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我在芝加哥大学教了六年书，例当休假一年。胡适之先生约我去北大讲学，我想将书籍带回，一去不复返。过去数年为美国作育人才，总有“老妈子抱孩子，是人家的”感想。
船经日本，有一天停留，乃由横滨登陆，到东京联合国代表团，拜访吴文藻、谢冰心、王忠信、刘子健、徐中约等师友。吴府请客，高朋满座，稍沾酒意，即高谈阔论。在芝大替某教授教远东史，包括日本，又每日订阅《纽约时报》及其他杂志一二种，故对于历史背景、远东局势，有相当的了解。蒙吴文藻先生提举，想聘我任中国代表团高等顾问，月薪甚优。如记忆不错，似为美金八百元，这是联合国官员的待遇。那时被战败的日本国民，尚未能跟联合国的人员随便来往，所以住在中国代表团内，费用很有限，一年有相当的积蓄，故允许考虑。
回到上海，小住数日，候船返湘省亲。觉上海生活程度很高，乃由旅馆搬住青年会。以后去南京中央研究院，拜访傅斯年先生，告知去北大，或任中国驻日代表团高等顾问，尚在举棋不定中。他拍拍胸膛说：“我傅斯年，你一定要去北大，毫无犹疑的余地。外交工作，有煞意思。去北大，去北大！”经此一番督促，即决定放弃去东京的幻想。至今回顾，引为幸事。
二、初入北大与教学
大概是八月中旬，由老家去北大，拿胡适之先生的名片，上写“郑毅生秘书长，介绍我的朋友邓嗣禹先生”。郑先生满面笑容地迎接。稍为寒暄，即领去见杨振声代理教务长（汤用彤先生在美国）及姚从吾史学系主任。我跟杨先生曾在芝加哥认识，请他讲过演，领教过他所嗜好的杯中物。
姚先生久仰其名，初次见面，即知为忠厚长者。讷于言，而敏于行。以后有关教授及生活事务，皆请姚先生帮助。他从不厌烦。但对于有暖气设备的房间要求，他无法以应，因当时煤电，俱感短缺。幸有一位天主教神父，他在芝大远东图书馆找材料时，曾有数面之缘。此次去找他，他欣然愿意跟我同住，费用平均负担。他的住宅，有房三四间，有煤炉，温暖之气，如登天堂，非常高兴。
我开两门课：《中国近代史》与《西洋史名著选读》。皆预先安排课程，列出参考书，预定大小考试日期，并需要作学期论文。一年当中，我从未缺课，只有一次，晚到两三分钟。但亦不喜欢学生常缺课，有时也点名，所以学生缺课的很少。小考欠佳者，要求跟我作个别谈话，找出背景，提出警告，以免大考不及格。不好的学生，多半是基础差，生活穷苦。要在外面打工，工资低，吃不饱，故进步迟缓。
可是幸运得很，中国近代史班上有不少很好的学生，非常聪明用功。但无论程度好坏，学生都很客气，很有礼貌。校园中见面，识与不识，冬天皆脱帽鞠躬，然后知他或她是我班上的学生。这是与美国学生不同的地方，使教书匠高兴，减少沙滩的枯燥（当时北大在沙滩）。
两班的学生很不少，中国近代史更多。听讲者似乎感觉兴趣。可是有一次评论某要人，下课后，有一学生心平气静地说：“邓先生，您今天把我的祖父，批评得太苛刻，他并不像您所说的那样顽固。”我说：“我只根据已发表的资料立论。批评历史人物，随时代而异。如对于曹操的评价，就是一个好例子。”
普通教书的人，多能记着好学生的名字，我在北大教书仅一年，高才生有漆侠、田余庆、吴天南、罗荣渠、潘镛、许世革、黄咏荠、龙丽侠等，这些人都在小考大考得高分，算是我的幸运。西史名著选读班，比较差一点。好的学生，只能想起赵思训、向大甘、邓锐龄、周昭贤等。最大的原因，是英文基础浅薄。在日人占领下，学生必须学日文，把英文忽略了。我介绍几本日文讲西洋史学的书，他们也不能全读。据说日人早知要战败，即不认真教书，在班上唱日文歌，开开玩笑，讲点故事，给学生们一两块糖果吃，下课，以买中国人的好感。迫不得已，采取一简单课本，将英文新字，写在黑板上，解释意思，希腊罗马史学家之名，也照样办理，并著明音符，然后将每一史学家之名著特点，略加说明而已。但数月以后，学生的英文也稍有进步。因为他们很用功，求知欲大，稍加指导，不怕翻字典。可惜有的学生，买不起英文字典，又不能常去图书馆。晚上要打工，图书馆太拥挤，去晚一点，找不到座位。
三、教授群像与社交
