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贤型企业家”范旭东：湘商文化之魂与湘商回归典范|久大|实业家|张謇|永利|湘商|范旭东

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岳阳市工商业联合会）

【卷首语】

第十二届全球湘商大会召开在即，本人也将赴会。在准备参会的过程中，我翻阅史料，愈发深切地感受到：有一位湘商前辈，值得我们每一位回归故土的创业者铭记。他，就是被尊为“湘商文化之魂”、堪称“回故乡、建家乡”回归典范的范旭东。撰写此文，既是为了向这位湘商先贤致敬，更是希望与全球老乡共勉！

【正文】

每届湘商大会，全球湘商从世界各地回到湖南，共赴“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的盛会。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一主题最早的践行者，是一位八十多年前就筹划在家乡建设现代化工业体系的湘籍实业家。他被尊为“湘商文化之魂”，更是当之无愧的“湘商回归典范”。

他，就是1883年出生在湖南，祖籍故里在湖南湘阴一都（今汨罗市弼时镇）的范旭东。

一

为什么是“湘商文化之魂”

“湘商文化之魂”这六个字，重若千钧。它不只是一种荣誉，更是湘商文化研究界对范旭东历史地位的正式命名。支撑这一称号的，不仅是他的工业功绩，更是他跨越千年的精神血脉、近乎圣贤的道德高度，以及一位企业家对“公私分明”的极致坚守。

1、毛主席亲题挽联“工业先导，功在中华”：党和国家最高领袖的最高评价

1945年10月，重庆各界为范旭东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主席亲送挽词：“工业先导，功在中华”（见图1）。周恩来、王若飞送的挽联是：“奋斗垂卅年，独创永利久大，遗恨渤海留残业；和平正开始，方期协力建设，深痛中国失先生。”

图1 毛主席亲题挽词

上世纪50年代，毛主席在谈到中国工业发展时，将其与张之洞、张謇、卢作孚并列为“四个不能忘记”的人物，明确指出：“讲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

一份挽联，一句“不能忘记”，是党和国家最高领袖对一位湘籍实业家的最高评价，也是“湘商文化之魂”最权威的历史背书。它意味着：范旭东不仅属于企业史，更属于民族复兴史；不仅属于湘商群体，更属于全体中国人。

2、首届湘商大会正式命名，学界共识非虚誉

“湘商文化之魂”并非后人随意附会，而是有明确出处、有学术支撑、有仪式确认的正式称号。

2007年，首届湘商大会召开。湘商文化奠基人、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伍继延在为《天下湘商》专题片撰稿时，首次正式提出：“‘中国化工之父’范旭东是湘商文化之魂。”此后，伍继延在2014年“中道——湘商”沙龙、2022年《工业先导范旭东成功启示录》首发式等多个场合持续确认这一提法。

这一称号经过湘商文化研究界近二十年的梳理、论证与传播，已成为共识性的文化符号，写入了湘商文化发展的官方叙事。

3、范仲淹第三十一世孙：千年忧乐精神在商业文明中的重生

范旭东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范仲淹第三十一世孙。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不仅是一篇千古雄文，更是范氏家族世代相传的家训精魂。从北宋范仲淹设立义庄、赈济族里，到明代范氏后裔散枝湖湘，这条“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血脉从未断绝。

范旭东自幼饱读儒家经典，少年时代在长沙求贤书院研讨时事，便立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立身之志。他创办企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抗战八年，企业靠借债度日，他却坚决不裁员，“采取全部养起来的政策”，为民族工业保存技术力量；他出门不置汽车，家居不营大厦，薪俸所得大多捐给科研机构；临终前，床头摊开的仍是“十大化工厂计划”图纸，叮嘱同仁“齐心合德，努力前进”。

从范仲淹的“先忧后乐”，到范旭东的“实业报国”，变的是时代语境，不变的是范氏家族“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基因。范旭东让这种千年士大夫情怀，在工业文明中完成了最炽烈的转化——从书院里的清谈，变成了工厂里的实干；从个人的道德修养，变成了企业的文化信仰。这正是“湘商文化之魂”最深邃的根脉：湘商不止于逐利，更在于以商业手段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千年理想。

4、三大原则与圣贤评价：近乎圣贤的道德高度

范旭东创办的是股份公司，但他从创业第一天起，就为自己定下了“处事三大原则”：

不利用公司的钱财谋私利；

不利用公司的地位图私益；

不利用公司的时间办私事。

他说：“我由于职位关系，不免经常站在我们团体视线的集中地，因而一举一动偶有疏略，就易被众目察看出来。为了事业的发展，首先我要做个样子。”

