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夏天，乌鲁木齐延安宾馆，何莲芝、林月琴、王定国、李贞四位老同志住了下来。她们此行不是参加会议，也没有政治任务，只是应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夫妇邀请，到西北看看风景，换换心情。
这次看似普通的探亲访友，却在北京引起了不小的动静。江青得知消息后，竟把四位遗孀前往新疆说成“寡妇西征”，还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所谓“寡妇集团”的说法。一场私人性质的短途旅行，就这样被卷进了当时复杂的政治风波。
事情要从杨勇调任新疆说起。1973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调杨勇担任新疆军区司令员、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那时的杨勇已经身负多处战争旧伤，患有肺气肿，身体并不算好。
周恩来总理找他谈话时，关心地问起身体状况。杨勇坦言，自己怕感冒，抽烟时常常咳得喘不上气。周恩来劝他戒烟，杨勇当场答应下来：“为了多工作几年，听总理的。”
这句话并非客套。新疆地域辽阔，边境线漫长，交通和物资条件都比较困难。杨勇到任后，把精力放在军政军民关系、交通建设和生产恢复上，天山公路、南疆铁路等项目，也在这一时期得到推动。
林彬后来辞去原有工作，前往新疆照料丈夫。夫妻二人在乌鲁木齐住进一处带院子的平房，院内还开出菜地。杨勇喜欢种菜，黄瓜、丝瓜、苦瓜都亲手栽种，工作之余便到地里活动筋骨。
这件小事很能说明杨勇一家的生活状态。一次搬家时，林彬发现家中属于自己的物品并不多，衣服装不满两只箱子，大多还是旧军装。她打趣说，外界都称她是“司令夫人”，家里却没有什么值钱东西。
杨勇环顾四周，笑着回应：“咱们是四袖清风。”夫妻俩相视而笑。所谓高级干部家庭，在他们那里并没有多少特殊排场，公家配发的家具之外，真正属于个人的物件十分有限。
1975年4月，董必武逝世。董必武的遗孀何莲芝年事已高，心情也比较沉重。林彬想到新疆夏秋之际气候宜人，便打算邀请她来散心。罗荣桓的遗孀林月琴得知后，也表示有机会愿意到新疆走走。
林彬回北京期间，利用军区值班飞机停留的短暂时间，先后邀请了何莲芝、林月琴、王定国和李贞。王定国是谢觉哉的遗孀，李贞则是甘泗淇上将的遗孀。四位老同志连同亲属组成的小团队，随后乘机抵达乌鲁木齐。
她们住在延安宾馆，由林彬和女儿陪同参观。南山的雪峰、草原和森林，与北京的城市景象大不相同。几位老人游览之余，还到市场选购新疆特产。由于生活并不宽裕，看中的东西有时舍不得买，林彬便让女儿暗中帮她们添置一些，免得老人家当面为难。
有意思的是，杨勇还把几位老大姐请到家中，用自家菜地里的瓜果蔬菜招待她们。院子不小，菜地却收拾得很实在，没有所谓“司令员家庭”的奢华气象。几位遗孀看到满架瓜果，谈笑间还夸新疆的日子过得踏实。
真正引发争议的，是一次电影放映。杨勇夫妇陪大家观看尚未公映的影片《春苗》，影片中的某些表达让几位老同志感到不适，提前离场。杨勇对此很不满，认为请老同志来散心，不该让她们受到这种干扰。
之后，大家又看了《洪湖赤卫队》，气氛才重新轻松起来。整个行程持续了两个多星期，内容主要是游览、吃饭、看电影和叙旧，并没有公开会议，也没有所谓政治活动。
然而，消息传回北京后，性质被人为改变。江青派人到新疆了解四位遗孀的活动情况，并把她们称作“四寡妇西征”。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这种称呼不是玩笑，而是带有明显的政治影射，意在把几位老同志及其身边的人牵扯进一场并不存在的“集团”活动。
杨勇听到后并没有退缩。他认为，照顾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是正常的人情和组织关怀，不应被扣上政治帽子。新疆远离北京，杨勇又坚持按实际工作办事，这次风波最终没有演变成更大的冲击。
1975年的新疆，正值自治区成立20周年前夕。对杨勇夫妇来说，那段时间既有边疆建设的压力，也有几位老战友遗属短暂到访带来的轻松。四位遗孀离开乌鲁木齐后，回到了北京，而“四寡妇西征”这个荒唐说法，则成为那场政治风波留下的一个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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