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打危机热线、到急诊求助，也曾入住麦克莱恩医院接受精神治疗。案发前数周，她还在网上搜索幻觉、精神病以及药物副作用。必须说明的是，求医记录能够证明她状态糟糕，却不能自动证明案发时丧失辨别是非的能力。
更离奇的是，案发当天处处显得平静。上午，林赛带科拉做常规体检，医生没有发现明显异常；随后，她还把孩子们在雪地玩耍的照片发给家人。傍晚4时左右，她搜索儿童用药和附近餐馆，又查询往返所需时间。之后，帕特里克按照她的要求外出，到药店取药并去餐馆拿晚餐。检方认为，这些搜索并非随手而为，而是在计算丈夫离家的空档；辩方则坚持，她此前一直负责家庭琐事，这些操作本身不能证明预谋。
就在帕特里克离开的短短时间里，三个孩子被带到地下室。庭审材料显示，林赛使用家中的健身带勒住三个孩子，随后企图结束自己的生命，并从二楼窗口坠下。这里无需铺陈更露骨的画面：三个毫无防备的幼童，在自己熟悉的家里、面对最依赖的人，根本没有理解危险和逃离现场的能力。这样的残忍，已经足以让任何旁观者感到愤怒和窒息。
帕特里克回家后先发现重伤的妻子，又在屋内寻找孩子。他报警时情绪近乎崩溃。科拉和道森没能获救，卡兰被送医抢救后也去世。林赛因坠楼造成严重脊髓损伤，此后下肢瘫痪。警方很快锁定现场，案件的行为人并无悬念；真正漫长的较量，转向她是否应承担刑事责任。
检方给出的解释冷酷而直接：林赛被育儿和抑郁压得绝望，于是有意识地安排丈夫离开，再依次杀害孩子。她能查路线、联系药店和餐馆，案发前后也采取了连续行动，这些都被检方视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证据。若这一判断成立，所谓精神问题不能成为逃避惩罚的挡箭牌。三个孩子不是任何人摆脱痛苦的工具，更不是可以被替他们决定生死的附属品。
辩方则称，林赛当时遭遇产后精神病发作，听到一个男性声音命令她杀死孩子，并相信一家人死后会在一起。辩方专家菲利普·雷斯尼克认为，她在关键时段已经陷入精神病性状态；检方专家则认为，这个只在案发约18分钟内出现、此前缺少明确记录的“命令声音”非常反常。于是，陪审团面对的不是她有没有动手，而是这个声音究竟是真实症状，还是事后解释。
这也是案件最棘手之处：医学上的“患病”与法律上的“无刑事责任”并不是一回事。产后精神病确属少见但危险的精神急症，可能出现妄想、幻觉和行为失控；然而依照马萨诸塞州的规则，陪审团仍须判断精神疾病是否让被告无法认识行为违法，或无法控制自己遵守法律。可怕的犯罪不能仅凭愤怒裁判，精神疾病也不能仅凭一个名称抹去三个孩子遭受的伤害。
类似争议曾出现在安德烈娅·耶茨案中。2001年，长期受严重精神疾病困扰的耶茨杀害五名子女；她最初被判谋杀罪，原判后来因检方专家提供错误证词而被撤销，2006年重审时，陪审团以精神失常为由判她无罪，随后将其送入精神医疗机构。这个案例说明，“精神失常无罪”并不等于行为被原谅，而是法律把惩罚问题转化为强制治疗和公共安全问题。
案件还留下了另一条令人唏嘘的后续。帕特里克后来与林赛离婚，搬到纽约生活，并于2026年4月与生殖医学医生瑞秋·丹尼斯结婚。他参与创办纪念孩子的基金会，还与瑞秋协助建设了一座游乐场，入口处留下三个孩子的名字。有人质疑他为何能够重新开始，但对一个同时失去三名子女的人而言，继续生活并不是遗忘，更不是对悲剧的背叛。
截至2026年9月1日，林赛的审判已经完成五周证言，80多名证人出庭，陪审团连续三天审议仍未作出最终裁决。可能的结果包括一级谋杀、二级谋杀、过失杀人，或因缺乏刑事责任而判无罪并进入精神医疗机构。也就是说，三个孩子死亡这一结果已经无法改变，但林赛将进入监狱还是接受司法监管下的精神治疗，仍待陪审团决定。
这起案件最需要被记住的，不是凶手的离奇辩解，而是科拉、道森和卡兰本应拥有的漫长人生。法律应根据证据给出公正结论，医疗机构和家庭也应把产后严重失眠、妄想、幻听、自伤或伤人念头视为紧急警报，及时隔离风险并接受专业治疗。关注精神健康不是替犯罪开脱，而是在下一场悲剧发生前，尽可能保护孩子，也保护那些正在失控边缘求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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