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3月8日，哈尔滨一处墓地，何赋亭抱着刚满月不久的女儿，牵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走进了丈夫吴书即将下葬的墓穴。冻土坚硬，墓穴挖了一米多深，冷气直往骨头里钻。她却没有退缩，只说了一句：“先让我给他暖暖穴。”
这件事听起来反常，却不是一时冲动。何赋亭要面对的，不只是丈夫牺牲后的悲痛，还有三个孩子、战争留下的创伤，以及一个年轻家庭突然失去顶梁柱后的艰难生活。
何赋亭1926年出生于江苏灌云。家中兄弟姐妹众多，她排行靠前，很早便承担起照看弟妹、烧火做饭、挑水砍柴等家务。九岁那年，她跪求父亲，才得到一年多读书机会。识字不多，却十分珍惜，离开学校后仍坚持学习。
1938年冬，她到舅舅孙笃生家中帮忙。孙笃生是地下党员，家里常有人谈论抗日斗争。年仅12岁的何赋亭，第一次接触到“根据地”“抗日武装”这些词，也在耳濡目染中逐渐走近革命队伍。
1941年，淮海地区反“扫荡”斗争激烈，伤员不断增加。根据地开办淮海医训班，15岁的何赋亭因识字，进入其中学习医护知识。几个月后，她被派往前线，抬担架、转移伤员、护理病号，样样都干。
担架磨破肩膀，她就缠上布条继续走。忙完战地医院的事，还常到群众家里帮忙。当地人称她“何四姐”，说她一天能挑几十担水。这个称呼里，有亲近，也有对她能吃苦的认可。
吴书注意到她时，已经是灌云县委书记和抗日支队负责人。这个比何赋亭年长十岁的男人，早年做过校长，后来投身抗战，组建地方武装，在灌云一带颇有威望。
这门婚事起初并不顺利。何赋亭顾虑吴书年长，而且曾有过婚姻。旁人多次劝说，她才点头。1944年秋，两人在一间简陋茅屋里成婚，没有隆重仪式，也没有丰厚嫁妆，只有一张床和共同面对战乱的决心。
婚后聚少离多，吴书却很体贴。对从小缺少关爱的何赋亭而言，这份照顾格外珍贵。1945年日本投降前后，两人的女儿出生，吴书给孩子取名“建华”。那是夫妻共同生活中少有的安稳时光。
抗战胜利后，吴书所在的新四军第三师奉命开赴东北。1945年11月，何赋亭带着出生不久的女儿随部队北上。南方人初到东北，棉衣、棉鞋准备不足，严寒和行军很快成为难关。
几个月大的建华没有熬过那个冬天。孩子夭折时，何赋亭悲痛自责，认为自己只顾工作，没有照料好女儿。那段经历让她明白，战争带走的并不只有战场上的生命，普通家庭同样要付出沉重代价。
后来，何赋亭又生下两个孩子。1950年，吴书难得在家陪伴妻儿数月，一家人过了一段团聚日子。谁也没有想到，这段平静竟成了他们最后一次完整相守。
1950年10月，吴书所在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十九军第一百一十七师，准备入朝作战。10月16日，部队从辽阳出发。两天后，吴书在长甸一带给妻子写信，特别叮嘱她已经怀孕五六个月，务必照顾身体。
入朝之后，战事紧张，吴书仍尽量写信。家中孩子的脾气、妻子的身体、生产日期，他都放在心上。1951年1月19日寄出的信，是何赋亭收到的最后一封家书。信的落款依然是“你的吴书”。
2月14日，通讯员来到留守处。何赋亭原以为是丈夫来信，直到对方递来电报，她才察觉事情不对。电报写明：吴书于2月10日作战中牺牲。
当时，抗美援朝战争第四次战役正在进行。2月10日，横城反击战展开，第一百一十七师承担插入敌后、切断退路等任务。吴书率部行动时遭遇敌机轰炸，在空袭中牺牲，年仅35岁。五天前，他的女儿刚刚出生，他甚至没有见过孩子一面。
何赋亭回到家，五岁的儿子仍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她沉默许久，终于说：“你们的爸爸，不回来了。”孩子听不懂死亡的含义，只知道母亲哭了，便跟着哭。那一夜，母子三人抱在一起，谁也无法入睡。
吴书的遗体按照当时条件，先从朝鲜战场运回东北。由于战事未止，许多牺牲将士只能就地安葬。何赋亭提出，希望给丈夫买一口好棺材，再做一套体面的衣服，让他不要穿着战场上的旧军装长眠。
下葬前，她又向组织提出要求：让自己和三个孩子在墓穴里躺一会儿。有人担心她刚生产不久，哈尔滨三月仍然严寒，孩子也太小，便劝她不要这样做。她却坚持说：“他在朝鲜已经冻了很久，不能再让他受冷。”
墓穴里没有火，也没有厚实的铺盖。何赋亭带着孩子躺下，给吴书说了许多话。她没有留下具体的仪式，也没有可以改变结局的办法，只能用这种近乎朴拙的方式，完成与丈夫最后的告别。
后来，她把全部心力放在三个孩子身上。吴书没有见过刚出生的女儿，也没能陪孩子长大，但他的名字、遗物和那一封封家书，始终留在这个家庭里。红黑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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