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冬，北京大学红楼里，25岁的毛泽东只是图书馆的登记员，胡适则是名声正盛的文科教授。两人的身份相差悬殊，却因为一批报刊和几次交谈，留下了一段颇为复杂的思想交集。
这段往事后来被概括成一句话：胡适曾说，毛泽东没有能力考上北大。毛泽东得知后，只是淡淡一笑，还说：“我和胡适之间的渊源深着呢。”
不过，关于这句评价，目前并没有足够可靠的原始材料可以证明。它更多出现在后来的回忆和转述中，具体发生时间、地点以及谈话对象，都缺少可以相互印证的记录。把未经核实的传闻直接写成定论，容易遮蔽两人真正的关系。
毛泽东当时确实没有通过北大入学考试。他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经章士钊介绍，到北大图书馆任职，月薪八元。馆长李大钊负责日常管理，毛泽东在那里接触到大量新书报，也结识了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中的人物。
胡适1917年从美国回国，进入北京大学任教。他提倡白话文，讨论文学改良，在青年学生中影响很大。毛泽东后来回忆，那时自己读到胡适、陈独秀的文章，确实受到启发，曾把他们视为值得学习的人物。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并不是北大的正式学生。他旁听课程，也曾就新思潮、社会改造等问题向胡适请教。北大给他的意义，不在一纸文凭，而在于那座校园汇聚了当时中国最活跃的思想争论。
1919年春，毛泽东因母亲病重返回湖南。途中，他在上海送别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新民学会成员中，不少人希望通过出国寻找救国道路，毛泽东却逐渐形成了不同判断。
他并不反对留学，而是认为中国需要有人走出去，也需要有人留下来研究本国社会。胡适早年谈留学时，也提出过类似看法，强调国内教育建设不能被忽略。毛泽东对此有所吸收，但后来选择留在国内，更多是基于对现实问题的判断，而不是某个人替他作出的决定。
回到长沙后，毛泽东投入学生运动和社会宣传。1919年7月，《湘江评论》创刊，刊登了他的《民众的大联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介绍这篇文章，称其“眼光远大，议论痛快”。这次评价，对当时还没有形成全国声望的毛泽东，无疑起到了推介作用。
两人的交往并不止于文章。湖南驱张运动期间，毛泽东等人奔走呼吁，反对军阀张敬尧统治，并把请愿和通电活动推进到北京。胡适等人曾在舆论和社会联系方面给予一定帮助。运动取得结果后，毛泽东还写信致谢。
1920年，毛泽东筹划在长沙组织工读互助团，曾就办学宗旨和实施办法写信向胡适询问。那时的毛泽东仍把胡适看作值得请教的学者，胡适也愿意对青年人的社会实践提出意见。两人的分歧尚未完全公开化。
变化出现在政治道路上。毛泽东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转向以组织群众、进行革命斗争解决中国问题；胡适则坚持自由主义立场，主张通过教育、制度和渐进改革推动社会变化。学术上的师生式交流，最终让位于政治立场的根本分野。
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国共关系紧张。毛泽东曾通过董必武、傅斯年等人与胡适联系，希望争取他在政治和舆论上保持较为客观的态度。胡适提出的条件，却是共产党放下武器，成为一个“不靠武力的第二大党”。这一要求与当时的战局和双方判断完全不合，毛泽东没有作出回应。
这件事后来一直留在胡适的文字中。他在为司徒雷登著作撰写序言时提到，自己的电报据说已经交到毛泽东手中，却始终没有收到回信。对胡适而言，这是一次未获答复的政治沟通；对中共方面而言，和平谈判已经不能脱离军事和政权现实。
1948年秋，解放军包围北平，毛泽东仍曾设法劝说胡适留下。有人转告胡适，解放区广播希望他不要随国民党撤走，并传出将安排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北京图书馆馆长的说法。胡适只问了一句：“他们要我吗？”随后，他乘国民党方面安排的飞机离开北平。
胡适到了台湾，后来又赴美国。新中国成立前后，陈垣曾写公开信劝他了解大陆情况；1956年，周鲠生又托共同友人转达，希望胡适回国看看。胡适对这些联系十分警惕，认为信件可能经过他人改写，也担心学术自由受到限制，因此没有接受邀请。
在评价毛泽东时，胡适的态度也常常尖锐。毛泽东的诗词受到赞誉后，胡适曾从格律和押韵角度提出批评，甚至认为《蝶恋花·答李淑一》有“不通”之处。毛泽东熟悉词律，知道其中用韵变化，却认为表达感情有时不能被形式完全束缚。
对胡适本人，毛泽东却没有全盘否定。他曾说，提倡白话文，胡适应当“记一功”，只是当时不宜公开展开评价。这种处理，既承认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作用，也没有掩盖双方在政治道路上的分歧。
因此，“胡适断言毛泽东考不上北大”这句话，不能当作已经坐实的历史原话。可以确认的是，毛泽东没有进北大读书，却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旁听课程、接触新思想，并由此走向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两人早年的相互影响真实存在，后来的政治冲突也同样真实，不能用一句传闻代替全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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