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总难免留有悔之已晚的遗憾。在我的治学生涯中，抱愧戴逸、李文海两位老师的一件事，就是在他们生前没有更多地了解1964年他们在山西省五台县李家庄“四清”工作的经历。先生作古，千呼万唤不得应，只能在有限的文献和田野工作中做点弥补，正所谓九原不可作，空向世间寻。
戴逸、李文海二先生一生和山西有颇多交集。除了他们都曾到山西大学讲学外，我知道，戴先生长子戴寅曾在晋南的稷山县“插队落户”，而对他们到五台搞“四清”的情形，则最早是在他的自述文章《我的学术生涯》中获知的。寥寥几笔谓：“1964年，我们中国历史教研室倾巢而出，到山西五台搞‘四清’，长达一年之久。”倒是李文海先生在其自述中写得较为详细：
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全校师生员工分期分批参加“四清”工作队。我和戴逸、李华、黄兆群、孙方明、尹金翔等同志，被分配到山西五台县阳白公社李家庄大队去参加“四清”运动。我和戴逸、李华同志住在一个半山腰的窑洞里，睡在一个土炕上。晚上，在灯光如豆的小油盏灯下看材料，谈工作，有时也谈点学术问题。1965年6月返校，也就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前夕了。（见《李文海文集》卷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356—357页）
吾师已矣。李文海师2013年逝世，戴逸师说他从网上看到消息后“大为震惊，欲哭无泪。我没想到他先我走了，这是我万万意想不及的”。2024年，戴逸师以98岁高龄离世。十年间，两位老师相继驾鹤西去，1964年二师同赴李家庄“四清”之旧事，终成未及叩问之憾。悲痛之余，遗恨绵绵。
2026年，戴逸先生诞辰一百周年。4月20日，我在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持召开了一个“纪念戴逸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我特别谈到，戴逸先生是一位守正创新的“大先生”，他对中国历史学科建设发展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谈及他在五台县李家庄参加“四清”工作，“现在我很后悔，在他生前为什么没有请他仔细谈过这段经历”！会后，到李家庄寻踪访旧，遂成萦绕我心头的一桩大事。
我在山西大学读书工作已近半个世纪，忽然想到一位五台籍的老领导姚芝楼，网上一查，老领导竟是李家庄人士，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1990年代，我在山大是一位年轻的教师，姚已任山西大学副校长。直到2006年，他在太原理工大学书记任上到龄退休离任。5月5日，五一节假期，姚书记热情地接受了我的访问，详细谈到了李家庄的历史和现状，并热情地为我安排好赴李家庄的行程。
5月10日，我和中心张力老师一大早即赶赴五台县李家庄，一路顺车顺路，8点40分就落座在村部。李家庄村书记姚俊根已为我们安排好几位老人进行座谈。得知来意，老人们都显得十分高兴，回忆往事格外亲切。坐在我旁边的正是当年二十一岁的生产队会计姚中贤，可惜他的听力已很差，贴着耳根也很难交流。我急忙从手机的图片库中找出戴逸先生的照片请他辨识，老人连呼认识、认识，就是他。我又拿出戴逸先生的文章《写群众的历史，为群众写历史》（《历史研究》1965年第5期，署名夏薌）请他读过，老会计说文章写得很细，已经过去六十年的事情了，记不太清楚。结合老师文章中提供的线索，问答之间，老人们对如下几件事情印象较深。
2026年是戴逸先生诞辰100周年
