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梅回来的那天，省城刚下过一场雨。她站在门口，米白色风衣敞着，肚子鼓得很明显。
我握着门把手，半天没让开。走廊里的感应灯灭了，又亮起来，照得她脸上没有多少血色。
周凯站在她身后，左右手各拖一个行李箱，肩上还挎着林梅常用的电脑包。他看见我，先把目光移开了。
“路上堵得厉害，我送她回来。”
我侧过身。箱轮从门槛上磕过去，发出两声闷响。周凯把东西放到客厅，没有换鞋，也没有坐。
林梅扶着腰，慢慢脱下风衣。那个肚子隔着针织衫顶在我眼前，像一块塞进胸口的石头。
她出差整整半年。
前两个月还每天打电话，后来变成三五天一次。她总说项目忙，撤展、改方案、陪客户，回酒店就想睡觉。
我没问孩子是谁。嘴里发苦，问了大概也只会让自己更难看。
周凯临走前说，有事给他打电话。我看着门关上，才发现茶几旁多了一个保温袋，里面装着几盒孕期营养品。
结婚二十三年，我第一次觉得这个家窄得转不开身。
女儿陈雨桐在外地读大四，当晚给我发来实习材料，让我帮她看看。我盯着屏幕，没有告诉她母亲已经回来。
林梅洗完澡，穿着宽松睡衣坐在床边。她把头发擦到半干，神情平静，好像只是结束了一次普通出差。
我把枕头抱到书房，站在门口说：“离婚吧。”
她擦头发的动作停了停，没有哭，也没有追问。
“房子和钱，怎么分？”她问。
窗外有人收晾衣架，金属杆碰得叮当响。我看着她隆起的腹部，咽下那句关于孩子的话。
“明天再谈。”
我关上书房门，坐到旧沙发上。墙那边很安静，连一声叹气都听不见。
01
那一夜我没怎么睡。书房的沙发短，我的腿只能搭在扶手上。凌晨四点，楼下早餐铺开始和面，机器震得地板轻轻发颤。
天亮以后，我照常去公司。
我在建材公司做财务主管，十八年里换过三任老板，手里的账从没出过大差错。可坐到办公桌前，我连一张付款单都看不进去。
同事老吴问我是不是感冒了。我说昨晚没睡好，拿着杯子去茶水间，接了满满一杯开水。
杯壁太烫，我换了好几次手。
家里的房子是婚后第七年买的。当时首付款主要来自我父母，贷款则从我的工资卡里按月扣，房本一直写着我的名字。
那几年林梅收入不稳定。她在会展公司带项目，忙的时候连轴转，淡季只能拿基本工资。我们便默认由我攒钱，她管日常开销。
这个安排一用就是十几年。
家里主要的定期存款也在我名下。每次存单到期，我会告诉她利息多少，却很少问她手里还剩多少钱。
林梅买菜、交水电费、给双方老人买东西，还管陈雨桐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种花销。孩子牙齿矫正、钢琴考级、住校用品，都是她跑前跑后。
我不是没给钱，只是习惯了等她开口。
有时她拿着缴费单站在厨房门口，说这个月支出多。我便从手机银行转一笔，随后问一句怎么花了这么多。
她通常不解释，把围裙摘下来，继续去洗锅。
中午我在公司食堂吃了一碗面。面条泡得发胀，青菜梗硬，我吃了几口便放下筷子。
愤怒退下去一点，许多旧事却冒了出来。
陈雨桐十岁那年半夜发高烧，是林梅背着她下楼。我那时正在外地核对一批货款，只在电话里嘱咐她留好票据。
女儿上高中以后住校，每周回家换洗的床单被套，也都是林梅晒好叠好。我只记得月考成绩，很少记得她哪天返校。
这些事情挤在脑子里，让我没法把林梅简单地看成一个突然背叛家庭的人。
可她挺着肚子站在门口的样子，又实实在在摆在那里。
傍晚回家，餐桌上放着两碗粥和一盘炒青菜。林梅没动筷子，面前摊着一本新买的笔记本。
“把要分的东西列一下吧。”
她语气像在核对项目清单。我脱下外套，看到纸上写了房子、存款、车，还有几件家电。
“你倒是准备得快。”
她合上笔记本，抬头看我。
“拖着也没意思。”
