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社会都在崇尚经济学的时代,文学要适应经济学的发展,而不能超出经济学的范围独立存在。
古代书生人数比较少,毕竟书生读书需要钱,起码要花钱买书,花钱请先生教学。有的书生靠整个家族供养,考中之后就可以光宗耀祖,而考不中就沦为人生的悲剧。其实不管考中还是考不中,书生一旦搞文学创作,就要适应经济学的发展,而不能背离经济学。可是古代并不讲经济学,尤其是一些文人墨客,经常在一起作诗酬唱,有的还要写散文和小说,有的写剧本,却不知道经济为何物。其实做了官的文人并不缺吃穿,甚至俸禄优厚,整天琢磨诗律和诗意,要完善做诗的技巧,要写很多歌功颂德的诗,要写个人的小情绪,要具有一定的独创性,显得与众不同,才可以扬名立万。他们不懂市场经济,也不知道写的诗能不能大卖,只是要出版自己的诗集。甚至民间的文人死后也要出版自己的诗集,只不过大多数都失传了。有的民间文人不能出名,就要模仿官场的文人作诗,甚至模仿大诗人的文笔来作诗,居然以假乱真。甚至《唐诗三百首》中都收录了不是唐人写的诗歌,而是后代人的伪作,却被当时的人认为是唐代诗人写的。体制内的文人并不需要考虑经济学的发展,也不需要考虑自己的作品能否大卖。即便不大卖,也无关紧要,完全可以自费出版诗集。即便体制内的人写了散文和小说,写了一些剧本,也可以广为流传。前提是写得好,而且具有一定的通俗性,能够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而不是显得高高在上,更不是脱离地气的那种纯粹审美的东西。
民间的文人就不一样了,不管是写诗作词的,还是写散文或小说、剧本的,都要考虑市场的接受程度,是否能被老百姓接受。当然体制内的文人也有写散文和小说的,尤其写散文的比较多,似乎散文成了一种实用的文体,不仅给皇帝上书或表的时候可以写,而且游览的时候也可以写,发现社会弊端也能写,比较灵活自由,但仍然不会考虑散文能否流传。或者说他们写散文只是照顾了实用的功能,而不会考虑市场赚钱的功能。毕竟他们写散文是有用的,要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有的还要深入民间搞调查,那么散文就成了实用的文体,而写景抒情的,写个人小情绪的,也可以算作散文,甚至可以流传上千年。流传过程中产生的价值就不是他们能够预料的,甚至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写的一篇小散文能够流传上千年。就像汉代的一些作家写的赋一样,不管大赋还是抒情小赋,都能够流传上千年。又像苏轼写的《记承天寺夜游》一样,当时只是信笔写来,就像写日记一样,却不料流传了几百年。民间的文人并不会像体制内的文人那样,不考虑市场效益,而是要充分考虑接受者的文化程度,贴地气,或者说他们的写作素材完全来源于民间,来源于人们的生产劳动,来源于人们休息之余的调笑戏谑,甚至描写一个梦。就像写“黄粱一梦”的故事一样,已经发展成成语。每一个成语都有原初的故事,或者说都有出处,那么成语就成了通俗文学的代表,会有一定的市场价值,或者说在流传过程中被人们反复引用,当然就具有了一定的文化价值和意义。
民间的文人写诗作词的时候,会考虑民间的生态,会考虑老百姓具体的生活。就像《弹歌》和《伊耆氏蜡辞》一样,比较古老,完全来源于先人的现实生活,没有太多的抒情成分,已经算是原始先民的生活记录,当成历史看,也未尝不可。那时候没有经济学的概念。后来民间的文人要凭借写文章赚钱,凭借写小说或剧本赚钱,凭借写诗作词赚钱。却偏偏赚不了太多的钱,除非他们写的作品比较出色,能够改编成评书或戏曲。也就是说,他们写的作品能够恰当地转化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才可以广泛流传,获得一定的社会价值,甚至能赚不少钱。尤其到了明清时期,写小说的能赚不少钱。因为书商总是忙着出版各种小说,甚至书商出一部分钱,让作者来写小说,写成之后,书商拿出去出版,等于是合伙人或者说书商成了投资者,作者成了创作者。二者一拍即合,要照顾市场效应,尤其要摸清人们喜欢什么,甚至有的作家要模仿脍炙人口的小说来写,只是为了赚快钱,或者说只是为了写畅销书,而不是为了发展文化。这个时候文学创作和经济挂钩,或者说受到市场规律的影响,而市场规律又往往经不住推敲。因为明清时期没有形成统一而开放的市场,尤其是文学层面。总是以读者的喜好为标准,却往往没有太多的高雅成分,或者说通俗的部分比较多。而所谓的大儒往往肆意删减一些通俗的作品,为了符合儒家的传统道德观念,结果弄得很多原汁原味的故事失去了动人的情节,也失去了原有的风貌。《三国演义》经过毛氏父子的删减,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却仍然动人,只不过未删减以前的故事更动人。
到了现在,文学已经完全适应经济学的发展,或者说适应市场的发展。很多文学作品要在市场上卖,以书的形式出现,要读者购买。不管以纸质书的形式出现,还是以电子书的形式出现,都是有版权的,也都需要读者购买才能看到,以至于很多作者失去了原有的风格,也失去了做人的操守,总是要迎合读者的需要,也就写了很多读者喜欢的情节,甚至一边写一边和读者在线交流,按照读者的意图来创作,当然就写成了媚俗的作品。在一切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前提下,很多大作家都写出了庸俗的作品,或者说以前获得过国际文学奖项,而现在写的作品却乏善可陈。并不仅仅是他们失掉了一定的创造力,完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为了赚钱而写,而且还有审核方面的原因。书报审查官要剔除他们作品中的“毛刺儿”,甚至要删掉他们作品中的一些违禁字,不让他们触及一些社会弊端,那么他们的作品就没有社会深度,只是沦为逗笑的工具,只是沦为媚俗的产品,可以批量生产,当然就没有什么文学价值。当文学完全适应经济学,被市场完全操控,文学就没有什么深度和广度,也没有什么高度,似乎只是为了赚钱而出现的。其实文学有一定的操守,有一定的独特精神,能够反映社会真实,既能反映社会中好的一面,也能反映社会中坏的一面,既能反映人性善的一面,也能反映人性恶的一面。
文学既要适应经济学的发展,又要保持自己独立的性格和操守,而不能总是媚俗,不能总是被读者绑架,也不能总是被资本运作,不能总是被权力胁迫。不然文学就沦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真正的文学作品需要有风骨,有见识,有深度,有力度,有持久的魅力,当然影响是很大的,产生的社会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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