戴文中写道：“为了加强阶级教育，活跃农村的文化生活，我们一共举办过十四次故事会，大部分是讲近代革命斗争的故事。农民非常欢迎，每逢故事会的日子，南坡的群众提前吃了晚饭，赶到北坡来听讲。屋子里挤满了人，来迟了的挤不进去，就站在窗外听。”李家庄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六十年前，“全大队一百六十户，五百五十余人”。一条百米以上的深沟将村子分开北坡和南坡两个区域，北坡居住着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晚上的故事会也在北坡举办。老人们回忆说，为了晚上集中大家开会学习，开会前先是讲故事以吸引大家，屋里屋外挤满了人。李文海口才很好，他讲故事吸引人，讲得也最多。还有一件事情是，工作队建立了一个文化室，他们捐赠了几百册图书，供村民阅读或借阅，这些老人们都有记忆。戴逸先生在文章中也提到：“我们在李家庄分发了一批通俗历史读物（其中包括中国和外国历史小丛书、历史故事、中国历史常识、工农通俗文库等），请农民阅读，征求他们的意见。”
李文海先生
“四清”工作队员和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叫做“三同”。老人们回忆说，在李家庄的工作队进户吃“派饭”，有时一人，有时二人。“派饭”只派成分好的贫下中农户，不会派到“有问题”的家户。一般村民家里都会给工作队员准备好一点的“派饭”，但限于山区的条件，大多是高粱米、白薯、土豆、玉米的一种或几种混合饭。李家庄是山区小村，大部分土地属山间丘陵坡地，工作队白天和村民一起劳动，整地、锄地、挖地、收割等，各种农活都和大家一起干。开会、学习、清查一般都在晚上进行。
我很感兴趣的两件事也多次向他们征询：一是“四清”要查账，村里的账册，包括上级的各种政策、文件、村内的民间家谱、契约等是否还有保存？回答是只有90年代后新修的《姚氏族谱》，其他都已散失不见了。工作队当时是否编有《李家庄村史》？回答也是茫然不知。二是李家庄“四清”有没有清出来什么问题来？他们一致的回答是，那些北京来的工作队，有文化，“人家那帮人实在稳了”。“稳”即稳当、稳重吧。姚中环（83岁）回忆说道：“咱们这个村从开始‘四清’，村里的干部都安全，有问题没问题，人身都没有受到攻击。以理服人，按政策办事。其他村里也有对政策不理解的，咱们村里没有过度。”
时近午时，李家庄村委会的会议室里，几位耄耋老人仍然兴致勃勃地回忆着往事。虽然土话不太好懂，交流有点障碍，但那种争先恐后的劲头依然透露着他们旺盛的生命力。上述内容是在回到学校后，张力同志请五台籍的同学帮助“翻译”的。座谈会结束后，大家在村委会拍照留影，老人们这才意犹未尽地慢步散去。
李家庄的寻访并没有结束。座谈会后，我提议要到当年老师们居住的地方看看。在村支书和两位知情村民的带领下，我们从北坡步行下沟再上南坡。南坡更陡，坡度约有五十度左右。拐过一个大弯，但见路两旁都有早已废弃的家户土窑洞，右边就是戴逸、李文海、李华三人“四清”时期居住的三面窑洞。山坡土路已被改造为石子路，应该是修路时向两边堆上了土堆，院子比路面要低几米深，树影遮掩着院子，灌木丛生，只能看到三面坐北朝南破败的窑洞。我因腿部膝盖疼痛未能下院踏访，站在土堆上望去不远处的三面窑洞，顿有时空转换之感。这就是当年老师们居住生活，夜间“在灯光如豆的小油盏灯下看材料，谈工作”的住地？三个人睡在一条土炕上，入睡前他们还在谈点什么？窑洞依旧，灯光不再，物是人非，徒生感慨。
回来的路上，沟底的拐弯处，知情的老人指点说，这里原有一口水井，老师们的日常用水就是从这里提取，然后肩挑到居所。黄土旱塬的小山村，水贵如油，每天从井里取水，再挑水上坡到院，辛苦是不难想象的。几位大知识分子在灯下翻阅的每一页纸张，似乎都浸透着肩头的汗水。
车子从沟底盘旋而上，一行几人到达村口。站在停车场远眺，可以看到沟对面的几眼窑洞，据说这就是戴文中提到的那位会吹唢呐、说故事的老贫农的住地。戴先生感慨李家庄文化生活贫乏：“农闲的时候，或者每天傍晚的时候，经常有许多人挤在一个小窑洞里，听一位老贫农吹唢呐、说故事。这个老贫农是农村的义务乐师，他的‘演奏会’几乎每晚举行，风雨无阻，可惜他的乐器仅有一支唢呐而已。”物换星移，一个甲子后的李家庄已“旧貌换新颜”，村民的文化程度大为提高。座谈会上，我们就高兴地听说，现在就有一位李家庄的年轻人在山西大学的文物全科班读书。真是一种缘分呀！李家庄早已不是戴先生笔下那个文化贫乏的地方了。