我在她对面坐下。那套房子一百零三平方米，买的时候总价不到七十万，如今附近同户型已经涨了不少。
除了房子，我们还有两笔定期存款和十几万元活期。车开了八年，不值多少钱。
“雨桐的学费和生活费先留出来。”我说。
“她已经大四，剩下的开销不多。”
林梅把笔帽扣上，手掌在腹部停了片刻。这个动作让我胃里一阵发紧，刚软下去的心又硬起来。
“你准备住哪儿？”
“先租房。”
她回答得很快。结婚以前，她住单位宿舍。结婚以后先跟我父母同住，后来搬进现在的房子，从来没有一处只属于她的住处。
我知道这一点，却从未认真想过。
“房子在我名下。”我说。
林梅看了我一会儿，目光落回笔记本。
“我知道，所以才要写清楚。”
她没有争吵，也没提孩子父亲。她只把每项财产分成两栏，问我哪些能谈，哪些不能谈。
那种冷静让我不舒服，像她已经在外面把这场离婚演练了许多遍。
我问：“你就没有别的话要说？”
厨房水龙头没关严，一滴一滴落进不锈钢水槽。她起身拧紧，又拿抹布擦掉灶台上的水迹。
“你想听什么？”
我望着她的背影，终究没有问出口。
晚饭后，她把笔记本推到我面前，希望三天内定下书面方案。她说身体越来越不方便，不想把时间耗在争执上。
我翻了两页，字写得整齐，连存款的大概数额都列出来了。那些数字并不完全准确，却足以说明她早有盘算。
我胸口发闷，把本子合上。
“雨桐还不知道，先别告诉她。”
林梅收起碗筷，低声答应。她端着盘子走进厨房，步子比从前慢，腰却挺得很直。
夜里，我打开存放证件的抽屉。房本、存单、结婚证都在原处，边角压得平平整整。
林梅站在门外，没有进来。
“材料尽快准备吧。”她说，“财产方案也别再往后拖。”
我回头时，她已经走回卧室。门没有关严，灯光从缝里落出来，细细一条，停在地板上。
02
接下来的两天，我把能找到的材料分门别类，装进一个蓝色文件袋。身份证复印件、结婚证、房产证明、银行流水，一样不少。
林梅只交给我一张身份证复印件。
我问她出差期间的孕检资料在哪里。她从行李箱夹层里翻出一个透明袋，里面只有几张折过的纸。
纸上的医院名称来自外地，有的盖章很浅，有的只打印了检查项目。姓名能看清，日期却被折痕挡住一半。
我想把纸铺平，她伸手按住袋口。
“路上弄乱了，就这些。”
“产检不可能只有这几张。”
“中间换过地方，资料没带全。”
她把袋子收回去，放进卧室抽屉。动作不快，却没有再让我碰。
我站在门边，问她怀孕多久了。
“快六个月。”
算起来，差不多是她刚出差不久。这个答案像细沙钻进鞋里，每走一步都磨得人难受。
我提出陪她去医院重新检查。
林梅说项目还有收尾工作，最近抽不开身。我说检查用不了半天，她便低下头整理行李，不再接话。
第二天早上，我在厨房煮面，听见她在客厅接电话。声音压得很低，只偶尔说一句知道了。
电话结束没多久，周凯便来了。
他带走一个银灰色行李箱，又从鞋柜上拿走林梅的快递单和一串旧钥匙。两个人熟练得像早就约好。
“箱子里是什么？”我问。
周凯停下手，说是项目设备，需要送回仓库。他说话一向圆滑，这回却没有看我的眼睛。
林梅坐在沙发上喝温水，替他补了一句。
“还有些客户资料，放家里不安全。”
我没有拦。周凯拖着箱子走到门口时，轮子卡在地垫边缘，他弯腰提起来，额头冒了细汗。
箱子看着并不轻。
门关上后，我问林梅，为什么工作上的事都让周凯代办。
“他是合作方，也熟悉项目。”
“预约也是他帮你约？”
她把杯子放到茶几上。
“我在外地一直是他帮忙。”
这句话说得自然，我却听出了另一层亲近。半年时间里，我问她吃没吃饭，她总嫌我问得琐碎。周凯却知道她的行李、电话和行程。
我回到书房，把文件袋里的材料重新看了一遍。纸张摩擦的声音很轻，屋里却显得格外空。
下午，陈雨桐打来视频。她在宿舍，身后晾着几件衣服，桌上堆着准备答辩的资料。
