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10月16日，北京一户书香门第里，钱玄同给刚出生的儿子取名“钱秉穹”。这个名字带着旧式读书人的气息，谁也没有想到，多年以后，真正响彻中国科学界的，竟不是这个本名，而是一个由同学随口叫出的绰号。

钱秉穹在孔德学校读书时，身边有两位要好的同学：周丰一和李志中。三个人性格不同，体格也各有特点。李志中又高又瘦，周丰一居中，钱秉穹年纪最小，却爱打篮球，身体结实，还是校队后卫。

周丰一觉得三人的差别很有意思，便给李志中取了“大弱”的外号，又称钱秉穹为“三强”。所谓“三”，是因为他在三人中排行第三；所谓“强”，则是说他身体强壮。几个少年关系亲密，这种称呼没有恶意，反而成了他们之间的特殊暗号。

有一段时间，钱秉穹的母亲生病，他请假回家照料。两个同学轮流替他补课，实在走不开时，就写信讲解课程进度。一次，钱秉穹在书房拆开李志中的来信，信末署名“大弱”，信中又称他为“三强”。

钱玄同恰好走进来。他是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对姓名、词义格外敏感，便问儿子：“他们为什么叫你三强？”钱秉穹解释了缘由。钱玄同听完，没有把它当作孩子间的玩笑，反而认真琢磨起来。

当时，新文化运动已经改变了许多人的语言观念。钱玄同给孩子取的名字都很有古意，但他也意识到，姓名未必只能承载家族传统，也可以寄托新的时代要求。于是，他对儿子说：“三强这个名字不错，不只要身体强，还要德、智、体都强。”

就这样，“钱三强”从同学间的绰号，变成了正式姓名。这个改名过程看似偶然，背后却有钱玄同的语言意识，也有那个时代对青年人的期待。名字简短，含义并不简单。

真正让这个名字获得分量的，是钱三强后来选择的道路。1929年，他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之后进入清华大学学习。清华时期，他受到吴有训等教授影响，逐渐把兴趣集中到近代物理，并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参与研究工作，师从严济慈。

1937年，经严济慈推荐，钱三强赴法国留学，进入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师从约里奥—居里夫妇，研究原子核物理和放射性核素。这里设备先进，学术气氛浓厚，对一个来自中国的青年物理学家而言，既是难得机会，也是严峻考验。

在法国期间，他与何泽慧的联系，也从一封简短的书信开始。1943年，人在柏林的何泽慧写信询问钱三强是否仍在巴黎，请他代为向家中父母报平安。两人同为清华出身的公费留学生，长期通信后，逐渐形成了对彼此学术追求和人生选择的理解。

1945年，钱三强向何泽慧提出结婚请求，措辞十分直接：“经过长期通信，我向你提出结婚的请求。”何泽慧回信表示愿意相伴，并约定共同回国。1946年，两人在法国结婚，随后继续在居里实验室从事原子核裂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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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项研究很快取得突破。钱三强与何泽慧发现了铀核裂变中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这在当时的核物理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导师约里奥认为，这是实验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完成的第一项重要工作。钱三强因此获得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法国科学院等方面的认可。

荣誉接踵而来，选择却摆在眼前。1948年，35岁的钱三强携何泽慧回到中国。法国的科研条件更好，个人发展也更顺利，但他没有把留学终点理解为留在国外。对他而言，学成归国不是口号，而是当初出国求学时就确定的方向。

回国后，钱三强面对的不是一间设备齐全的实验室，而是基础薄弱、人才稀缺的现实。他参与新中国原子能事业的筹建，推动近代物理研究机构和人才培养体系建立，组织青年学生接受原子能专业训练。胡济民、朱光亚等一批后来承担重要任务的科学家，都曾在这一体系中成长。

有意思的是，他做的不只是实验。国家需要从零开始建立核科学研究的组织、设备和人才链条，钱三强承担了大量规划、协调与技术领导工作。他参与高压静电加速器等重要装置的建设，也在国家原子能事业的早期决策中汇报情况、提出方案。

1960年代以后，中国核工业和国防科技事业进入关键阶段。钱三强长期负责科学组织与人才培养，既要处理技术难题，也要在复杂环境中保护科研队伍。遗憾的是，他的一生并非只有荣誉，也经历过误解、压力和不公正的冲击。

他的女儿钱民协曾说，父亲是个很平实的人，做事情遇到困难并不奇怪，能够承担多大的事业，也往往要承受相应的压力。这种评价没有夸张的修饰，却贴近钱三强的性格：少谈个人得失，多把精力放在实验室、研究机构和年轻人身上。

1992年6月28日，钱三强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那个由同学玩笑叫出的“三强”，最终与钱学森、钱伟长并列为中国近现代科学史上的“三钱”。从姓名到事业，钱三强留下的并不只是一个响亮称呼，还有一套由他亲手参与搭建的中国原子能科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