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24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歼轰7飞机总设计师陈一坚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西安逝世，享年96岁。70年前，他曾与一群志在航空报国的年轻人聚集在沈阳，成为了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的成员。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70年前，一同回忆航空设计大师们的年轻时代。1956年8月2日，当时的二机部四局王西萍局长发布了《关于成立飞机、发动机设计室的命令》，决定于8月15日起成立飞机和发动机设计室，并任命徐舜寿为飞机设计室主任，黄志千和叶正大为副主任。
在设计室筹建过程中，从各厂设计科调集了多名主管设计员一级的技术骨干，同时又从大专院校的毕业生中录用了一批年轻人，就这样，飞机设计室组成了一支平均年龄仅22岁的设计队伍，这支队伍与当时分布在航空领域各单位的航空设计师，一起组成了一个光荣的群体——新中国第一代飞机设计师！
风虎云龙，一时多少航空英杰。
徐舜寿：宗师风范，天下英才皆爱之
航空设计室初创时，团队里真正搞过飞机设计的人只有徐舜寿、黄志千、陆孝彭几人。
作为带头人，时年39岁的徐舜寿迅速作出决定：必须尽快建立设计队伍，通过几个型号的设计和试制，既能部分提供给空军使用，又可以培养设计队伍和工厂的试造能力。
徐舜寿
于是，飞机设计室成立不到一个月，新机设计工作就开始了。当时空军还没有提出新机设计战术技术要求的部门和相应机构，没有人提战术技术指标，也没有人给设计室规定任务。在这种情况下，飞机的设计要求就只能由设计室自己提出。
经过仔细论证，徐舜寿决定设计一型中级喷气教练机，这便是著名的歼教1飞机。
在开始设计歼教1飞机时，徐舜寿要求新设计员要详细了解几种米格和雅克飞机的结构，搞襟翼的就要看这几种飞机襟翼的图纸；搞座舱布置的，就要看这几种飞机座舱布置的图纸；在熟读了几种相同部件的结构之后，再进行设计。他形象地说这是“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但为了不让我国自己设计的飞机变成米格飞机的仿制品，徐舜寿还要求大家广泛收集其他飞机的资料，采用多方案比较的方法来分析各种不同设计措施的优劣，以便探索出一条独立设计的道路，进而提出了影响深远的“熟读唐诗三百首，但不要唯米格论”的设计思路，要求设计人员熟知所负责部件的各种方案，在设计时可以参考米格型飞机的构造，但不能抱着不放。
徐舜寿的这条理论，奠定了此后中国飞机设计师的团队底色。
黄志千：推陈出新，歼八战机开拓者
徐舜寿的搭档黄志千，当时已过不惑之年，是团队中最年长的人。但接到命令后，黄志千便立即带着年轻的顾诵芬、程不时先行出发，到沈阳组织工作。顾诵芬回忆黄志千时曾说：黄志千真是有心搞飞机的人，他在英国学习、生活时积累了很多资料、杂志，回国时怕超重就把广告撕掉，只留正文，带回整整几大箱。
黄志千
这些资料有多重要呢？飞机设计室组建之初，黄志千提供了他从英国带回来的一本《飞机设计室手册》，其内容包括：制图规则、设计室机构、材料、工艺、表面加工、设计数据、螺接件和单位换算表共8章，在当时什么实用的设计工具书籍都没有的情况下，这本书给设计人员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参考依据。
此外，黄志千还将他在英国手抄的《飞机设计规范》AP-970和用描图纸描的Derwent（达汶）发动机的推力曲线提供出来，为后面歼教1装用的喷发1发动机的研制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工作上，黄志千也起到了表率作用。顾诵芬后来回忆黄志千时曾说：“每次试验，他都在场，像守望自己孩子一样，观察战机的一举一动。”黄志千曾带领设计人员一起梳理试验现象数据长达两个月，确保了战机两侧进气设计的可靠性。
而他的搭档叶正大则这样评价黄志千：他是一位知识面很宽、有着丰富的飞机设计经验的老专家，对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面对诸多难题，总会有很好的想法、建议。
