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堂撤了以后，家里一下子冷清下来。
罗子君的房间还维持着生前的样子，床铺得整整齐齐，床头柜上放着一副老花镜和半瓶降压药。
平儿收拾遗物时，在橱柜最底层摸到一个铁皮饼干盒，锈迹斑斑，上面印着九十年代那种大红牡丹花。
打开盒子，里头没有值钱的东西，一张发黄的黑白照片压在底下。
照片上，二十岁出头的罗子君抱着个襁褓中的女婴，站在一家乡镇招待所门口，嘴角带笑，眼底却有些慌张。
翻过照片，背面一行褪色的钢笔字，只写了半句：“我的第一个孩”。
字迹在那末尾戛然而止，像是写的人突然停了笔。
平儿愣在床边，心口一阵发紧。
母亲这辈子，明明只生了他一个。
01
罗子君走了第七天，平儿才敢动她的东西。
上海的冬天又湿又冷，他坐在母亲床边那把旧藤椅上，面前摊着一个铁皮饼干盒。
盒子表面掉了漆，露出底下的铁锈，锁扣松了，轻轻一掰就开了。
盒子里没有值钱的东西，几张三四十年前的黑白照片散落在底部，还有一本旧存折、一叠邮政汇款单的存根。
他一样一样往外拿，动作很轻，好像怕惊动什么。
直到指尖触到一张比别的照片厚一点的纸片，他心里莫名一紧，翻过来，整个人定住了。
照片上，二十岁出头的罗子君穿着一件碎花衬衫，头发扎成马尾，怀里抱着一个裹在碎布襁褓里的女婴。
背景是一家乡镇招待所，招牌上写着“前进旅社”四个字，水泥墙面已经斑驳。
她嘴角微微上扬，但眼睛里有种说不出的东西，像是怕什么，又像是下了什么狠心。
平儿把照片翻过来，背面有一行字，钢笔写的，墨水洇开了一点，但笔迹清楚认得出来，是母亲的。
五个字：“我的第一个孩”。
字没有写完。
最后那个字只落了一笔，就停了。
平儿握着照片，手心里全是汗。
他从来不知道自己有个姐姐。
母亲生前极少提起年轻时候的事，偶尔说起来，也不过是哪年进了厂、哪年结的婚，轻描淡写地两句带过。
他一直以为母亲的过去就像她说的那样简单。
可这张照片告诉他，不是的。
他把照片放回盒底，又拿起那本存折翻开。
工商银行的，旧的那种蓝色塑封皮，开户日期将近三十年前。
存折上每隔两个月左右就有一笔固定金额的取款记录，最多不过几百块，有时一百出头。
这种取款习惯一直持续了二十多年，直到九年前才彻底停止。
平儿心里算了一下，这些年下来，加起来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母亲生前当了一辈子工人，退休工资不高，过日子精打细算，买菜都要挑便宜的时候才出门。
她不可能平白无故多出一笔固定开销。
他想不明白，拿着存折翻来覆去地看，那些数字工工整整，像一列列站岗的士兵，也在盯着他看。
当晚他拨通了舅舅罗民的电话。
罗民在虹口那边住，离得不算远，但这两年走动少，上一次见面还是母亲的追悼会上。
电话响了好几声才被接起来，那头有些嘈杂，电视的声音夹杂着罗民“喂”了一声。
平儿开门见山：“舅舅，我今天收拾我妈的东西，翻到一张老照片。照片上我妈抱着一个女娃娃，背后写着‘我的第一个孩’。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
平儿几乎以为电话断了，拿下来看了一眼屏幕，还在通话中。
终于，罗民的声音传了过来，很轻，带着一种平儿从来没有听过的疲惫：“你妈这辈子不容易。有些事，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说完，挂了电话。
平儿坐在床边，看着手机屏幕暗下去。
窗外的风呜呜地刮着，楼下传来汽车发动的声音，又远去了。
他心里那股不安越来越重。
母亲去世前那个月，他在病床前陪护，有天夜里母亲忽然醒过来，看着他说：“平儿，妈走以后，你把家里好好收拾收拾。有些东西该留的留，该扔的扔。”当时他只当是老人交代后事，随口应了一声。
现在想起来，母亲说那话时，眼神里有种他当时没读懂的神情。
他低头再看那张照片。
女婴的脸看不分明，包在襁褓里，露出一小团眉眼。
屋子里的灯有些暗，他把照片举到灯下又看了一遍，总觉得那孩子的眉眼轮廓隐约有些熟悉。
但说不清在哪里见过。
