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春，北京东城，毛泽东与章士钊的一次会面，谈的不是仕途，也不是文章，而是两万元银元。这笔钱数目惊人，却没有被用来置办个人产业，而是随着一批湖南青年和一场正在酝酿的革命事业，流向了更为艰难的地方。

当时的毛泽东刚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不久，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月薪八元左右，生活谈不上宽裕。杨昌济希望他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却另有打算：自己未必出国，但要设法帮助湖南青年走出去，同时回乡开展社会活动。

钱从哪里来？

经陈独秀介绍，毛泽东找到章士钊。章士钊是湖南人，早年参加反清活动，后来担任《民立报》主编，并在北京大学任教。他并非普通意义上的富商，但在社会上有声望，也有筹措资金的能力。

毛泽东把计划讲得很清楚，随后提出需要两万元银元。这个数字让章士钊颇感意外。按当时的收入水平计算，普通人即使不吃不喝，也要积攒许多年。

章士钊问：“这笔钱是借，还是捐？”

毛泽东回答：“先算借。革命成功了，一定偿还。”

章士钊没有过多追问，凭借自己的关系筹得这笔款项。钱到手后，毛泽东并未把它当作个人周转金，而是用于支持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以及开展湖南的社会活动。后来秋收起义前后的部分经费，也与这笔钱有关。

章士钊当年或许没有想到，这张“借条”会被毛泽东记上几十年。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毛泽东没有动用公款偿还旧债。直到20世纪60年代，个人稿费收入增加，他才重新提起此事。

1963年，毛泽东结识章士钊的养女章含之，并请她担任英语老师。一次谈话中，他说起四十多年前的借款，提出每年偿还两千元，十年还清。章士钊听说后却笑了，他认为当年筹来的钱本就是为革命和青年服务，不能简单算作私人债务。

但毛泽东坚持要还。1963年至1973年春节期间，秘书每年把两千元送到章士钊手中，款项来自毛泽东的稿费。章士钊收到后并未使用，曾表示将来国家需要时再捐出。1973年，毛泽东又提出本金还清后还要算利息。遗憾的是，同年7月，章士钊去世，这笔“利息”未能继续兑现。

比章士钊更特殊的一次求助，发生在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之后。

1935年长征结束，中央红军到达陕北，部队面临吃饭、穿衣和过冬等现实难题。南方来的战士还穿着单薄衣服，陕北的寒风很快让物资短缺暴露出来。中央红军所能支配的现金十分有限，几千人的吃穿都成了急事。

毛泽东想到先期到达陕北的红十五军团，便写信给军团领导徐海东，请求借款两千五百元。徐海东看完信，没有把它当成普通借款。他询问部队余款，得知尚有七千元后，留下两千元，将五千元全部送给中央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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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转达：“这不是借的，是送给中央红军的。”

这句话分量很重。徐海东的部队同样缺钱，却把能调出的绝大部分拿了出来。毛泽东后来多次提到这件事。1955年授衔时，他特别评价徐海东对中国革命有大贡献，并非只看其战场资历，也包含这次关键时刻的支持。

宋庆龄的那次帮助，则带有另一层意味。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外部援助一度中断，革命根据地又停止了过去的一些筹款方式，经济压力十分突出。毛泽东曾致信身在上海的宋庆龄，希望她代为筹措五万元，并考虑请宋子文方面提供帮助。

宋庆龄没有把事情转给宋子文。她当时主要依靠孙中山留下的抚恤金和生活安排，手中并无充裕现金。为了筹足这笔钱，她拿出自己的积蓄，又处置、抵押了部分财产，才将款项设法送往陕北。

值得一提的是，她没有把过程讲给毛泽东听，也没有向中共中央索取偿还。直到多年以后，毛泽东才知道这笔钱并非来自宋子文，而是宋庆龄自己承担的。

三次求助，三种回应。章士钊把钱交给青年和革命，几十年后仍被认真偿还；徐海东把部队的家底送出，连“借”字都不肯留下；宋庆龄则替革命承担风险，事后不谈条件。

毛泽东一生并非没有个人身处险境的时候。1927年秋收起义前夕，他在前往铜鼓途中被地方武装抓捕，押送途中曾设法借钱，用于打点看守，最终趁守卫松懈脱身。那不是一笔用于事业的经费，却同样说明，在生死关头，钱只能争取片刻机会，真正决定成败的仍是判断和行动。

这些钱数额不同，来路不同，用途也不同。被记录下来的，却不只是账目，还有革命者之间那份不计得失的信任，以及毛泽东始终不肯含糊对待的“人情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