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五点多醒来，第一件事还是看新闻。
昨晚，总统佩泽希齐扬上电视谈经济和民生；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要求国内保持团结，不要发表破坏社会凝聚力、制造对立的话；革命卫队也再次就霍尔木兹海峡发出强硬警告。
看了一圈，心里只剩下一声叹气。
既然已经醒了，还不如起来继续看新闻。
早上的连线，还是经济。
美方不断加码“经济孤立”，伊朗石油出口遭受重创，汽油供应也开始趋紧。问题无非还是那些：外部封锁继续下去，伊朗还有什么办法？普通人的生活究竟受到了多大影响？政府还能拿出什么措施来保民生？
我的回答其实也越来越简单了。
伊朗现在的民生确实很艰难。物价上涨、通货膨胀高企、货币贬值、就业压力，都在一点点侵蚀普通人的购买力。
面对外部封锁，伊朗现在能做的，一方面还是尽可能保证药品、食品、汽油等基本供应，另一方面通过第三国贸易、替代结算方式和各种灰色通道，尽量维持经济运转。
但问题也很现实。
如果石油真的长期卖不出去，一个依赖能源收入维持财政和外汇循环的经济体不可能无限支撑下去。
到那个时候，经济问题很可能重新转化成军事问题。
这大概也是现在伊朗反复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原因。
中午一点到三点又停电。
没办法，只好再次跑到楼顶做连线。
有时候觉得现在的德黑兰新闻工作已经形成了某种固定模式：战争、制裁、石油、海峡。
好像每一天都在回答差不多的问题，只是可说的信息不多，人的耐心也越来越少。
一场关于“团结”的音乐会
下午去参加伊朗纪念先知穆罕默德诞辰1500周年的“仁慈叙事”文化活动。
外长阿拉格齐、文化与伊斯兰指导部长萨利希，还有很多外国使节都来了。
活动安排在德黑兰市中心的团结音乐厅。
今天的关键词也是“团结”。
阿拉格齐在讲话中说，团结并不意味着每个人必须一样，也不意味着所有伊斯兰国家都要选择相同的道路。
他说，伊朗和不少伊斯兰国家之间其实存在严重分歧，但这些分歧应该为了更大的共同目标暂时放下。
他又把这种“团结”与刚刚经历的战争联系起来。
他说，战争期间伊朗人民、军队、政府和社会各界形成的凝聚力，是伊朗能够坚持抵抗的重要原因，这种精神应该继续保持。
这些话本身并没有什么错。
今天现场还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很深。
阿拉格齐以前在大学里教国际关系的一位老师也来了，拄着拐杖。阿拉格齐见到老师之后，俯身亲吻了老师的手。
那一刻其实很动人。
无论一个人后来做到多高的位置，在老师面前仍然保持尊敬，这种画面还是会让人觉得，人和人之间有些最朴素的东西并不会因为政治而改变。
但音乐会真正开始之前，讲话实在太多了。
一个接一个。
差不多讲了一个半小时。
终于轮到阿拉格齐上台时，台下有人忍不住喊：
我们是来听音乐的，不是来听演讲的。
后来又有小孩哭闹，一位女士干脆高声让家长把孩子带出去。
整个现场始终没有那种安静听音乐的氛围。
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也觉得特别浮躁。
我其实很喜欢音乐会，但今天真的听不下去。
音乐太悲伤，也太沉重。
听了一阵，甚至觉得有点喘不过气来。
最后我提前出来了。
马吉德·马吉迪的八年
今天到场的还有不少老艺术家。
其中包括我一直很喜欢的导演马吉德·马吉迪。
他讲起自己拍摄《穆罕默德：真主的使者》的经历。
他说，这部电影前后拍了八年。
他的初衷其实很简单。
他希望通过电影，让年轻人重新认识先知穆罕默德，让更多人看到伊斯兰中仁慈、善良和人性的一面。
可是电影拍完之后，却在沙特等不少伊斯兰国家四处碰壁，甚至不让播映。
