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正式落地施行。条例明确：学校可以根据管理实际，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
从学校说了算到法律说了算，背后是校园治理逻辑的深刻迭代，更是社会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成长风险防控的认知升级。但把手机管住不等于把问题解决，手机被收走之后，拿什么来填满学生的课余时间，才是真正的考验。
校园手机管理走向法治体系
不少人简单将新规理解为“立法管手机”，其实并非如此。《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共8章58条，手机管理只是其中一项具体举措，服务于整套未成年人风险预防、行为干预、罪错矫治的完整体系。
《条例》规定，学校应当加强教师培训，提升对未成年学生沉迷网络的早期识别和干预能力，建立健全学生在校期间上网管理制度。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者在校园内使用；对经允许带入的，应当统一管理，除教学需要外，禁止带入课堂。
重庆并非首例。2022年，福建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福建省禁止中小学幼儿园学生携带手机进入课堂的规定》，自2022年9月1日起施行。2024年，广州在《广州市中小学生心理健康促进条例》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
放眼全球，对未成年人使用手机和社交媒体的管控也在同步收紧。2024年，英国政府出台指导意见，支持学校全面禁止学生在校使用手机；荷兰自2024年1月1日起在全国中小学课堂禁用手机、智能手表等电子产品，2024年9月进一步扩展至小学。2025年12月，澳大利亚16岁以下人群社交媒体禁令正式生效，成为全球首个实施此类禁令的国家。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追踪的数据，到2026年3月已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家的58%。
通过管住手机，管住网络沉迷，从而将未成年人从犯罪的风险链条上拉回来。这背后不仅仅只是“禁手机”这一条规定么简单，而是一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全链条治理法规。
校规效力有限，法治补上管理短板
校规和法规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文字本身，而在于背后的力量。
教育部早在2021年就印发通知，要求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2025年又再次强调“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但政策年年发，问题年年有。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报道披露了校园手机禁令执行中的种种怪象，个别学校上演了藏手机的“猫鼠游戏”，一些学生用伪装成水杯、充电宝的“藏手机神器”逃避检查；有的学生上交模型手机，却把真手机藏在课桌下。更极端的案例也时有发生，部分中小学将没收后多年无人认领的学生手机当众砸毁，或者让学生自己公开砸毁。
这些现象指向同一个问题：校规的权威性不够。大河网指出，校规效力取决于执行力和学生服从度，缺乏统一的法律依据。遇到家长不配合、学生不服从，便陷入“管得了课堂、管不了课间”的尴尬。
此外，规则模糊导致管理尺度完全依靠学校自主把握，要么仅凭老师劝导、家校沟通这种柔性手段，很难形成稳定长效的约束力；要么催生砸手机这种极端管理方式，不仅侵犯私有财产，也把家校之间的信任砸出了裂痕。
当禁令被写进法规，情况就完全不同。法规提供制度刚性，为学校划定治理底线，让校园管理有理有据，化解学校 “不敢管、不好管” 的尴尬困境。从校规到法规，不只是管理手段的升级，更是对“手机与未成年人关系”的一次重新定义。
拿什么填补被屏幕抽走的时间？
管住手机正在成为共识，但管住之后怎么办，才是真正的考验。
据贵州教育报，贵州荔波捞村小学在严控手机的同时，搭建象棋、刺绣、竹竿舞等特色社团，用棋类博弈、手工创作、乡土文体活动填满课间与课后时间。
2025年7月14日，深圳市教育局官网发布《“每天息屏一小时”行动倡议书》，明确要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在课后服务时段开展体育、艺术、科技（非电子游戏）、阅读等社团活动，不使用娱乐电子设备”。
当然，手机管理更离不开家庭协同。校园管住在校时间，家庭就要避免出现 “校内禁手机、回家放任刷手机” 的割裂局面。家校共同建立手机使用公约，才能形成治理闭环。
从校规升级到法规，真正的考验在于能不能用更好的东西，填满学生被收走的屏幕时间。当法律赋予了学校管理的权力，学校也需要拿出与之匹配的教育智慧，用更丰富、更有吸引力的校园生活，让青少年摆脱屏幕的裹挟。
潇湘晨报·晨视频记者刘中钰 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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