“爸，我妈回来了没有？”
我迟疑了一下，说刚回来，还在忙工作。她笑着抱怨林梅不回消息，让我提醒母亲有空联系她。
林梅就在客厅，应该听见了，却没有进来。
挂断以后，我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暗下去，映出一张疲惫的脸，眼下发青，胡子也没刮干净。
晚饭前，我又提起检查的事。
“我已经请了半天假，明早陪你去。”
林梅正在洗青菜，水从菜叶上流进池子。她关掉水龙头，背对着我站了一会儿。
“不用，我有认识的医生。”
“那把预约信息给我看看。”
“周凯那里有。”
我忍住火气，问她为什么自己的检查全由别人拿着。她转过身，脸色有些冷，说我现在摆出关心的样子没有意义。
这话把我堵住了。
我确实不知道该用什么身份陪她去。丈夫，还是正在准备离婚的人。更难堪的是，诊室里若有人问孩子父亲，我该站在哪里。
她看出我的犹豫，把菜倒进盆里。
“别去了，免得大家都不自在。”
最后还是我退了一步。
夜里，她早早回房。我在餐桌旁摊开那几张孕期资料，用手机拍过的照片逐张放大。
其中一张检查单右上角像是五月，又像是六月。另一张只写孕周，没有打印检查时间。纸上有药水味，边缘却很新。
我不懂产检，只能上网查常见项目。资料里的几项数值看不出问题，可检查次数明显太少。
更让我在意的是月份。
她说快六个月，腹部看着却比我印象里同月份的人更大。走路时偶尔扶腰，坐下和起身又不怎么费力。
有一次她弯腰捡掉在地上的遥控器，动作利落。我刚看过去，她便扶住桌沿，慢慢直起身。
我告诉自己，每个人情况不同，不能凭几眼就下结论。况且我若追问得太细，像是还在盼着那个孩子与周凯无关。
这种念头让我抬不起头。
第二天，周凯打电话来，说林梅上午有个预约，让我不用等她吃饭。我问是什么预约，他停了片刻，只说身体方面的事。
“她为什么不自己告诉我？”
“她现在情绪不好，你少刺激她。”
电话里传来汽车鸣笛声。周凯说完便挂了，连一句客套话都没有。
临近中午，林梅换了件宽松外套出门。她没带那些资料，只拎着手提包，门外停着周凯那辆黑色商务车。
我隔着窗帘看见周凯下车，替她拉开副驾驶车门。他的手虚扶在她胳膊旁，没有真正碰上。
车开走后，我在玄关站了很久。
下午三点，林梅回来，手里没有药，也没有新的检查单。我问医生怎么说，她脱鞋的动作顿了一下。
“一切正常。”
“报告呢？”
“晚点发手机。”
直到晚上，那份报告也没有出现。她却拿出昨天的笔记本，催我把离婚材料尽快整理好。
我翻开她列的财产清单，发现房子下面新添了一行小字。
字迹写得很轻，要求却很明确。她想要房子，还想要大部分存款，理由是以后生活负担重。
我看向她的肚子。针织衫绷出圆润的弧线，灯下看不出一点褶皱。
林梅把笔放到我手边。
“你先想，想好就写下来。”
我没有动笔。透明文件袋压在桌角，里面几张日期模糊的纸，被吊灯照得发白。
03
林梅列出的方案，比我预想得狠。
房子归她，两笔定期存款，她要拿走七成。车留给我，家里的电器和家具随我处置。
我看了两遍，把那张纸压在桌上。
“你带着别人的孩子回来，还要房子和大部分钱？”
林梅坐在对面，身后垫着软枕。她没有抬高声音，只说孩子出生以后，租房、检查、生产，处处需要钱。
“孩子父亲不管？”
她垂下眼，把笔帽拔开又扣上。
“现在只谈我们之间的事。”
这句话像一把钝刀，割不深，却来回磨人。我本想把纸揉掉，手伸过去，最后只是将它推回桌子中间。
二十三年的婚姻，到了这里，连孩子是谁的都不能问。
房子当年买得便宜，如今按附近成交价估算，已经超过两百万。加上存款，她拿走的远不止一半。
我提出房子归我，存款可以多分给她。林梅摇头，说她最需要的是一个固定住处。
“你以后还有工资，也能再买。”
“我四十八了，不是二十八。”
