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棠愣了一下，连忙摇头。胡耀邦又问：“那有没有想过？”得到否定答复后，他才招呼刘绍棠坐下，把香烟推到面前，语气缓了下来：“你知道自己为什么犯错误吗？”
刘绍棠低着头，试图重复外界对他的批判。胡耀邦听了几句，摆手打断：“你什么都不是，就是骄傲。”停了一会儿，他又说：“你呀，连我也看不起。”
这句话并非无端而来。此前，两人已经发生过一次激烈争执。刘绍棠年少成名，写作起步早，得到胡耀邦长期关照，却也因此形成了强烈的自我判断。胡耀邦所说的“看不起”，更多是批评他的自负和任性，并不是说他真的轻视谁。
刘绍棠1936年出生于河北通县农村。童年几次遇险，出生时一度不哭，四岁时又碰上土匪进村，后来还落水、受伤、患病。这样的乡村经历，后来成为他文学创作中最重要的生活底色。
1942年，年仅五岁多的刘绍棠进入邻村小学读书。老师田文杰很早发现了他的作文天赋。十岁那年，他写出《西海子游记》，老师允许他在作文课上自由发挥。评书、武侠小说和田野生活，则不断丰富着他的想象。
他还偷偷写武侠小说，把同学们都写进故事里，因而得了“文侠”的绰号。一次放学后，他在教室里埋头写作，被老师和同学当场发现，这段少年时代的“江湖梦”也就此收场。
1948年，刘绍棠考入北平市立男二中。北平解放前夕，他靠卖报纸谋生，还把不同报纸上的消息剪贴在一起，整理成新的小报，借此揭露国民党报纸中的矛盾。地下党注意到这个少年，随后安排他参加学生中的宣传工作。
北平和平解放后，刘绍棠的文学道路走得更快。1951年，他的小说《红花》在《中国青年报》发表，引起胡耀邦注意。那时的胡耀邦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曾鼓励他利用假期深入农村，把纸面上的想象变成真正的生活经验。
刘绍棠十七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胡耀邦还曾为他设计过创作规划，希望他到不同地方工作，扩大见闻。后来学校准备推荐他赴苏联学习化工，刘绍棠担心专业不合兴趣，也担心创作被迫中断，便请求改走文学道路。胡耀邦出面协调，支持把他培养成专业作家。
高中毕业后，刘绍棠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但大学课程和文学创作之间的矛盾，很快让他感到吃力。他提出退学，校方和有关部门起初并不同意，系主任杨晦还专门批评过他。经过胡耀邦协调，退学申请最终获准，学校同时保留了他复学的权利。
1955年，刘绍棠到湖南参加工作组，深入农村搜集素材，后来写成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他还曾设想靠稿酬生活，拿出多年时间专心写作。这个计划带有年轻人的理想主义，也透露出他对文学道路的坚定。
问题出在成名之后。1956年全国青年创作会议上，刘绍棠就文艺工作发表了尖锐意见。意见本身并非全无道理，但他当时只有二十岁，讲话锋芒过盛，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很容易被理解为攻击文艺界领导。
胡耀邦肯定了他部分看法，却提醒他不要在大会上口出狂言。刘绍棠没有接受，反而与胡耀邦争得面红耳赤。胡耀邦临别时劝他少参加争论，把精力放回写作，刘绍棠却没有真正听进去。
1957年，反右斗争展开。此前积累的言论和人际矛盾，被集中纳入政治审查，刘绍棠被划为右派并开除党籍，正在准备出版的作品也随之搁置。对一个二十多岁的作家而言，这不仅意味着身份改变，也意味着文学道路突然中断。
胡耀邦再次约见他，既没有替他掩盖问题，也没有把他推向绝境。谈话中，他批评刘绍棠骄傲，同时提醒他承担后果、继续工作。临别时，他拍了拍刘绍棠的肩膀：“好好干，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
1962年，刘绍棠被宣布摘掉“右派”帽子，但政治形势很快重新趋紧，工作安排并未真正落实。1966年后，他回到家乡，做过放牛、拾粪、赶小车等杂务。村民没有把他当成陌生人，青年们还借阅他保存的书，催促他重新写作。
1971年，刘绍棠在乡间重新动笔，写出六七万字的作品。那些文章并未立即发表，却使他重新找回了创作能力。多年沉默，反而让他有机会重新观察土地、村庄和普通人的生活。
政治风暴结束后，刘绍棠给胡耀邦写信。胡耀邦恢复工作后派人接他见面，并要求他重新整理材料，说明自己的经历。谈到当年的问题，胡耀邦仍然说：“你哪里是什么右派，就是骄傲。”
此后，刘绍棠恢复了创作身份，作品陆续发表。面对文化行政工作的安排，他又一次请求专心写作，并承诺用十二年完成十二部长篇小说。胡耀邦了解他的性格和长处，同意了这个请求。
1988年，刘绍棠因过度劳累中风偏瘫，写作受到严重影响，但他仍设法坚持。1995年，他提前完成了自己承诺的十二部长篇小说。1996年查出肝腹水后，他还完成了回忆录。1997年3月，刘绍棠因病在北京宣武医院去世，终年6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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