第二天一早，平儿请了假，拿着那张照片和存折出了门。
他想先去找父亲陈俊生。
父母离婚已经过去快二十年了，陈俊生再婚搬去了浦东，平时来往不多，但到底是父亲，也许他会知道些什么。
陈俊生看到他来有些意外，倒还是让他进了门。
平儿没绕弯子，直接从口袋里掏出照片递过去：“爸，这是我妈留下的东西。她除了我，是不是还生过一个孩子？”陈俊生接过照片只看了一眼，脸上的血色就像被抽干了似的消退下去。
他握照片的手微微发抖，嘴角动了动，最终只挤出来一句话：“这个事，我不清楚。你妈从来也没有跟我提过。”说完把照片塞回平儿手里，转身走进厨房，背对着他点了一支烟。
烟雾从厨房门口飘出来，平儿站在那里，看着父亲的背影，心里涌起一阵模糊的失落。
他知道，父亲在撒谎。
02
从陈俊生家出来，平儿在小区门口站了足有五分钟。
风往领口里钻，他裹紧外套，脑子里反反复复地转着一件事：母亲瞒了他整整三十二年。
他不知道自己该生气还是该难过，只觉得胸口堵得慌，像压了一块石头。
下午他去了银行。
柜台的小姑娘看了一眼存折说是老户头，电脑里调不到三十年前的明细，得去分行档案室查。
平儿等了将近两个小时，一个中年柜员拿了一沓复印件出来，说这是能查到的最早记录了。
他道了谢，坐在银行大厅的塑料椅上翻看那些复印件，越看眉头越紧。
那笔固定取款从近三十年前开始，几乎每隔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就取一次，金额不大，但雷打不动。
最后一次取款，距离现在刚好九年。
他把复印件夹在存折里，走出银行大门时，脑子里忽然闪了一下。
母亲以前有一句口头禅，每逢月底就说“手头紧，腾点钱出去”。
他一直以为母亲说的是存定期或者接济亲戚，从来没多想过。
现在他把这句轻飘飘的话和存折上那些密密麻麻的记录放在一起，只觉得后脊背发凉。
晚上回到家，平儿重新把饼干盒里的东西全倒出来，一件一件在桌上摆开。
那叠邮政汇款单的存根引起了他的注意。
单据已经泛黄脆裂，有些折角的地方碎成了纸屑，但收件地址还看得清楚，全部写着浙江某乡镇，收件人一栏署名是“郑秀兰”。
他把存根排成一行，时间跨度将近二十年，最早的已经字迹模糊，最晚的正好九年前。
汇款金额和存折的取款数额对得上。
郑秀兰。这个名字他从来没听母亲提起过。
平儿打开电脑搜了一下那个乡镇的名字，屏幕上跳出来的信息很零碎，只查到那个镇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确实有一个国营招待所，后来改制，拆掉了。
他反复看着汇款单存根上的地址，心里那个念头越来越强烈：母亲年轻时候一定在那边生活过。
夜里十点多，平儿给董静芳打了电话。
董静芳是母亲生前在厂里最要好的同事，跟母亲一个班组干了二十多年，两人好到穿一条裤子都不为过。
电话接通后，董静芳“喂”了一声，听到是平儿，语气一下子柔和下来：“平儿啊，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平儿捧着那张照片，斟酌了一下措辞：“董阿姨，我今天收拾我妈的遗物，发现一张照片，上面我妈抱着一个小女孩。我想问问您，您知不知道这孩子是谁？”电话那头安静了很长时间，久到平儿以为自己又说错了话。
“平儿啊，”董静芳的声音再传过来时带着明显的鼻音，“你妈那个人，什么苦都往肚子里咽。有些事她不肯说，我也不好问。”她停了一下，像是在犹豫什么，“但是有一件事我可以告诉你，你妈年轻的时候，确实在浙江那边待过一阵子。具体是怎么回事，你自己去查吧，我不能再多说了。”说完她不等平儿回应就挂了电话。
平儿握着手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茶几上摊着那张照片、那本存折、那叠汇款单存根。
台灯的光昏黄地照着它们，像在照着一堆他的家前所未有地陌生的东西。
他忽然有些坐不住，站起来在屋里走了两圈，又坐回去。
他反复看着照片上母亲年轻的眉眼，那个站在招待所门口、抱着女婴的女人，和记忆里那个精打细算、从不诉苦的母亲实在太不一样了。