她看着我，神情有些疲惫。
“我四十五，也不年轻。”
窗台上的绿萝缺水，叶子垂下来。以前都是她记着浇，我在家里住了这么多年，连水壶放在哪儿都要找。
我去厨房倒水，看到冰箱门上还贴着陈雨桐高考前的作息表。字迹已经褪色，边角沾着一层油。
林梅把这个家照料得很细。可她回来时挺着的肚子，也同样清楚。
两件事摆在一起，我不知道该拿哪一件压住另一件。
那天下午，我们去了附近一家法律服务所。接待的人把财产项目逐条记下，提醒房屋产权需要另行办理变更，存款也要分批处理。
林梅问得很仔细，连办理需要几天、双方是否必须到场都记在纸上。
我坐在旁边，听得胸口发堵。她对离开这个家的每一步，比我想得都明白。
回去的路上，周凯打来电话。林梅开了免提，他问材料是否准备妥当，还说可以帮忙联系熟悉的中介。
我伸手关掉免提。
“让他别掺和。”
林梅把手机拿回去，转向车窗。
当晚，周凯还是来了。他带着一份打印好的协议草稿，说只是帮朋友跑腿，省得林梅身体不便。
“你这个朋友，管得够宽。”我说。
他把文件放下，笑得有些僵。
“她现在情况特殊，总得有人帮一把。”
我翻到最后一页，没看签字栏，只盯着他。
“孩子跟你有没有关系？”
周凯端起茶杯，又原样放下。
“这是你们夫妻的私事。”
“我问的是你。”
林梅从卧室出来，扶着门框，让我别再问。她说走到这一步，追究孩子是谁没有意义。
周凯借口还有工作，很快离开。茶水一口没喝，杯沿却留下半圈水印。
我望着那份协议，怒气慢慢散了，剩下的是一种难言的难堪。
如果争到底，就得把怀孕的事摆到台面上。亲戚、同事、女儿，早晚都会知道。
我没那个力气一遍遍解释，也不想听别人劝我忍一忍，或者骂我窝囊。
第二次协商时，我让了一步。
房子可以给林梅，存款给她六成。车和剩余的钱归我，陈雨桐毕业前的费用另留五万元。
林梅没有马上答应。她把六成改成七成，又要求先处理一笔活期款，剩下的按约定日期分两次转。
“你就这么缺钱？”我问。
“孩子出生以后，什么都要花。”
她仍拿孩子说事，却始终不肯说孩子父亲会承担多少。
我看着协议上的数字，忽然觉得自己这些年也没多能干。房子写我名字，钱放我账户，我便以为这个家稳得很。
到头来，连妻子什么时候离了心，我都不知道。
我提笔在修改处写下同意。笔尖划过纸面，沙沙响了几声，像有人在扫一地碎渣。
林梅把草稿收好，说明天打印正式文本。
“尽快签了吧，拖久了对谁都不好。”
我没应声，只把那五万元单独转进一张卡里。卡是给女儿的，密码仍是她的生日。
04
正式协议送来那天，陈雨桐提前回了省城。
她原本要参加学校招聘会，听出我在电话里不对劲，坐了四个多小时高铁，拖着行李直接回家。
门一开，她先看见林梅的肚子。
手里的行李箱歪倒在鞋柜边，她扶了一下才站稳。林梅叫了声雨桐，她没有答应，目光从母亲脸上移到我身上。
“怎么回事？”
我让她先换鞋。她站着没动，鼻尖冻得发红，额头还有赶路出的汗。
林梅想去拉她，她往后退了半步。
那半步不大，林梅的手却停在半空，过了一会儿才收回去。
我把离婚的事说了，没提太多细节。陈雨桐听完，拿起桌上的协议，越翻越快。
“房子给妈，存款也给她七成？”
“这是我们商量好的。”
“这叫商量好吗？”
她把协议拍在桌上，纸页散开两张。林梅弯腰想捡，我抢先捡起来，免得她动作太大。
陈雨桐看到这个动作，眼圈突然红了。
“爸，你是不是觉得丢脸，所以什么都不管了？”
我让她别掺和大人的事。话出口，我自己都觉得生硬。她已经二十一岁，不再是关上房门就能哄过去的小孩。
“这房子也有你住的地方。”她说，“凭什么全让出去？”
林梅坐下，低声说房子不会影响她回来住。
“都离婚了，我回来住哪边？”
陈雨桐问完，客厅里只剩热水壶烧开的声音。壶盖一跳一跳，白气顶着橱柜往上冒。
我拔掉插头，倒了三杯水。没人伸手。