北大教授们当中，确有不少名人。所处时间太短，不皆认识，不敢作点将录。聊举一二，以概其余。每上一堂课，有十分钟的休息时间。教过四五十年书的陈援庵老师，一进休息室，即找一角落边的椅子坐下。闭目养神，有时打鼾。曾前后两次去请安，告知一九二八年，我是他班上的学生。他只点头为礼，似曾相识，用广东国语，而带笑容说几个字，继续他不可缺乏的休息。时间一到，即去上课。
另一教授，适得其反。每至休息室，谈笑风生，令同事们听之，乐而忘倦。他是发现北京猿人的裴文中先生。曾记得一九二九年年底，他穿田野工作者的衣服，脖子上围着一条毛巾，告知听众，用大绳缠着他的腰，深入地窖探摸，陆续掏出了牙齿骨，头盖骨等等。我告诉他，我是当时听讲者之一。请他讲北京人的下落。
裴文中盯了我一眼，喝一口茶，很高兴的开了话匣子。几位同事们，马上手揣茶碗，或口含香烟，赶过来，围着他静听。他说一九三九年春，平津局势险恶，知难保北京人的安全。几经秘密商量筹划，将北京人慎重包装，深夜从协和医院取出，用汽车运至塘沽，打算搬上美国小军舰，运回美国保存。拂晨，汽车抵塘沽海岸，日本宪兵探知有异，派飞机追赶，并开枪惊骇。司机生及搬运者停车，忙将北京人，投至海中。适逢海潮澎湃，转瞬无踪无影。裴文中长叹一声说，可惜得很，恐怕我们永远找不到北京人的下落了。我看表，已超过了休息时间。赶急去上课，已晚了一点。裴教授的口才好，一听之后，可使人毕生难忘。以后对北京人的下落，他虽有不同的说法，然在那一天，我闻如是。
除此以外，在北大同事当中，我得到了一位很好的朋友，政治外交专家崔书琴先生，哈佛大学博士。因为是我们先后同学，有共同的师友，一见如故。每月领到薪以后，我把钱搁在手提包中，问他那家银行利息高，稳当？他说你把钱交给我，我替你存在银行。即照办，以后每月如此，称他是我的义务财政部长。此后每礼拜六，差不多总在崔家打牙祭。下午三四时许，北大、清华、燕京的教授们，中有大名鼎鼎的科学家、文学家，以及政治新闻学家等，去他家打麻将或桥牌，共十余位，打得非常认真，几乎不谈别的事情。有一次我参加打麻将的桌子，忽然大叫一声“碰”，别人奇惊，你为什么不早说？“我早未看见。”约七时许，崔太太说，“饭得了，请您们用饭。”她是前金陵大学校长的女公子，中英文并茂。确是大家闺秀，胜任大使夫人。家中有一老厨子，作菜的手艺很好。饭后，崔太太宣布饭菜用费，平均分配负担，价廉物美，人人欢颜。跟饭馆比较，有天渊之别。再喝茶吃水果，即散会。清华、燕京同人返校，必须赶上晚班汽车。住在北京城内的人，玩了一下午，吃了一顿好饭，也要回去休息。虽然来宾的政治背景不同，而能在一块吃喝玩笑，这是崔书琴的外交手段。他是国际公法专家，是非正式的国民外交部长，平津政学商各界人士，他认识得很多，联络得很好。去平津作研究工作的外国学者，他跟北平图书馆长袁同礼等，尽量帮助，使他们居之安，研究工作，进行顺利。
其他的朋友，有沈从文夫妇，因为夏云博士是我们的老朋友，我常去沈家聊天。曾昭抡、俞大缜、大纲等教授，因为俞大纲的关系，他们待我很客气。去俞家闲谈，古今中外，皆可接触。谈洪杨事，如数家珍，他们是曾国藩的亲戚，从小就听惯了。夏志仁、志清兄弟，少年英俊，平易近人，一望而知为天才文学家。清华大学的金岳霖先生，每见面必举双手作揖为礼。经济系教授陈振汉，崔书琴夫妇，我们在哈佛时同学同游玩。燕大师友顾颉刚、邓之诚、齐思和、聂崇岐、翁独健、吴世昌、周一良、王锺翰等等，不胜备举。回燕大，如不去翁家吃住，他们夫妇不痛快。宿舍中老斋夫，图书馆中的老职员，一见面，皆很欢喜。总说一句，我的朋友们，使我在北京的生活，过得很愉快。起初朋友请客，马上接受，以后回敬。有一位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博士严群教授请客，福建菜，很好吃。后来传闻严家孩子说，“爸爸，给我一点猪油揩在窝窝头上吧，减少它刮我喉咙的痛苦。”我听了感觉不安，不敢接受饭局了。