他记得小时候有一回发烧，母亲守了他一整夜，天快亮的时候他迷迷糊糊醒来，看见母亲靠在床头发呆，眼眶红红的。
他问妈你怎么了，母亲抹了把脸说你好好睡，妈是困的。
那种时候平儿总觉得母亲心里装着什么事，但他问不出口，母亲也不说。
现在他终于确定，母亲心里确实装着一件事，一件大到需要用一辈子来藏的事。
临睡前，平儿打开手机买了一张去浙江的火车票。他盯着确认支付页面看了一会儿，然后按下了指纹。
03
浙江那个乡镇比平儿想象的要远。
火车到县城之后，还得转一趟大巴，在盘山公路上颠了一个多小时，才到了镇上。
镇子不大，一条主街走到头不过几百米，两旁开着小超市、五金店、理发铺子，门面都不算新。
平儿下车先找了一家小吃店坐下来，要了一碗面，顺势和老板娘搭话：“大姐，我跟你打听个事。以前这边是不是有个‘前进旅社’？”老板娘往锅里下面条，头也没抬：“前进旅社？没听说过。我嫁过来才十几年，那都是老早以前的事了吧。”
平儿吃了面，沿着主街一路问过去。
年纪轻的都摇头，年纪大的想了半天也说记不清了，有一个大爷反问他：“你是找人还是找地方？”平儿说找地方，顺便找一个人。
大爷“啧”了一声，“这镇子这些年拆了建、建了拆，老房子哪还有几栋，人也走了一大半，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剩下的都是我们这些老骨头，记性也不行了。”平儿被他说得心里有些发凉，拿着照片在街上站了许久，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他沿着街道来回走了两趟，看见一家杂货铺门口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正眯着眼剥毛豆。
平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走过去，把照片递到她面前：“阿婆，麻烦您帮我看看，这个地方认不认识？”老太太放下毛豆，戴上一副老花镜，把照片举到眼前瞅了半天。
她的手指在照片上摩挲了一下，点着那模糊的招牌：“这个嘛，这个确实是镇上的前进旅社。嗐，拆了得有小二十年了吧。”平儿心头一跳，追问道：“那您认不认识当年在旅社干活的人？特别是一个姓罗的女的，大概二十岁出头，上海人。”
老太太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照片，目光在照片上年轻妇人的脸上停了一会儿：“你这是什么人？”平儿说：“是我妈。她去世了，我翻到这张照片，想弄清楚一些事。”老太太沉默了片刻，把照片放下，语气认真地：“当年旅社管事的，是一个叫郑秀兰的妇女，我们都喊她郑妈妈，那人心肠好，干事也利索。你妈要是真在那边干过活，郑妈妈肯定认得她。”平儿赶紧问：“那郑妈妈现在还在吗？”老太太想了想说：“前几年她身体不行了，被她儿子接走了，说是去了县城养老院。具体哪家我就不清楚了，你到县城打听打听。”
平儿在镇上又逗留了半天，把那家招待所旧址找到。
已经变成了一排临街的商铺，卖电动车的，铝合金门窗的，五花八门。
他在那排店铺门口站了很久，想象三十年前这里是一栋两层小楼，门口挂着“前进旅社”的招牌，角落里一个碎花衬衫的年轻女人抱着个婴儿站在那里，对着照相机的镜头，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他怎么也想象不出母亲那时的表情。
在平儿的记忆里，母亲从来不是一个爱拍照的人，家里翻遍了也就那几张证件照，满脸严肃，嘴唇抿成一条线。
他当天下午坐车去了县城。
县城不大，养老院倒是有两三家。
平儿挨个问过去，查郑秀兰的名字，前两家都说没这个人。
最后一家在城边上，院子不大，门口挂着“夕阳红老年公寓”的牌子。
接待的工作人员翻了翻名册，抬头看他：“郑秀兰？在的，在302房间。你是她什么人？”平儿迟疑了一下：“我是她一个故人的儿子，从上海来的。”
三楼走廊尽头，门虚掩着。
平儿在门口站了站，透过门缝看见一个瘦小的老太太坐在窗边的轮椅上，手里捧着一个热水杯，背影在午后的光里显得格外单薄。
他敲了敲门，老太太转过头来看他。