这件事让我一直在想。
为什么一部由穆斯林导演拍摄、讲述穆斯林先知的电影，反而很难进入一些穆斯林国家？
表面上看，这当然是宗教问题。
逊尼派传统对于在影视作品中表现先知形象有很深的顾虑，不同教派对于先知生平、宗教历史以及艺术表现形式，也有不同边界。
但再往深处想，它又很难只是宗教问题。
谁有资格讲述先知？
谁的版本才算“正确”？
谁对宗教拥有解释权？
这些问题一旦进入现实，就一定会和教派、国家、权力、地区竞争纠缠在一起。
宗教也就很难再只是宗教。
宗教和政治，真的可以分开吗
我今天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宗教和政治到底能不能真正分开？
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当然可以。
一个人相信什么，如何理解先知，如何祈祷，如何面对自己的内心，这些原本都可以是非常私人的事情。
马吉迪本人给我的感觉也是这样。
他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但他电影里的宗教很少是口号。
他拍儿童，拍贫穷，拍尊严，拍善良，拍普通人的困境。
他相信真主，但他真正不断拍摄的，其实是人。
在他的世界里，宗教首先是人性的。
也正因为如此，我今天听他讲话时，反而觉得有些悲哀。
他花八年拍一部电影，想表达自己理解中的仁慈、信仰和善意。
可一旦这部电影离开一个艺术家的手，进入国家、教派和政治的世界，它就再也不只是一个导演关于信仰的表达了。
它会被贴上标签。
这是伊朗拍的。
这是什叶派国家拍的。
这是某一种宗教解释。
于是，一部原本想超越政治的作品，最后还是逃不开政治。
这也许才是马吉迪真正无奈的地方。
他希望表达的是一种人性的伊斯兰。
但当它跨越国界之后，别人看到的可能首先是政治化的伊斯兰。
“团结”为什么这么难
今天所有人的讲话都在说团结。
国内要团结。
伊斯兰国家要团结。
战争之后更要团结。
可是我越来越觉得，“团结”是一个很容易说出口，却非常难真正做到的词。
你不能只说：
我们虽然不一样，但我们应该团结。
真正的问题是：
你愿不愿意接受别人和你不一样？
你是不是只允许别人以你认可的方式不同？
你能不能真正尊重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另外一种价值观、另外一种对宗教和社会的理解？
如果不能，那么所谓团结，最后就很容易变成：
大家可以不同，但必须在我划定的范围里不同。
这不是真正的团结。
海外伊朗人回来，然后呢
今天在现场我还采访了一位老演员。
我问他，怎么看最近伊朗呼吁海外伊朗人回国，以及国王时期的艺人莫森·纳姆朱重新返回伊朗这件事。
纳姆朱的回国最近在伊朗国内外引起了不少讨论。
伊朗一些媒体把他的回归称为一种“民族机会”，甚至认为这是推动全民和解的机会。
政府现在也不断释放一个信号：
不管你以前为什么离开，只要你愿意回来，国家欢迎你。
这个想法本身，我其实很认同。
这些年，太多伊朗人因为经济、工作、学习、社会环境或者政治原因离开了这个国家。
有些人在国外生活很多年。
他们也许拥有另外一本护照，拥有另外一种生活，却始终摆脱不了一种身份上的悬空感。
所以如果一个国家能够让自己的人回来，当然是一种信任。
一个社会能不能重新吸引那些曾经离开的人，本身也是这个国家有没有恢复力的标志。
但问题还是那个问题。
你不能一边呼吁他们回来，一边又不给他们真正回来之后安心生活的空间。
你不能一边说欢迎海外伊朗人，一边又让人担心过去的言论、接受过哪家媒体的采访、是不是遵守某种生活规范，会不会在未来成为问题。
你要别人回来，首先得让别人相信：
回来之后，我仍然可以做我自己。
团结不是让所有人重新变成一样的人。
恰恰相反。
真正的团结，是这个国家能够容纳不同的人。