担任永利、久大两公司总经理三十余年，他公司的许多公文、电报都是亲自起草，兼任的各类社会职务也不取薪酬。他不染烟酒，不事赌博，至纳妾蓄婢，更所禁绝。在“永久黄”团体中，他率先做到了“公私行为，务求明朗公正”。公司同人评价：“上下清白到底，内外无丝毫苟且之事发生，而精诚团结与埋头苦干，又为全体一致的信条。”正是这份清白，让数千名职工在抗战内迁的生死关头无一人离开，在川西重建了远东最先进的化工基地。

这份道德高度，赢得了当时学界泰斗的一致推崇：

胡适评价他是“一位超越前人的‘新圣贤’”；

新儒学开山祖师熊十力评价他是“贤人”，在豪杰之上；

吴蕴初在追悼祭文中称范旭东有“古圣贤之道”，实现了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

武汉大学石声汉教授认为范旭东“不违中庸”，具有儒家的仁智勇三达德；

《海王社启事》评价他“起儒服”“创立永久黄事业，为中国化工树先声”，“万流仰镜，一代归宗”。

从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贤者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到曾国藩“不为圣贤，便为禽兽”，湖湘文化始终追求道德化的成功。范旭东以“不私、不盲、不欺、不贪”的操守，实现了这一理想，成为“圣贤型企业家”的东方典范。

5、四大信条：湘商文化从“生意经”到“价值观”的跃升

范旭东手订的“四大信条”，将湘商文化从经验层面的“生意经”，提升为制度化的现代企业精神：

我们在原则上绝对的相信科学；

我们在事业上积极的发展实业；

我们在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团体；

我们在精神上以能服务社会为最大的光荣。

这四句话，构成了湘商文化的价值底座：

“相信科学”——确立了湘商以科技立身的现代性；

“发展实业”——确立了湘商以制造业为本的根性；

“顾全团体”——确立了湘商以合伙共创为特征的协作伦理；

“服务社会”——确立了湘商超越利润追求的终极意义。

伍继延评价：“这四大信条，不失为新湘商的商道启蒙。”今天，当我们谈论湘商文化时，其灵魂内核不是“精明”，不是“算计”，而是这二十八个字背后的家国情怀与科学精神。

6、创造民族工业诸多第一：从“食土民族”到化工自立

范旭东年幼丧父，家境贫寒，却坚持求学，立志实业报国。他以一生创造了民族工业的诸多第一，让“湘商文化之魂”镌刻在中华民族工业化的基石之上。

打破“食土民族”的屈辱。上世纪初，中国百姓吃杂质高达50%以上的粗盐，工业用碱完全依赖进口，英国卜内门公司垄断亚洲碱业，卡住中国民族工业的咽喉。西方人讥笑中国是“食土民族”。1914年，范旭东于天津塘沽创办久大精盐公司，生产出中国第一批纯度90%以上的精盐，结束了国人吃“土盐”的历史，摘掉了“食土民族”的帽子。这家工厂正是今天久大盐业集团的前身。

打破西方技术垄断，让“红三角”扬名世界。 1917年，范旭东创办永利制碱公司，在苏尔维法被国际垄断集团严密封锁的情况下，历经八年艰辛，于1926年生产出纯度99%的纯碱。同年，“红三角”牌纯碱在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荣获金质奖章，被誉为“中国近代工业进步的象征”。这家亚洲首家纯碱工厂，是今天天津渤海化工集团的重要前身之一。

建成“远东第一大厂”，生产中国第一袋化肥。1934年，范旭东在南京江北创办永利铔厂，时称“远东第一大厂”。1937年2月，该厂生产出中国第一包“红三角”牌硫酸铵。抗战爆发后转产硝酸铵等军需物资。这家工厂正是今天中国石化南化公司的前身。

创办中国首家民营化工科研机构。 1922年8月，范旭东出资创办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中国第一家私立化工科研机构，孙学悟任社长。1931年，黄海社组建菌学研究室，开创中国现代微生物（菌学）研究先河。1939年，在范旭东支持下，方心芳创办中国第一个发酵微生物学术期刊《黄海发酵与菌学特辑》。黄海社汇聚了侯德榜、孙学悟、方心芳等一批科学大家。1952年，黄海社整体并入中国科学院，学术血脉汇入新中国科研体系。

