对方是否可靠，也要承受与亲人分离的代价。
陈修良曾因革命工作与第一任丈夫分开，女儿于飞也长期与她失散。直到1955年，她才在苏联与女儿重逢。这样的个人牺牲，在地下战线上并不少见，却很难被外界完整知晓。
新中国成立后，陈修良曾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特殊时期，她受到冲击；1979年，中央为她平反并恢复党籍。1998年11月，陈修良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91岁。总统府门前那次短暂会面，留在南京解放的诸多细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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