不戴头巾的人。
戴头巾的人。
宗教的人。
不那么宗教的人。
支持政府的人。
批评政府的人。
离开过的人。
回来的人。
如果一个国家只有在所有人思想相同的时候才能团结，那其实不是团结。
那只是整齐。
我忽然想起去年那场音乐会
今天坐在音乐厅里，我忽然想起去年12日战争之后，在自由广场的一场露天交响音乐会。
那场音乐会很匆忙。
没有多少复杂的宗教概念，也没有那么多讲话。
大家只是聚在那里听音乐。
经历过战争的人，有戴头巾的，也有不戴头巾的。
有人听着听着就流泪。
没有人喊口号。
但那时候你会很明显地感觉到，大家的心在一起。
那种感觉很奇怪。
它不是因为大家突然拥有了完全相同的政治立场。
也不是因为大家突然拥有了完全相同的宗教信仰。
而是因为所有人刚刚经历了同样的恐惧、失去、疲惫和不确定。
那是一种人性的团结。
今天的音乐会也不断在说团结，却让我明显感觉到另外一种东西。
宗教、国家、战争、抵抗、伊斯兰世界，被一层一层叠加到“团结”这个词上。
最后这个词反而越来越重。
重到让人有点喘不过气。
也许问题就在这里。
如果一个社会不断试图通过一种意识形态解释所有人、团结所有人，那么最终可能反而会制造更多边界。
因为现代人的生活已经太复杂。
宗教可以解释信仰，却不能解释全部生活。
民族主义可以提供认同，也不能解释全部生活。
国家可以要求共同利益，却不能要求所有人的内心完全一致。
真正能让人走在一起的，也许不是一种越来越强的统一思想，而是一种越来越大的宽容空间。
咖啡馆里的法国香颂
从音乐厅出来，我已经很饿了。
路边找了一家咖啡馆，点了一份三明治和橙汁。
咖啡馆里坐满了年轻人。
我随口问店员：
今天怎么这么多人？
他说，因为这里放的音乐好听。
我听了一会儿。
是法国香颂，也有很好听的轻音乐。
音乐厅里刚刚还在讨论伊斯兰世界、战争、团结、抵抗。
走出几百米，一群年轻人坐在咖啡馆里喝咖啡，听歌。
我忽然觉得，这才是真实的德黑兰。
它永远不是一种声音。
我又给孩子买了三块奶酪蛋糕和几个可颂。
结账五百万土曼，接近30美元。
这价格还是让我愣了一下。
后来又去旁边的药店买药、牙膏和洗发水。
我问药店的人：
现在缺药吗？
她想了一下说：
“要看你买什么药。普通药暂时都有，后面就不知道了。”
“后面就不知道了。”
这句话现在在伊朗太常见。
油以后怎么样，不知道。
汇率以后怎么样，不知道。
战争还会不会继续，不知道。
药以后有没有，也不知道。
大家只能先把今天过完。
团结不是一个口号
晚上回来，我还在想今天这一整天。
早上，最高精神领袖要求国内团结。
下午，外长呼吁伊斯兰世界团结。
报纸讨论海外伊朗人回归，称之为全民和解的机会。
马吉迪讲自己花了八年拍摄关于先知的电影，却无法进入一些伊斯兰国家。
所有这些事，其实都指向同一个问题：
团结究竟靠什么？
我现在也没有答案。
但我越来越觉得，团结可能首先不是要求别人靠近自己。
而是自己愿不愿意给别人腾出一点空间。
真正的团结，也许不是所有人相信同一种东西。
而是即使我们相信不同的东西，过不同的生活，拥有不同的政治观点、宗教理解和人生选择，我们仍然愿意承认：
你和我，都属于这里。
也许一个社会真正成熟的标志，并不是它能让所有人说同样的话。
而是它能允许不同的人继续生活在一起。
马吉迪花了八年拍一部关于先知的电影。
最后这部电影本身，却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注脚。
有时候，真正敏感的并不是你是否尊敬同一位先知。
而是由谁来讲述他。
用谁的方式讲述他。
以及我们究竟有没有足够的宽容，允许别人讲出和自己不一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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