停车场的对面，不远处就是久负盛名的南禅寺。午时已过，我们又颇有兴致地步入寺内游览。南禅寺建于唐建中三年（782），比五台山的佛光寺还早出75年，属于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墙灰瓦，松柏掩映，规模小巧，造型精美。许是它地处李家庄这般僻远的山坳，又许是形制不高，长期以来就“藏在深闺人未知”，游人并不很多。置身寺内，只觉古朴雄浑，风骨如笔。
告别南禅寺的红墙出李家庄，车子沿坡下阳白沟，黄土崖壁渐远，喧嚣的东冶镇豁然就在眼前。稍后又得到一个重要的信息，原来五台县档案局的马峰局长已经查过有关县里的档案，他热情地从手机给我传送了一条《中国共产党党员证明信》，统一的公文格式，具体内容是：
李家庄工作队党支部：兹证明孙方明、戴逸、沙知、李文海、王汝丰、黄兆群等六同志由定襄组织部去你队党支部，该六同志系中共正式党员，特此证明。中国共产党五台县委员会。
加盖的圆形红色代章为中共山西省委定襄县社教工作团五台分团政治处，时间是在1965年1月9日。
戴逸、李文海、王汝丰都是我1990年代在人大读博士学位期间的老师，李家庄老同志们提到的尚有郭汝堂（音），赵耀军二人，再加上李文海自述中提到的李华、尹金翔二人，共计10人。到李家庄参加“四清”的工作队到底有多少人？李家庄的老同志回忆说有七八个人，我这里的统计却有10人？或许人员本来就会有增有减的调动，或许老同志们的记忆有误？时过境迁，这个已经不重要了。
李家庄“四清”寻访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天时间，但它了却了我长久以来压在心头的一桩心愿。回来这几天，仍有两个问题萦绕在心间，一是他们没有写出《李家庄村史》吗？抑或我们迄今没有发现这部村史？1950年代末期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编写“四史”，即厂矿史、公社史、村史、家史在全国逐渐开展起来，1964年“四清”运动时已经全面铺开。我们现在仍可以看到一些那个时期编写的村史，戴逸、李文海这些人大历史学的教师，后来都成为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他们不会无动于衷吧，惟愿日后能有发现！但又一想，他们在李家庄仅短短的“半年多”时间（进入李家庄前曾在定襄县集中学习，时间不详。证明信时间是1965年1月，李文海自述说6月“返校”，戴文“半年多”当不差）。工作的任务主要是搞“四清”，要“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编写村史首先要“访贫问苦”、“忆苦思甜”、收集材料、整理材料，时间太短也是不太可能的。二是李家庄村口有南禅寺，1961年即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一带有《瀛环志略》作者徐继畬墓地、徐向前、薄一波、阎锡山故居，再远一点，五台山就在李家庄东北方向85公里处。李家庄“四清”期间，他们一直没有去过这些地方吗？我又在私揣，或许是工作任务紧，工作队纪律要求严格，他们没有时间去这些地方进行考察？或许是那个时期，这些地方不会对外开放，就连近在咫尺的南禅寺也只能隔着门缝向里匆匆望上一眼。身在宝山不识宝，几位历史学者也只能徒叹奈何。
六十年一个甲子。几位老师们先后故去，“四清”的烟尘也随着岁月消散。写下这点浅陋的文字，不敢说是对历史的复原，只是踏着老师的足迹，重走一回李家庄，以此缅怀他们在李家庄度过的那段远去的岁月。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行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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