女儿转向林梅，问她孩子是谁的。林梅没有回答，只说这件事与财产安排无关。
“跟我也无关吗？”
“雨桐，妈以后会告诉你。”
“又是以后。”
她抹了下脸，走进自己的房间。门关得不算重，桌上的杯子却轻轻晃了一下。
晚饭谁也没吃。林梅坐在沙发上，盯着窗外的路灯。我在厨房热了三次菜，最后全倒回保鲜盒。
夜里，陈雨桐来书房找我。她坐在沙发扶手上，说母亲以前不止一次担心，将来老了没有自己的房子。
“她说房本不是她的，存款也看不见。”
我低头整理协议，没有接话。
女儿又说，小时候每次家里要花大钱，母亲都会先算好几遍，再来找我。她知道母亲没有安全感，可这不代表我要把全部家底让出去。
“我只想快点结束。”我说。
“结束以后呢？”
我没答出来。
第二天上午，我们三个人又谈了一次。陈雨桐坚持房子至少保留我的一部分，存款也该平均分。
林梅不肯改。她说自己要带孩子，往后的支出没有着落，住房必须稳定。
女儿听到孩子两个字，脸色更难看。
“他的父亲呢？让他出钱。”
林梅把脸转开。
“别问了。”
“你们都让我别问，那我算什么？”
陈雨桐拿起外套要走。我追到门口，她甩开我的手，说想回学校，不愿看我们这样。
我送她到车站。一路上，她靠着车窗没说话。下车前，她把那张存有五万元的银行卡塞回我手里。
“我不要你这样留给我的钱。”
车门关上，她拖着箱子进站，没有回头。我站在落客区，身后的司机不停按喇叭，只能把车往前开。
回家后，林梅已经把正式协议摆好。她在自己名字旁签了字，笔迹稳当，没有半点拖泥带水。
我逐条看下去。房子归她，存款按七成和三成分配，车归我。已经支取的活期款也写得明白。
这份协议对我明显不利。
我仍签了名字。
笔落下时，林梅抬眼看我，似乎想说什么，最后只把日期补齐。
她坚持把产权变更日期定在三个月后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上午九点，逾期一方要赔三十万元。
“为什么非得写死？”
“我不想再变。”
她把这一条圈出来，让我按了手印。
协议一式三份。我拿一份，另一份准备交中介，剩下一份理应由她保管。
林梅却把自己的那份装进牛皮纸袋，交给下午赶来的周凯。
“放他那里稳妥。”她说。
周凯接过纸袋，顺手夹进公文包。他没有问协议内容，像是早就知道每一项安排。
我盯着公文包的搭扣，心里掠过一丝不适。
“你自己的东西，为什么让他拿着？”
“我还要出门处理项目，带着不方便。”
林梅说完，回卧室收拾衣物。周凯站在玄关等她，时不时看一眼手表。
她离开前，把一串家门钥匙放在鞋柜上。那个肚子仍藏在宽松外套下，走路时比刚回来那几天更慢。
门关上，我拿起钥匙。金属上还留着她常用护手霜的香味。
餐桌上散着按手印时用过的纸巾，红色印泥蹭开一块。我擦了两遍，木纹里仍留着淡淡的红。
05
签完协议以后，林梅很少回来。
她说要继续处理外地项目，住处不固定。周凯偶尔替她联系我，问存款处理到哪一步，语气像催一笔拖欠的货款。
第一笔活期款，我按协议转了。
第二笔定期还没到期，我承担了部分利息损失，也分给了她。每次手机收到扣款提醒，胃里都会空一下。
陈雨桐不再主动给我打电话。我发消息问她答辩准备得怎样，她隔很久才回两个字，还行。
家里一下空了。洗衣机攒几天才转一次，冰箱里的菜放到蔫，我才想起拿出来扔掉。
我依旧按时上下班，月末关账还加了三天班。同事看不出异常，只说我最近烟抽得比以前多。
其实我已经戒了五年。重新点上第一根时，被呛得咳了半天。
三个月快到时，中介连续联系我，确认产权材料。我把协议、房本和身份证明放进公文袋，靠在玄关柜旁。
约定日期前两天，我给林梅打电话。无人接听。
发出的消息也没有回复。周凯的电话能打通，却一直没人接。