一张满是皱纹的脸，眼窝深陷，眼神却还算清明。
她打量了他几秒钟，嘴唇轻轻动了动：“你找谁？”
平儿走进屋子，在她面前蹲下来，尽量让声音平稳：“您好，我姓罗，叫罗平。我妈是罗子君，上海人，三十多年前在镇上招待所待过。我最近收拾我妈的遗物，发现了一张旧照片。”他一边说一边从大衣口袋里掏出那张照片递过去。
他看到郑妈妈的手指在触到照片的一瞬间明显地哆嗦了一下。
她接过照片，没有看正面，而是先翻到背面，看到了那半行字。
然后她慢慢把照片转过来，盯着照片上那个年轻女人看了很久很久，久到平儿以为她不打算开口了。
终于，郑妈妈抬起头，眼角淌下一滴泪：“你是子君的儿子？你妈还好吗？”平儿喉咙一紧：“我妈一个月前走了。”
郑妈妈手里的照片“啪”地落在膝盖上，整个人好长时间一动没动。
04
房间里静得只听见暖气管道里水流的声音。
郑妈妈低着头，就那样静静地坐着。
照片躺在她的膝盖上，边缘已经有些卷曲了。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轻轻开口，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你妈走的时候……受罪了吗？”平儿没想到她会先问这个，愣了一下：“走得还算安详，就是后来一段时间人瘦了不少。”郑妈妈点了点头，手指在照片上来回摩挲，像是摸着一张碰不得的东西。
“你长得像你妈。”郑妈妈抬起头看着平儿的脸，目光在他眉眼间停留了一下，“你和你妈一样，眼睛这个角有点往上挑。”平儿在旁边的一张凳子上坐下来，没有打断她。
郑妈妈目光又落回照片上，声音低低的像是在对自己说话：“子君年轻的时候长得好，在镇上谁见了都夸。她来招待所的时候，才多大啊，也就二十出头的样子，瘦瘦的，但人不娇气，干活麻利得很。她不爱说话，心里头有事也不跟人讲。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姑娘心里藏着事。”
平儿小心地问：“她那时候……是一个人来的吗？”
郑妈妈没有直接回答。
她弯下腰，在床头柜的抽屉里摸索了一会儿，摸出一个布袋子，看样式像是手工缝的，边上已经磨毛了。
她从布袋里翻出一张泛黄的信纸递给平儿。
平儿接过来展开，眉心跳了跳。
纸上是一份领养字据，钢笔写的，字迹潦草但认得出，落款处签着“罗子君”三个字。
上面写的意思大体是，因自身无力抚养，愿将新生女儿交托他人收养，从此互不追究，各安天命。
他翻来覆去看了几遍，纸上的字像针一样扎进眼睛里。
“那个孩子，”平儿的声音有些发干，“是个女孩？”
郑妈妈沉默地点了点头。
她目光落在窗台上，那里放着一盆不知名的花，叶子蔫蔫的，好几天没浇水了。
“那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不胖，瘦瘦的，但长得好，眉眼像你妈。子君一个人把她拉扯到两岁多，白天上班，晚上回来给她喂饭梳头。”郑妈妈顿了顿，声音有些发颤，“后来实在撑不下去了，才来找我。她那时跪在地上，求我说：‘郑妈妈，您帮我想想办法，我养不活她。我养不活她，她跟着我只有吃苦。’”郑妈妈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用手背擦了一把，“我活了这么大岁数，那一幕到死都忘不了。”
平儿坐在那里，双手搁在膝盖上，攥得紧紧的。
他想象不出母亲下跪的样子。
他记忆里的母亲一辈子腰杆挺得笔直，哪怕离婚那年日子最难过的时候，也没见她在谁面前低过头。
郑妈妈的话像一把钥匙，撬开了一道他从来没有见过的门缝。
他沉默了一会儿，又问：“那个孩子，现在在哪？”
郑妈妈没有马上回答。
她低着头，目光落在自己的手背上。
枯瘦的手背上血管凸起着，皮肤皱成一团。
她沉默了许久，嘴唇翕动了两下像是要开口，又合上了。
平儿的心悬了起来，直觉告诉他，问题的答案不是他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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