捐资创办静生生物调查所，奠基中国现代生物学。为纪念其兄范源濂（字静生），范旭东捐出兄长故居作为所址。1928年，静生生物调查所成立，后成为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的重要前身。

创立“永久黄”团体，形成中国近代最大私营化工产学研体系。从久大精盐、永利制碱到黄海社，范旭东一手打造了“永久黄”团体——近代中国第一个大型私营化工产学研组织，架构超前。抗战期间，他拒绝与日寇合作，“宁举丧，不受奠仪”，率团体全员内迁四川，在五通桥重建基地，将老龙坝改名为“新塘沽”，宣示民族气节。

从“食土民族”到民族工业自立，从“东亚病夫”到化工强国，范旭东用一生证明：湘商之魂，首先是强国之魂。他不是为个人发财，而是为民族争一口气；不是做一门生意，而是为国家打一根桩。先生的贡献，跨越百年，仍在发光发热，生生不息！

二

山河为证：国家对“湘商文化之魂”的至高礼赞与历史认证

从南京到天津，从湖南到四川，范旭东的名字被镌刻在大地上。全国现存纪念他的铜像与塑像共十余座，纪念场所近十处，更有一所中学、两条道路、两个社区以“旭东”命名。南京江北新区有范旭东广场与含基座10.24米高全身铜像（见图2），广场占地一万五千平方米，铜像他手握蓝图、目视远方；天津滨海新区有依托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旧址而建的范旭东纪念馆，这座“国保”建筑于2024年焕然新生；湘阴县城有获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范旭东故居；汨罗市弼时镇有范祠内的陈列室，长沙县有企业家精神传承基地，四川五通桥有永利川厂旧址与“新塘沽”摩崖石刻。

图2 南京范旭东广场内10.24米高铜像

这些纪念载体中，七项荣誉跻身“国家级”：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旧址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永利铔厂、永利川厂旧址分列第一、二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范旭东侯德榜暨南化公司厂史陈列馆与天津渤海化工集团海洋化工（侯德榜）展于2023年被中国科协、教育部、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国防科工局等七部门认定为全国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南化厂史陈列馆同时获评国家工业文化遗产和全国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基地。

三

为什么是“湘商回归典范”

如果说“湘商文化之魂”回答的是“他从哪里来”，那么“湘商回归典范”回答的则是“他为家乡做了什么”。翻开史料，范旭东对湖南的回馈，遍布产业、科技、教育、慈善、人才各个领域。他用一生的实践证明：湘商回归，不是今天才有的新概念，而是早在八十多年前，就有人以生命在践行。

1、久大精盐入湘：让湖南人吃上“放心盐”

1914年，范旭东在塘沽创办久大精盐公司，结束了中国人千百年来吃“土盐”的历史。他在汉口组织精盐公会，联合各地商号，让久大精盐行销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四省，使湖南人第一次吃上了洁白卫生的食盐。

为了开拓湖南市场，范旭东在长沙下太平街设立久大长沙分公司，后又设立永利长沙分公司，两家分公司注册地址都在此处。他还在长沙古城盐运坡设立仓库。1920年，范旭东在长沙《实业杂志》上刊登中英文广告，推介久大精盐。湖南人民吃上精盐，自久大精盐行销长沙、湘潭、常德、岳阳始。