我以为他们在忙，或者故意不想同我说话。到了晚上，手机仍旧安静。
第二天下午，公司前台打来内线，说有我的加急文件。
信封上印着一家医院的名称，收件人是我。寄件栏只写了急诊相关字样，没有具体科室和医生。
我拆开以后，手里的订书钉掉在桌上。
里面是一份病危抢救通知书。患者姓名写着林梅，病情一栏提到妊娠并发症，通知家属立即到院。
最下面留的紧急联系人，是我。
我盯着那张纸看了许久。离婚手续尚未全部办完，从法律关系上说，我确实还是她丈夫。
前几天的怨气忽然退开，只剩一种发沉的恐惧。
我给林梅打电话，关机。再打周凯的，也变成无法接通。
中介恰好来电，提醒明早九点办理产权手续。我说家里出了急事，想延期。
对方翻过协议，说日期已经写死，若单方不到，可能触发三十万元的赔付条款。
我没心思争，抓起车钥匙赶往通知书上的医院。
正值下班高峰，省城主路堵成一片。雨刷器扫着细雨，前车尾灯红得刺眼。
我想起林梅回来那天的脸色，想起她不肯让我陪诊，还想起那些日期模糊的资料。
也许她早就知道身体有问题，只是不愿让我看见。也许我那晚提出离婚，逼得她没有地方好好休养。
这些念头一层压一层。我握着方向盘，掌心全是汗。
到了医院，我直奔急诊大厅。分诊台的人查了姓名，又查身份证号，电脑里没有当天的就诊信息。
“会不会在产科抢救？”我问。
工作人员让我去住院服务窗口核实。我跑上二楼，鞋底带着雨水，在地砖上滑了一下。
窗口人员接过通知书，先看编号，又对着系统查了两遍。
她把纸推回给我。
“这个急诊编号不存在。”
我愣了愣，问是不是系统录入晚了。
她指着下面的医院印章，说边缘有两圈虚线，像复印时留下的重影。医院现行通知书的格式，也不是这一版。
我拿着纸回到急诊大厅，又去问产科值班处。三个地方都查不到林梅的名字，近几天也没有她的住院记录。
急诊门外有人推着担架经过，轮子压过地缝，发出急促的咯噔声。我贴墙站着，后背慢慢发凉。
通知书是假的。
可谁会拿病危和抢救开这种玩笑，还准确写出我的公司地址？
我坐到走廊长椅上，重新检查信封。寄件号码被雨水洇开，只剩末尾几位。
手机忽然响了一声。
家里的公共邮箱收到一封订单确认邮件。那个邮箱以前用于订机票和酒店，我和林梅都登录过。
邮件标题是一家境外海岛酒店的入住确认。预订账户显示为周凯，入住人一栏却写着两个名字。
周凯，林梅。
日期正是今天，也就是通知书所写的抢救当天。
订单附带接机和双人海景房服务，入住时间已经登记完成。邮件末尾还有酒店自动上传的欢迎照片。
照片拍得很远，画面里的人只露出侧身。林梅戴着宽檐帽，站在蓝色遮阳棚下面，旁边替她推行李的是周凯。
我把照片放大，像素散成一块块颜色。看不清她的腹部，也看不清表情。
可那件浅绿色外套，是她离家时穿的。
中介又发来消息，提醒我明早九点准时到场。若未按约办理，协议中写着三十万元赔偿。
我低头看着手里的病危通知，再看邮箱中的酒店订单。一个说她正在抢救，一个显示她已经住进境外海岛酒店。
两份材料，日期完全相同。
医院走廊的消毒水味钻进鼻子。我想立刻停止财产变更，又想亲自到场，看看林梅是否会出现。
如果她不出现，谁会拿着那份协议来办手续？
我还可以马上告诉陈雨桐。可女儿刚与母亲争吵过，一旦知道这份病危通知是假的，她们之间剩下的那点联系也可能断掉。
墙上的电子钟跳到晚上八点四十。
离明早九点，只剩十二个多小时。
我把通知书、订单和中介消息分别截了图，手指停在女儿的号码上，迟迟没有按下去。
立刻保护尚未转出的财产，还是按约赴场逼她现身？
无论选哪一条，陈雨桐都可能从此失去她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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