叶正大：为国担当，从车间到设计室
与徐舜寿、黄志千不同，1956年，叶正大尚未到而立之年，刚刚归国。
一年前，叶正大以优异成绩从莫斯科航空学院毕业，学校在他的毕业证书上用俄文写着“取得了与别人不一样的优秀成绩”。在教育部留学生司等待分配时，司长对他们说，现在中央决策要研制原子弹和导弹，方针是“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组织上的意见是要你们回到苏联去继续深造，学习原子弹、核能技术。
叶正大
但叶正大等人感到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十分困难，当时每年的钢产量只有90万吨，航空工业、机床制造工业都非常落后，于是决定尽快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后来叶正大被分配到沈阳飞机制造厂（原松陵机械厂，简称112厂）前机身组装车间当了一名工艺员，从此成为航空工业战线的一名战士。
走马上任后，徐舜寿、黄志千、叶正大三人抓紧开展人员调配和机构设置等工作。
陆孝彭：矢志归来，历万难铸成强五
徐舜寿在中央大学时比陆孝彭高三届，后来，两人一同出国留学，是比较熟悉的朋友。1956年，徐舜寿力邀他到飞机设计室并肩作战。36岁的陆孝彭没有丝毫犹豫，很快便北上沈阳。
陆孝彭
飞机设计室的机构是在主任设计师下设立各专业组。最初，总体和气动为一个专业组，陆孝彭为组长，后来，总体和气动分成了两个组，陆孝彭被任命为歼教1主管设计师。
作为技术主管，对于各个分系统、结构部件或设备所提出的设计方案，陆孝彭需要作全盘论证。在处理不同学科之间的关系时，他除了能看到问题表面所存在的矛盾以外，还通过类比性思维，对“冰山水面以下的部分”有所感觉，抓住问题要害，提出启发性的解决办法。
在设计方案中，陆孝彭还不止步于采用较成熟的技术，稳步发展，而是寻求新的突破，挑战新技术。
歼教1的设计，就体现了这一特点。当时的空气动力和总体组有意选用了英、美飞机通用的两侧进气方式，而不是沿袭苏联飞机常见的机头进气布置：从长远看，机头部分是适宜于安装雷达天线的部位，而雷达对于现代作战飞机是至关紧要的。教练机虽然不必安装复杂的雷达，但是掌握这种两侧进气的设计技术，对将来设计高性能的军用机很有用处。
陆孝彭与他设计的强5C战机
陈一坚：东南西北，逐飞豹不惮奔波
到了晚年，陈一坚依然能记起26岁那年，叶正大招他去飞机设计室的那天：
“我记得那天，叶正大来到哈尔滨122厂。他看了一下我们设计科几个人的档案，又听了厂里的介绍，就相中我了，要调我到第一飞机设计室。”
陈一坚
叶正大问陈一坚：“国家有这个需要，你又是清华学飞机设计的，工作这几年表现也挺不错，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第一飞机设计室，设计中国人自己的飞机？”陈一坚立刻回答：“当然有兴趣！我就是学飞机设计的，也是奔着设计飞机这条路来的!”
几天后，叶正大就给陈一坚寄来了一封信，欢迎他去飞机设计室工作。尽管陈一坚那时刚成家不久，但为了实现设计中国人自己的飞机这一愿望，他还是毫不犹豫地立刻背起行囊到沈阳报到。
据陈一坚描述：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我们三四个组都在一个大房间里，密密麻麻的，一个人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就完了。总共才108个人，他们也管得过来，而且接触比较多，讨论也比较多。当时参加这一型号飞机研制的108人都憋足了一口气，非要造出自己的飞机不可，所以人们管我们叫“梁山108好汉”。
“梁山108好汉”在112厂的一排简陋平房里，苦干50天，于1958年3月末完成了歼教1的生产图样。
当时的陈一坚是机身组设计员，负责气密座舱后面的主框设计。用他的话说：我们完全是从原始吹风开始，从总体开始，歼教1的设计全是中国人自己干的。
陈一坚与他设计的“飞豹”战机合影
屠基达：三线巨擘，歼七之集大成者
与陈一坚一样同一时期从哈尔滨122厂调往沈阳飞机设计室的还有屠基达。
据屠基达回忆：成问题的是没有强度规范。开始时，在黄主任（黄志千）的指导下，强度组长冯钟越同志着手从歼5的强度计算报告及静力试验任务书中的有关数据和飞机情况来反推。