同天主教神父住到春暖时，我请求搬出去。同他谈西洋政治哲学，很有意思。他一贯的理论，是中国从古就受了印度、希腊、罗马的影响。可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与饮食口味不同，每日坐三轮车往返，也有相当的麻烦，故请姚从吾系主任在北大找房间。他派我住红楼一间课堂，其中粉笔尘土，相当的污脏。他叫工人将黑板取出去，加以打扫。又见西洋史教授杨人楩夫妇住在一间较小的教室，黑板仍在，也就随遇而安。吃饭又成问题，遇刮大风，下大雨的时候，出外找饭馆，很不方便。经郑天挺先生设法，将松公府的厨房（最高行政人员吃中餐的地方），让给我们使用，其中包含季羡林、苗剑秋等。季先生久留德，精梵文与印度哲学。苗先生久留法，云南人，很会说笑话，增加吃饭的兴趣。我们吃得很不错。有一天适逢假期，我们让厨子休息一天。胡先生请我去他家吃便饭，有胡太太、毛子水图书馆长共四人。一红烧猪肉，一半荤半素及素羹，一汤，共四味。老实说，他们所吃的不见得比我们好。我们饭团的人多半是光杆，或家室在别处，故讲究吃。
四、通货膨胀与卖文糊口
不幸通货膨胀甚速，月薪所入，仅能糊口半月或十天甚至一周之用。穷教书匠，既无地皮可刮，又无竹杠可敲。迫不得已，只好卖文弥补。第一篇写西沙群岛的主权问题，先去清华、燕京两校图书馆找材料。时值严冬，坐敞篷汽车来回，颠扑不堪，寒风刺骨。再去北大、北平图书馆及南池子欧美同学会找资料。而在各处所获，并不如所想像的好，也许不优于哈佛燕京学社的汉和图书馆。是否在日据时代书籍有损失，或名人把书借出未还，抑或书多而未编号供学者使用，则不得其详。写一篇学术文章，费时多，而稿费少，不合算。次写半学术性文章，如《中国学术世界化》。那时有不少老先生，觉得中国学问，精深奥妙，绝非外国人所能窥测。所谓“桐阳子苦读四十年，始略窥墨学门径”。到现在，中国学术的确已世界化了，汉学中心林立，所发表的研究作品，不能说全没有贡献。这是我作《中国学术世界化》的微旨。今后各国的文化，无法闭关自守。但所得稿费有限。
崔书琴建议写时评，他可以帮助，在平津各报发表一次，宁沪又一次，广东香港第三次。由某通讯社代为分发。第一篇文章，《什么是中国的病根？》我认为自私自利，是最大的病根之一。其中例证，不免有伤时贤。自由成性，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不管左右派，随便批评。崔书琴说，“一个人的批评是对的，可是太过火。”卖出几篇文章，通讯社不乐意再帮助发稿，只限于平津报纸，由新闻记者直接到红楼来取稿。有时文章尚未写完，请他抽烟喝茶，稍为等候。粗闷一过，拿出发表。文章是否有价值是次要问题。糊口第一。好像从前胡也频、沈从文合刊《红黑》杂志，解题云，“我们红黑是要吃饭的。”我觉得惭愧，长此以往，不是好办法。对于教书工作，一点不肯放松。所以写短文的时间也很有限。带回来的几管自来水笔，两个瑞士手表，陆续卖出，维持比一般人高的生活水准。
五、北大民主作风
北大有民主作风。全校教职员的月薪，上自校长，下至工人，完全公开。各人的收入，大家皆知道。院系会议，不管等级高低，凡能与会的人，皆当仁不让，有发言权，有表决权。全校一律以“先生”称呼，不冠以校长、学长等头衔。不像有些大学，每一学系只有一正教授。正教授说，“我的意见是如此。”别人再不敢置一词。今略述亲身观感，作为证明。以前是否如此，以后是否有改变，则不得而知。
适之先生恐我孤单，遇美国学者来访，非请客不可时，常请嗣禹及其他一二久住美国的人作陪。在南池子欧美同学会吃西餐，饭后他说，一般校长月薪美金三十四元，邓正教授二十九元。其他一二位不言而喻。“来来来，我们大家掏腰包，把钞票拿出来，付饭费。”