抗战爆发后，久大内迁四川。范旭东推动技术人员改良工艺，制造盐砖，“由四川到湖南沅陵、常德一带销售，为湘西人民解决了因海盐中断而缺盐的困难”。

他身在北方和西南，心却始终系着湖南。这种身在异乡、心系故土的情怀，正是今日“湘商回归”最原始的精神原型。

2、永利湘厂：三次筹划、两度征地、一生牵挂

如果说久大精盐打开了湖南市场，那么永利湘厂则是范旭东试图将先进工业根基植入故土的最直接努力，也是湘商回归工业领域的最早典范。

第一次筹划（1931—1934年）。1931年，南京政府筹办硫酸铔厂，范旭东在上海参加筹委会会议后，专程乘船赴汉口，转黄石港、湘潭调查，为设厂选址。调查人员对浦口、蚌埠、汉口、长兴、芜湖、黄石港、湘潭、秦皇岛、青岛等九处实地考察后，认为湖南富有黄铁矿，最符合办厂综合条件。1932年4月，范旭东的大将陈调甫提交《建设硫酸铔厂意见书》，首选株洲，其次浦口。同年10月，《湖南省国货陈列馆开幕纪念特刊》刊文称：总厂厂址设在株洲白石港，在常宁水口山、湘乡洪山殿设两大分厂硫矿炼焦。1933年端午节后，范旭东亲自回湖南勘察厂址。1933年4月18日《申报》报道：“实部电拨资六百万派范旭东来湘，筹设硫酸厂。”4月30日《湘潭民报》报道：“旭东奉令，负主持湘省硫酸铔厂责任，约重五节后来湘勘察厂址。”然而，因各方博弈，1934年最终选定南京对岸建厂，这一决策并非范旭东本意。1937年南京沦陷，永利铔厂随即被日寇侵占，历史证明，若按范旭东的意志选址株洲，结局可能好得多。

第二次筹划（1937—1938年）。南京沦陷后，范旭东决定再次启动永利湘厂计划，明确以长沙为科研、传播据点，以株洲为生产中心，辐射黄河以南及东南亚。为此，“永久黄”旗下的《海王》社、黄海社南迁长沙。1938年春夏，范旭东获得政府同意和拨款，派李滋敏到株洲征地三千多亩，筹建永利湘厂。他承诺：未兴工之前，已圈土地租赁给当地农户耕种，照例收取租金。岂料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湖南由后方变为前方，官方要求迅速停工。

第三次筹划（1943年至抗战胜利后）。1943年，范旭东规划战后“十大厂”计划，再次提出在株洲建氨厂、炼焦厂，还要办水泥厂、玻璃厂。1944年5月，他携李烛尘从重庆飞抵桂林、衡阳，再赴战时省会耒阳，与湖南政要会谈，争取支持续办永利湘厂。当时湖南省建设厅厅长余籍传（范旭东大将余啸秋的弟弟）出力甚多。然而，1944年5月下旬第四次长沙会战爆发，长沙、株洲、湘潭、衡阳先后沦陷，计划再次搁浅。1944年底，范旭东赴美国筹款，与美国出进口银行商定借款1600万美元，其中明确含有办永利湘厂的建设费用。抗战胜利后，侯德榜继承范旭东遗志，于1948年再次动工，建成了永利码头、水塔、发电厂的厂房、烟囱、仓库等。可惜，受多种因素影响，永利湘厂最终未能完全建成。

为湘厂配套，扎根宁乡。为了建好永利湘厂，永利公司还在宁乡开采清溪煤矿。1948年，永利公司代表杨运珊与湖南省建设厅签订合同，承办清溪煤矿，期限15年。这一布局，足见范旭东“产业配套、链条回归”的长远眼光。

范旭东在株洲办厂，虽未最终完成，但其精神进入了株洲工业史，至今为株洲人民所传颂。

3、南迁长沙：把科研阵地和舆论阵地搬回家乡

范旭东的回湘，不仅是产业回归，更是科技传播与精神播种。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天津、塘沽先后沦陷，范旭东将《海王》旬刊、黄海社南迁长沙。《海王》社迁居长沙下太平街29号（即久大、永利两公司长沙经理处）。1938年7月7日，《海王》在长沙复刊，范旭东发表《复刊词》，号召全国同胞“各安其分，各负其责，抗战救国”。黄海社则迁徙到今长沙橘子洲（水陆洲球坪），背靠岳麓山，前瞰天心阁，据《海王》旬刊记载，其社址“长沙水陆洲球坪”明确载入1942年出版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廿周年纪念册》。

《海王》旬刊、黄海社在长沙的日子虽不长，但范旭东身上的科学精神、湘商（企业家）精神的种子，就此埋进了三湘四水的泥土里，融入了湖南人的血液里。查1949年之前的长沙《大公报》《实业杂志》《湖南省银行经济季刊》等报刊，有范旭东发表的许多文章和广告，这是回湘传播科学精神和湘商精神的明证。范旭东还是湖南实业协会会员，多次捐款。

4、扶植农工：用科学技术反哺桑梓

范旭东对湖南的回馈，不止于化工，更延伸到农业与手工业的技术改良。

稻米改良。1936年，范旭东担任“湘米改进委员会”委员，为稻米改进提供科学技术支持。1937年，他与湖南私立修业高级农业职业学校（修业学堂）共同设立水稻肥料试验区，为使用化肥提高水稻产量做试验。

