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前后，上海，鲁迅把目光落在一个并不起眼的故事上：一个奴才向聪明人诉苦，另一个被称为傻子的人，却真的想替他打开一扇窗。
故事很短，人物也少，读完却让人不舒服。因为鲁迅写的并不是某一个人的遭遇，而是一套能够自行运转的关系：上面有主人，下面有奴才，中间夹着善于周旋的聪明人，以及不肯安于现状的傻子。
奴才住在一间没有窗的屋子里，终年受着压迫。他并非毫无感觉，也不是不知道自己的痛苦从何而来。问题在于，他只敢诉说，不敢改变；只盼有人听见，又害怕有人真的动手。
他找到聪明人，反复讲述自己的悲惨处境。聪明人听得明白，话也说得漂亮，却没有实际行动。几句同情，几声叹息，便把一场可能发生的冲突消解了。
“你过得很苦吗？”聪明人问。
“可不是吗？我的主人待我太坏了。”奴才回答。
聪明人点头说道：“这确实值得同情。”
这番话听起来并不刻薄，甚至很体面。可它的作用，恰恰是让奴才把苦楚说完，再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去。诉苦变成出口，出口却没有通向屋外。
鲁迅高明之处，在于没有直接把人物写成简单的好人和坏人。主人当然处在压迫关系的上端，可文章没有让主人正面出场，反而让读者更多看见奴才和聪明人的反应。真正牢固的秩序，往往不只靠棍棒维持，也靠人们对秩序的习惯、畏惧和自我解释维持。
有意思的是，奴才并不欢迎所有形式的帮助。聪明人只是陪他叹气，他便觉得遇到了知己；傻子真的要砸墙、开窗，他反而惊慌起来。窗一旦打开，屋内外便不再隔绝，主人会震怒，原有的生活也会被打乱。
于是，奴才赶走了傻子。
这一转折最冷峻。被压迫者并不天然就是反抗者，长期处于恐惧之中，人的愿望会发生变化：他想摆脱痛苦，却更想保住眼前那点熟悉的安全；他厌恶主人，却又依赖主人给予的秩序。鲁迅写的“奴才”，正是这种矛盾的集合体。
“我总要好好地给你开一开窗的！”傻子说。
“不要这样，主人会责怪我的。”奴才回答。
几句话，把人物的立场全摆了出来。傻子不是不懂危险，而是不愿把危险当成拒绝行动的理由。奴才则把“不能这样”说得十分自然，仿佛世上从来只有这一种活法。
这篇文章写于1925年前后。五四运动的激荡尚未远去，军阀混战、社会失序、民众困苦依然存在。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同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时代表面上充满变动，许多人的精神却仍被困在旧屋之中。
鲁迅早在《呐喊》自序里写过“铁屋子”的比喻：一间绝无窗户、万难破毁的铁屋，里面睡着许多人。若把他们叫醒，便会使他们承受无可挽回的痛苦；但若不叫醒，他们终将在沉睡中死去。《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像是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追问：铁屋为何难破？除了外部的坚硬，屋内的人是否也在维护它？
所谓聪明人，往往不是没有判断力。他们看得清利害，知道谁受苦，也知道谁掌权，却把这种清醒用在自保上。他们擅长调和，懂得把尖锐的话磨圆，把明确的责任变成含混的感慨。不得不说，这种“聪明”越周全，旧秩序越不容易受到真正触动。
傻子却显得笨拙。他不善于权衡，也不懂怎样让所有人满意，只认准墙就是墙，窗就是窗。正因为如此，他在聪明人眼里不合时宜，在主人眼里更是危险。鲁迅没有替傻子安排胜利，也没有把开窗写成轻松的结局，这使故事避开了廉价的乐观。
文章末尾，奴才重新回到主人身边，聪明人也若无其事地表示高兴。表面的风波过去了，屋子仍旧没有窗。变化不是没有发生，而是被迅速解释成错误、胡闹和不必要的麻烦。
“聪明人太多，傻子太少”，并不是夸傻子鲁莽，也不是替一切冲动辩护。鲁迅真正刺中的，是那种把明哲保身当作成熟、把忍受苦难说成安分、把不改变称作识时务的习惯。主人仍在高处，奴才仍守着旧屋，聪明人则站在门边，替双方维持着看似平静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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