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3月12日，比利时西部艾尔伯蒙小镇，德军张贴的一纸公告，让罗杰一家陷入绝境：这名青年因参加抵抗组织，被判处绞刑，三天后执行。
公告很短，后果却极重。德军在占领区推行报复政策，游击队员一旦落网，亲属、邻居乃至所在社区都可能被牵连。小镇居民不敢议论，罗杰的父母则四处奔走。
罗杰的父亲是当地警察。他托人求情，甚至把消息递到了比利时王室。国王和王后出面后，德方仍没有松口。掌握案件的德国安全机构态度强硬，王室的请求也被拒绝。
就在一家人几乎放弃时，住在镇上的中国妇女钱秀玲找上门来。她没有说大话，只对罗杰的父母讲：“先别绝望，我去试一试。”
这句话听起来并不惊天动地。一个外国妇女，凭什么改变德军的判决？钱秀玲手里没有军队，也没有政治职务，她能依靠的只有一段特殊的人脉，以及自己敢于登门的胆量。
1913年，钱秀玲出生于江苏宜兴一个富裕家庭。父亲经营纺织业，也重视乡里的教育，曾办学供贫寒子弟读书。这样的家庭环境，使她从小接受了较完整的教育，也养成了不愿任人摆布的性格。
她后来进入上海大同女子大学读书。得知哥哥准备赴比利时留学，她坚持同行。父母担心女儿远渡重洋，迟迟不肯答应，钱秀玲便以绝食抗争。最终，她随哥哥来到欧洲，并进入鲁汶大学学习化学，取得博士学位。
留学期间，她解除了一桩由家里安排的婚约，后来与一名比利时医生结婚。夫妻原本打算回中国工作，却因战争爆发、交通中断而滞留欧洲。两人搬到艾尔伯蒙，开设诊所，钱秀玲也在诊所里照料病人。
1940年德国占领比利时后，诊所仍然接待普通居民。钱秀玲会说多种语言，性情开朗，在当地逐渐建立起信任。这个身份后来成为她接触不同人群的便利，但真正让她敢去布鲁塞尔的，是另一层关系。
德国将军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曾在1935年至1938年担任国民政府军事顾问。他与钱秀玲的堂兄钱卓伦相识，两人曾共同考察中国军务，关系颇为密切。法肯豪森离开中国时，还曾表示不会向日本泄露中国的军事机密。
钱秀玲看到德军公告上的名字后，立即写信询问堂兄。钱卓伦回信称，法肯豪森虽然身处德国军政体系，却是一个重视情义、相对正直的人，若遇到危急事情，可以尝试找他。
于是，钱秀玲让罗杰父母写下求情信，又请市长出具担保材料。当天晚上，她带着大儿子赶往布鲁塞尔，并托卫兵传话：“法肯豪森将军的中国朋友有急事求见。”
按正常程序，她可能要等上几天。出人意料的是，法肯豪森很快接见了她。钱秀玲没有绕弯子，直接说明罗杰面临绞刑。法肯豪森听完后答应过问此事。
几天后，罗杰的刑罚被改为苦役。这个结果并不意味着德军放弃镇压，而是法肯豪森利用了自己的职权，在军方与党卫队、安全机构之间进行周旋。
钱秀玲由此开始替更多人求情。她救助的对象，大多是被捕的比利时平民，也包括少数外国使馆人员和王室成员。具体人数难以完全核实，但她多次出面营救，已经引起盖世太保的不满。
法肯豪森并非没有压力。他属于国防军系统，而盖世太保属于党卫队系统，后者抓捕的人，往往不愿让另一套权力体系插手。法肯豪森屡次改判、缓刑，实际上是在触碰纳粹统治的禁区。
1944年夏天，三名德国安全人员在比利时遭到袭击后，德方抓捕了大批青年，并以限期交出凶手相威胁。钱秀玲当时已经怀孕数月，身体行动不便，仍答应再去见法肯豪森。
这一次，将军没有立即接见她。秘书告诉她，法肯豪森正在开会。钱秀玲坚持把情况转达进去：“如果现在不管，他们会被分批处决。”
法肯豪森见到她时，明显面有难色。他说：“我已经受到怀疑，恐怕很难再插手。”钱秀玲回答：“将军，不能因为困难，就看着无辜的人被杀。”
最终，那批被捕者没有遭到处决，刑罚被改为苦役。也正是在这次求情前后，法肯豪森因卷入反对希特勒的军方活动而被捕。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的行动失败后，他受到审查和关押。
战争结束后，法肯豪森作为德国占领当局的重要人物，在比利时接受审判。钱秀玲没有因为他曾经属于侵略军阵营而回避作证，她向法庭说明了对方营救被捕人员的经过。法庭认定法肯豪森对占领政策负有责任，同时考虑其救助行为，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法肯豪森后来获释，1966年去世，终年88岁。钱秀玲则继续留在比利时生活，曾从事核能科研，经营过餐馆，也参与创办中文学校。她很少主动谈起战争中的营救经历。
2008年，钱秀玲在比利时去世，享年96岁。她留下的不是一份完整的获救名单，而是一连串在占领、报复和恐惧之中写下的求情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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