浏阳烟花研究。他对浏阳鞭炮进行科学研究，试图以现代化学技术提升传统手工业品质。

这些实践，体现了范旭东“以科学服务家乡”的务实情怀。

5、兴学育人：担任多所湖南学校校董

范旭东对湖南文教事业的投入，堪称“达则兼济天下”的典范。

隐储女校。湖南第一所乡村女学——影珠女学（隐储女校）由范旭东的叔岳母黄萱祐创办。范旭东多次捐款支持，并担任校董。1944年5月，他到战时省会耒阳公干时，专程拜见黄萱祐。杨开慧曾在此校附小就读。

明德中学、楚怡工业学校。范旭东与湘潭胡元倓、新化陈润霖私交甚好，担任这两所学校的校董，长期捐款，并将培养出来的优秀学生提供到永利、久大工作。

湖南大学。1935年3月，湖南大学校长胡庶华设立“湖南大学学术工作介绍委员会”，聘请范旭东为委员，并担任就业青年指导委员，为湖南学子牵线搭桥。

6、慈善救灾：湖南水旱灾害中的湘商担当

湖南向来多灾，范旭东虽身在外地，却长期为家乡救灾募捐。

国难救济。1932年1月，熊希龄在长沙孔道学校成立国难救济会，范旭东被推举为15名理事之一，主张全民抗日，救援东北。

水灾救济。1931年底，他被聘为湖南水灾善后委员会委员，负责募捐。1935年春夏湖南爆发水灾，他被聘为“湖南水灾救济总会”委员，负责募捐。

旱灾救济。1934年，他与熊希龄等182人被聘为“湖南旱灾救济委员会委员”。据1935年4月22日长沙《大公报》报道，范旭东个人募捐到1600元善款。

这只是少量被新闻报道记载的事迹，尚有大量义行善举待史料完善后详述。

7、提携同乡：为湖南子弟搭建事业舞台

范旭东顾念乡情、友情、姻情，吸引了一群富有才华的湖南同乡投奔他，为国家造就了一个湖南籍的化工企业家、专家群体。

在“永久黄”团体中，长沙籍的余啸秋（管财务、商务外交）、阎幼甫（管内务、《海王》旬刊）、杨运珊（负责东南亚抢运设备）、李倜夫（留守上海租界保全财产）、萧豹文（久大永利创始人之一）、陈沧来（出版《中国盐业》）、龚饮冰（合作成立建业银行）、李承干（1948年辞去公职来永利南京铔厂当厂长，实现范旭东遗志）等，都是他的左膀右臂。

此外，永顺李烛尘、新化唐汉三、刘养轩、邬干于，湘潭李滋敏、石声汉、郭保国，宁乡张佐汤、石上渠，桃源聂汤谷等，皆与范旭东有“同乡之谊”，乐意追随他一起干事业。萧豹文之子萧健，由黄海社资助出国留学，后来成为中国宇宙线物理的创始人之一。

范旭东通过姻亲网络与湖南教育界保持紧密联系，其夫人许馥出自善化奎塘许氏书香门第，连襟章克恭曾任湖南银行行长，热心捐助湖南教育事业。这种“以乡邦为共同体”的伦理，让湘商回归不仅是资本的流动，更是人情的温热、人才的扎根。

8、未竟的故土梦：把最后一口气留在湖南的工业蓝图上

然而，历史留下了遗憾。由于战后时局动荡、资金受阻等多种原因，范旭东的湖南工业蓝图未能全部实现。

1945年10月4日，范旭东因操劳过度，在重庆沙坪坝南园寓所溘然长逝，终年六十二岁。据身边人回忆，他床头摊开的仍是“十大化工厂计划”图纸，和临终前“齐心合德，努力前进”的叮嘱，成为民族工业精神最悲壮的绝唱。

他把最后一口气、最后一份心力，都留在了为家乡建设现代化工业体系的梦想上。这种“死而后已”的执着，正是湘商回归最珍贵的品格。

四

给当代湘商与创业者的启示

今天，当我们回望这位“湘商文化之魂”，他留给当代湘商和创业者的，不是高不可攀的道德说教，而是可以照进现实的精神路标。

启示一：实业报国——把企业办在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范旭东一生只做一件事：实业救国。从久大精盐到永利制碱，从黄海社到十厂计划，他从未涉足投机炒作，宁可让企业艰难前行，也不让实业命脉旁落他人之手。

这给当代创业者的第一重启示：做企业，要有“国之大者”的坐标系。范旭东之所以被毛主席亲题挽联、列为“四个不能忘记”之一，不是因为他赚了多少钱，而是因为他解决了国家最紧迫的问题——打破外国垄断，实现工业自立。今天，无论是攻克“卡脖子”技术，还是保障产业链安全，抑或是推动乡村振兴，创业者都应当问自己：我的企业，是不是办在了国家最需要的地方？是不是解决了社会最迫切的问题？

