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线马来西亚董总主席：电影“阿嬷”让华人看见祖辈走过的路|华文|南洋|新加坡|电影|矽谷阿嬷|马来西亚

近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东南亚多国热映，影片中南洋华侨历经险阻创办华文学堂的故事，令许多华侨华人深受触动，也引发海外华文教育工作者的共鸣。

8月31日，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主席、陈嘉庚基金会主席陈友信接受南都N视频记者专访时提到，“《给阿嬷的情书》最打动我的，不只是它讲了一段家庭故事，而是把一个家庭的记忆放进了更大的‘华人迁徙与南洋历史’之中。”

在他看来，电影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它让很多海外华人重新看见了自己祖辈曾经走过的路，这也是为什么电影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华人群体中能够产生共鸣的原因。

马来西亚吉隆坡，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特别展映活动现场。新华社发

“让海外华人重新看见祖辈曾经走过的路”

在陈友信看来，电影里的“侨批”，其实不仅仅是一封信。对当年的南洋华侨而言，它是一条连接故乡与异乡的生命线，承载的是家人的牵挂、生活的艰辛，也是一个人离开故土以后，仍然努力维系自己与故乡关系的一种方式。“电影通过这些书信，把一个时代的情感重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让我特别有感触。”

这部潮汕方言电影之所以能够跨越地域，在海外华侨华人群体当中引发共鸣，陈友信认为，最核心的原因是它讲的是一个非常地方化的故事，却拥有非常普遍的人性。电影使用潮汕方言，有潮汕人的生活方式，也有“过番”、侨批、南洋这些非常具体的历史背景。但离开这些地域符号以后，故事讲的其实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理解的东西——亲情、乡愁、离别、牵挂、责任，以及一个人离开故乡以后，如何寻找自己的根。

“这也是文化作品最有力量的地方。”陈友信向南都记者表示，越是真实的地方故事，有时候反而越能够走得远。因为文化不是只有“大叙事”才有力量。一个阿嬷等了几十年的故事、一封跨越海洋的家书、一个远赴南洋谋生的年轻人，都可以成为理解一个时代的窗口。

陈友信指出，这部电影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让很多海外华人重新看见了自己祖辈曾经走过的路，这也是为什么电影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华人群体中能够产生共鸣的原因。

他认为，影片把潮汕与南洋放在同一个历史和文化空间里，而这种“故乡—南洋”的连接，本来就是东南亚华人历史的一部分。“我不会把它简单理解成一部‘潮汕电影’，它其实也是一部关于南洋华人共同记忆的电影。”

陈友信深耕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多年，对电影中南洋华侨历经险阻创办华文学堂的故事感触颇深。

“我们现在谈华文教育，很多时候谈的是学校、课程、考试、师资，但如果再往深一层看，华文教育其实也是一部‘华人社会在马来西亚扎根、建设与传承的历史’。”他说。

他向南都记者介绍，当年先辈来到南洋，生活条件并不好，却想办法办学校、筹经费、聘请教师，让下一代能够学习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后来，华文教育面对不同的政策挑战，华人社团又通过董事会、教师组织以及各种社会力量，一步步把华文教育撑起来。1951年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简称“教总”）成立，1954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简称“董总”）成立，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想到的其实不只是电影里的‘阿嬷’和‘阿公’，也会想到马来西亚华教前辈。”陈友信说，他们留下来的，不只是学校，也是一种“即使环境不容易，教育还是要延续下去”的坚持。

“把历史变成年轻人愿意主动接触的故事”

谈及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时代变化，陈友信表示，如今马来西亚已经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从华小到独中，再到以华文为媒介的高等教育，都有一定的发展基础。过去一代是为华文教育争取一个生存空间；今天则必须思考如何让这个空间继续扩大、继续有生命力，华文教育发展面对的是一个“生存”走向“发展”的问题。

他强调，华文教育不能停留在守成状态。“继承很重要，但继承的目的，是在继承中求兴革。”

陈友信进一步提到，今天的年轻人跟上一代成长的环境完全不同。他们面对的是全球化、数码化和多元文化的世界，英文、马来文、华文，甚至更多语言，都可能同时进入他们的生活。

“我并不认为年轻人接触不同文化是一件坏事。相反，我认为这是马来西亚年轻人的优势。真正需要担心的，不是年轻人接触太多文化，而是他们在认识世界的时候，慢慢忘记自己从哪里来。”他说。

在陈友信看来，像《给阿嬷的情书》这类影视作品，最大的价值就是能够把历史变成年轻人愿意主动接触的故事。

“我们不能要求年轻人一定要先读完一套历史书，才开始认识南洋华人的历史。有时候，一部电影、一首歌、一封家书，就能够成为他们认识历史的入口。”他说。

在陈友信看来，《给阿嬷的情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没有用教科书的方式告诉观众什么是“下南洋”，而是通过人物、家庭和情感，让观众自己慢慢理解那个时代。这样的文化传播，往往比单纯的知识灌输更容易进入年轻人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