在芝大教书数年，那时见校长难如登天。教育部长蒋梦麟想见他，我请美国一上议员帮助，才能约好一次见面的时间。可是北大校长的办公室，等于教职员的俱乐部。全校教授，皆可进见校长，毋庸预先约定时间。有一次我去造访，见接待室有一玻璃柜，其中陈列一些蔡元培、鲁迅等人的革命文物。一进室内，工友照例倒茶，其中已有数人在坐。彼此随便谈天，开玩笑。胡先生亦参加闲谈，并略言及徐志摩跟陆小曼的恋爱故事。我莫名其妙，好像香港广东饮茶的地方。忽然谈笑沉寂下来，向达先生说，“胡先生，您把北大所有的图书经费，用去买《水经注》。我们教书的几无新材料作研究工作，学生无新教科书可读，请问这是正当的办法吗？”他面孔表情，相当的严厉。胡先生笑着说，“我用北大图书馆经费买几部善本《水经注》，一是确实的。要说我把所有的图书经费，全用在买《水经注》上，以致学生无新书可读，那是不确实的，哈哈。”我看形式，不免有一番舌战，起立告辞。他照例送出接待室，拿出一小笔记本，问我有什么事，他要记下来办理。我说无要事，以后再来请安。
文学院开会，汤用彤先生主席。他不多说话，让别人说，颇有佛、道家的风格。史学系开会，姚从吾先生主席，与会者皆可自由发表意见。那时候，杨翼骧先生是史学系助理，他不断说话。郑天挺先生提到李田意（南开大学老校友）希望他回国教书。姚先生常劝青年学者不要随便发表文章。总之，会议场中，有声有色、亦庄亦谐，不亚于，甚至优于美国的民主作风。美国间有年轻的系主任，威风十足，有不可一世之雄的态度。助教不对他鞠躬唯诺，以后饭碗有关。正副教授对他不客气，也许可以使他们难升级与加薪。
六、离别与感怀
当时北大的规矩，大学毕业生，要作一篇毕业论文，派我指导十几个学生。他们的程度参差不齐，很难当作“填鸭”式的，在短期内培养起来，作出一篇够学术水准的论文。好在他们都乐意埋头苦干，有的写出来也斐然成章。有的从前未作过学期论文，无法一步登天。结果一半及格，一半要继续修改，即算不及格。
一九四七年五六月，物价越涨越高，钞票一天一天的不值钱，局势愈后愈紧张。左思右想，再去看胡先生。一进办公室，不管别人说什么，马上开门见山，“胡先生，抱歉得很，一年例假已到期，我想回美国教书。请您原谅。”他表示惊异。他说“去年我请马祖圣、蒋硕杰跟你邓嗣禹三人来北大教书，希望你们三位青年教授，把在美国教书的经验，施之于北大，提高理科、经济跟历史的标准，采严格主义，盼至三五十年之后，能使北大与世界名大学并驾齐驱。为什么你刚来了一年就要离开，请打消此念头。”我再说，“我已考虑了很久，跟同学同事们相处得非常之好，实在舍不得离开北大。然人是要吃饭的，而且我要吃得相当的好。再三思维，别无办法，只好割别心爱的北京，再去跟别人抱孩子。”胡先生了解情景，他看看其他的同事说，“各位在座已很久了，此事一言难尽，我请你取消辞意，以后再谈，如何？”
消息很快的传满校园，邓某将要离开北大，已买好飞机票。傅乐淑、严绮云两位讲师请客，我所指导作论文的学生，皆来参加。有好几盘菜，皆不离鸡蛋，炸鸡蛋，蒸鸡蛋加虾米，木须肉，西红柿鸡蛋汤。严绮云等会作菜，皆很可口。我问为何有这么多鸡蛋？他们说，每人每周有三个鸡子儿，作为营养料。全拿出来，为先生送行，以报答您的辛苦教育之恩。我听了，很受感动，觉得不安。
去买飞机票，三次未成功。有人提议，送点礼物，可以生效，我不愿意。崔书琴说，我叫你的小同乡周大中同你去买。一到机场柜台，我说“我已经来过三次了，未买到票。此次若不成功，我要告诉国防部长俞大维。”售票员生气，“你最好请俞部长到这儿来，看看此处拥挤的情形。”说罢，跟别人打招呼了。周大中请我去旁边坐一些，休息休息，让他去办。他客客气气，说几句好话，不到十分钟，把票买好了。我要对周大中教授，永远表示感谢。
去飞机场以前，未告诉任何人。不知何故，去送行的有我所指导作论文的全体同学，不管及格与否，皆来送行。我们合照一张相片。他们齐声说，“邓教授，祝您一路平安，一路福星。”使我感激得流泪，说不出话来，匆匆登机而别。若在美国，绝无此幸运。约半月以后，接到北大寄来的一大信封，内容是一张继任聘书，以示好感。
一九八四年十月邓嗣禹回忆
邓嗣禹先生来信：“这篇短文如为时不太晚，可为毅生先生纪念册补白，请登出。”
来源：《郑天挺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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