真正的企业家，不是风口上的投机者，而是国家需要时的“承重墙”。

启示二：忧乐报国——从“先忧后乐”到“以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

作为范仲淹第三十一世孙，范旭东身上流淌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血脉。但他没有停留在书生的清谈，而是把这种忧乐情怀，转化为“以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的实业行动。

他私人捐款创办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为中国化工培养科研力量；他担任隐储女校、明德中学、楚怡工业学校校董，多次捐助家乡教育；抗战时期企业艰难度日，他仍坚持救灾募捐、资助同乡。他真正做到了范仲淹所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因企业盈利而忘乎所以，不因身处逆境而放弃社会责任。

这给当代湘商的第二重启示：财富的本质是责任，企业的终极价值是奉献。今天，我们谈企业社会责任、谈共同富裕，范旭东在百年前已用实践作出了回答。湘商赚钱之后，应当像范旭东那样，把资源投向教育、投向科研、投向公益，让财富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而非个人享用的筹码。

启示三：为什么毛主席说“不能忘记”——独立自主的民族气节

毛主席将范旭东与张之洞、张謇、卢作孚并列，绝非偶然。这四个人有一个共同特质：在民族危亡之际，以实业为武器，捍卫国家经济主权。

范旭东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他创办了企业，更在于他始终保持着企业的独立性和民族性。面对英国卜内门的垄断，他自主研发打破封锁；面对日寇的利诱，他宁可内迁也不合作；面对各种势力的染指，他始终坚守底线。这种“洁身自好、重义轻利”的浩然气节，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最看重的民族骨气。

这给当代创业者的第三重启示：做企业，底线比天花板更重要。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诱惑无处不在——权力的寻租、资本的围猎、短期暴利的陷阱。范旭东告诉我们：真正的百年企业，不是靠依附权贵做大，而是靠独立自主做强。守住法律底线、道德底线、民族底线，才能赢得历史的尊重，也才能赢得像毛主席“工业先导，功在中华”这样的最高评价。

启示四：道德立企——三大原则的现代启示

范旭东在百年前定下的“三大原则”——不利用公司钱财谋私利、不利用公司地位图私益、不利用公司时间办私事——在今天仍有振聋发聩的现实意义。

他经营的是股份公司，却从不把企业当作私人钱袋；他身为总经理，却不置私产、不取兼职薪酬、不染不良嗜好。这种“清白到底”的操守，让“永久黄”团体在抗战内迁的生死关头，无一人叛离、无一人逃逸，最终在华西重建了民族工业的堡垒。

这给当代创业者的第四重启示：企业家的人格，就是企业的天花板。今天，一些企业之所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往往不是因为战略失误，而是因为创始人失去了道德底线。范旭东证明：最高级的企业管理，不是考核指标，而是人格感召；最牢固的团队凝聚力，不是股权激励，而是“上下清白到底”的文化认同。

启示五：给创业者的家风传承——从范仲淹到范旭东

从范仲淹到范旭东，近千年间，范氏家族的精神密码一脉相承：把个人的“小我”融入国家的“大我”，把家族的荣光写在民族的史册上。

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留下的是士大夫的家国情怀；范旭东办“永久黄”团体，留下的是企业家的实业担当。今天的创业者，或许不必是名人之后，但完全可以传承这种精神家风——在创业之初就立下“功在中华”的志向，在经营之中坚守“先忧后乐”的情怀，在成功之后保持“不以物喜”的清醒。

范旭东临终前说：“齐心合德，努力前进。”这八个字，既是对同仁的叮嘱，也是对所有后来者的召唤。

结语

范旭东未能亲眼看到故乡的工业化。他在株洲埋下的工业伏笔——那片三千余亩的土地、那些培养出来的工程技术人员——成为后来湖南工业发展的重要根基。株洲后来成为“中国电力机车之都”，很难说与这位化工先驱埋下的工业基因毫无关联。

今天，全球湘商回归故土。我们带回来的，不应只是资金和项目，更应是范旭东那种“齐心合德，努力前进”的精神——以实业报国的赤子之心扎根三湘，以忧乐天下的家国情怀回馈社会，以清白到底的道德操守立企树人，以科学创新的长远眼光做强企业。

湘商回归，归根结底是文化之魂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