大家开始打样，的确不知道从何着手，都缺条件，都等着，徐主任（徐舜寿）于是又跟大家讲，大家都要动手干起来，不能光等着给你条件，因为这期间，各设计专业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相互提供情况，相互协调，逐次逼近。机身的协调关系最多，徐主任希望我自己动手打样，取得实践经验。我按他的意见，决定自己铺开图纸打机头气密舱前这段结构的样。因为这段结构没有歼5结构资料可参考，歼教1是两侧进气的，机头特设舱、前轮舱等必须自创。
这期间，徐主任常坐到我的图板前，指导我的打样，逐渐使我理解了：制造是从零件开始由下而上最后总装的，而设计是从总装开始的，部装、段装到组合件，由上而下一直到详细设计出零件图。打样即设计总装图，以结构为主，把结构、结构的运动和系统安装融合在一起，并把结构传力系统弄清楚，估算和确定主要结构材料和尺寸，供第一轮强度估算，落实分配结构重量，然后再反复修改直至定案。
屠基达（左三）与他设计的歼7M战机
顾诵芬：名冠两院，时代栋梁歼八II
飞机设计室初创时期，条件困难，顾诵芬自小培养的动手能力意外的有了用武之地。
1957年的冬天，黄志千、顾诵芬在哈尔滨做了两个月的进气道方案试验。而与他们对接的哈军工教授马明德与黄志千是上海交大的同班同学。
顾诵芬
在进气道试验中需要用到一排很细的管子布置在进气道出口处测量总压。这样的设备无从购买，也没有工厂生产。当时气动组新分配来一位大学生，名叫胡同，和顾诵芬一起用医院的废针头焊上铜管，再用白铁皮包起来，做成有罩的测压耙。
顾诵芬小时候研究过的钎焊技术有了用武之地，把不锈钢与铜管钎焊在一起，需要氯化锌焊药，他们找来盐酸，加入锌片，自己加工焊药，花了半个月时间，做好了给吹风试验用。
不过，虽然拥有出色的动手能力，顾诵芬却无暇用在自己身上。
飞机设计室初创时期，生活、工作条件都很艰苦。大家上下班基本都是步行，唯有顾诵芬、程不时两人由于参加工作早一些，有自己的自行车。
同事冯家斌回忆：后来他们的自行车成了“公车”，去远处办事来不及时，都用他们的自行车。不久顾诵芬的自行车把手摔断了，只剩下一个把手，他却不在意，而且也不修了，剩下一个车把手的自行车他骑了很久。
顾诵芬与他设计的歼8Ⅱ飞机合影
管德：气动大师，跨多领域佼佼者
后来与顾诵芬搭档多年的管德，也在1956年从航空工业局机关来到了飞行设计室。
当时，管德很想去设计室，在自己所学的技术专业道路上做更多的工作。于是，徐舜寿与管德约法三章，对他说：你来可以，但三七开，七分技术工作，三分行政，当秘书，也就是搞一些文件起草工作等。管德来到设计室，徐舜寿先是帮他画模线。
一个月后，徐舜寿需要有专人来搞颤振，于是就选了管德和陈钟禄，由他们两个人来搞。管德搞得很好，机关出身的他，后来竟成为了这方面的专家。
程不时：文理双修，用一生托起运十
与很多人想象中的不同，这支由年轻人组成的团队，在拥有严肃紧张的工作作风的同时，还有着团结活泼的生活氛围。
程不时
青年时代的程不时是文艺爱好者，他回忆道：
“设计室主任徐舜寿到厂后不久提出，为了让各方来的人员互相熟悉一下，要求我组织一次联欢晚会。在事业启航时的这场活动我至今记忆深刻。
一天晚上，在一间大办公室里，临时搬开办公桌，空出作为会场。我事先和各方面来的人员打了招呼，希望大家不受拘束，齐心协力开好这次联欢会。另一方面，我为会上的集体游戏都安排上一些航空专业的名目，如‘仪表飞行’、‘校靶’之类，极力把大家的欢笑和我们即将从事的事业联系起来。”
歼教1首飞成功后，程不时还张罗着拍了一部电影，剧本是他写的，名字叫《早送银鹰上蓝天》，叶正大等几个人还带着这部电影到了北京，向主管国防工业的副总理李富春做了汇报。
运10飞行时，副总师程不时（左）与试飞机长王金大。
“暗淡了刀光剑影
远去了鼓角铮鸣
眼前飞扬着一个个
鲜活的面容”
歼教1的设计师们在飞机前留下合影，左1陆孝彭、左2叶正大、左3徐舜寿、左5程不时、左6顾诵芬。
70年过去，如今，他们已经离去，但每当我们回望那段筚路蓝缕的来时路时，都会不由得感叹，当时的他们，不知道自己未来会成为“著名总师”，只是一群为了“航空报国”而敢于在一张白纸上写下“自主设计”四个字的勇者。以至于无数后来者在翻看资料时都不由得感叹一声：
1956，他们正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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