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至27日,日本跨党派议员团“日中次世代交流委员会”访华。中联部副部长陆慷在北京会见日本年轻国会议员代表团。

这是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以来,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首次同中方开展党际接触。

访问有破冰的第一步意义,但不能夸大为中日关系已出现转折。

需要澄清的是,这不是中方主动邀请。伊佐等人主动提出访华,中方没有拒绝,并安排了会见。

这个区别很重要。中方愿意为日本国内的理性声音保留对话空间,却不意味着接受日方制造问题后,由中方支付“破冰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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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伊佐当选议员后曾来京访问,我们一起吃过饭。近来他在YouTube上公开批评高市早苗的言行,值得肯定。

但仅反对高市个人还远远不够。

高市代表的是一整套正在加速成形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员装置。

这种动员甚至可在多数日本人自认厌恶战争的情况下完成。

只要社会接受“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接受扩军只是防卫,接受远程打击能力只为阻止战争,动员装置便已开始运转。

新型军国主义比旧式更隐蔽。

今天的战争准备已被分散进预算、法律、产业、外交和日常生活之中。无人发布总动员令,社会却可能悄然进入动员状态。

“和平国家”叙事也已被武器化。自称和平国家,所以每次扩军都可解释为维护和平。

“和平国家”不再是限制军事权力的绳索,反而成了扩大军事权力的道德许可证。

伊佐访华的价值,不在于替高市传话,也不在于要求中方撤销出口管制。而在于他们回国后,能否推动日本社会形成真正的反动员力量。

他们不能只说两国需要对话。更应公开说明中日关系恶化的症结,说明一个中国原则,说明所谓“中国威胁”正被用来改造日本国家。

他们尤其需要告诉日本公众:扩军不会自动带来安全,把日本变成冲突前沿,只会让日本国民成为大国博弈的资源。

这并不要求日本政治家“亲华”。反对“台独”,反对把中日关系变成扩军工具,首先是对日本自身安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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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此次展现的是更准确的新两分法。

一方面,对高市政权推进的新型军国主义保持压力,绝不替其错误言行埋单。

另一方面,承认日本政界并非铁板一块,继续同反对右倾化、反对战争动员的有识之士保持接触。

这不是无原则的接触,而是让制造危机者承担代价,让反对危机者获得空间。

中方可以打开对话大门,却不可能替日本完成反省。

真正的破冰,不是三名议员来北京,也不是一次“艰难的意见交换”。

而是他们回到日本后,敢不敢继续同高市针锋相对,敢不敢揭露那套被“和平国家”话语掩盖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员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