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浙江江山市，84岁的毛森在亲友陪同下走在故乡街头。街边的房屋、道路和人群，与他少年离乡时早已大不相同。有人请他为乡亲写几句话，他提笔留下：“谢谢亲爱的乡亲们。”随后，他望着家乡的变化，当众说了一句：“共产党了不起，人民政府了不起！”
这句话传开后，很多人感到意外。毛森并不是普通的国民党旧员，而是军统系统的重要特务，曾长期参与搜捕、审讯和破坏地下工作的行动。更复杂的是，几十年前，他还是从上海仓促离开、辗转逃往台湾的人。
毛森1908年出生于浙江江山。1932年，他考入浙江警官学校，后来进入戴笠主持的军统系统。那时的军统，既承担情报搜集，也负责反共、镇压和秘密行动。毛森先后担任军统局杭州站站长等职务，逐渐成为军统在东南地区的重要骨干。
抗日战争胜利后，军统人员的活动并没有停止。1945年9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毛森负责在上海接收汪伪政权特工机关“七十六号”的人员与财产。接收工作使他掌握了更多人脉、档案和行动资源，也让他在上海特务系统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
有意思的是，抗战结束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平静。国共关系迅速恶化后，毛森把主要精力转向搜捕中共地下人员。上海的电台、交通线和联络点，成为军统重点侦查对象。许多地下工作者白天隐藏身份，夜里传递情报，稍有疏忽就可能暴露。
相关史料记载，华中地区地下工作的金柯夫妇曾在上海治伤期间被捕。毛森方面对他们进行威逼利诱，随后又试图利用他们返回苏北解放区，开展破坏活动。这类做法，是当时秘密战线上常见的“诱降”和反向派遣，目的不是简单获取口供，而是借叛变者继续寻找地下组织。
毛森真正留下沉重罪责的阶段，是1949年的上海。解放战争大局已经明朗，人民解放军不断向国民党统治区推进，但上海的秘密逮捕和杀戮仍在继续。按有关记载，毛森系统在上海抓捕了大批爱国人士和地下工作人员，其中许多人后来被杀害。
在这些受害者中，有长期负责地下电台工作的李白、秦鸿钧，也有交通大学地下党员穆汉祥、警察系统地下党员刘家栋等人。李白负责传递重要情报，长期处在极其危险的环境中，最终因电台暴露被捕。秦鸿钧同样未能逃脱。那些看不见硝烟的电波，曾经连接着前线与后方，也因此成为敌特机关追捕的重点。
据相关资料，1949年上海解放前后，毛森所部逮捕人员数量很大，遇害者亦不在少数。具体数字在不同叙述中存在差异，但大规模搜捕和杀害这一事实，并不能因此被抹去。对地下工作者而言，命令只是行动的来源，不是罪责消失的理由。
上海局势不可挽回后，毛森选择离开。他先乘船前往厦门，又由厦门转赴台湾。当时他41岁，带走的并不只是个人行李，还有军统时期积累的关系、财富与沉重的历史包袱。
到了台湾，毛森仍受到重用，曾参与蒋经国主持的情报和反共活动，继续负责针对大陆的破坏计划。此后数年，相关行动多次涉及大陆沿海地区。1956年以后，他离开台湾，先后在琉球、泰国和美国等地生活，身份逐渐从特务系统成员变成海外侨居者。
离开大陆几十年，毛森始终没有完全割断与故乡的联系。有关记述称，他在海外生活期间曾关注家乡教育，并为当地办学捐资。对江山乡亲而言，捐资办学是实实在在的帮助；但这份帮助，无法替代对历史罪责的追问。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
1992年，毛森终于获得回大陆探亲的机会。按当时行程，他先到上海停留，之后返回浙江江山。上海曾是他权力最集中的地方，也是许多地下党员被捕、牺牲的地方。几十年后，他重新踏上这座城市，心境究竟如何，外人很难判断。
回到江山后，亲友陪他扫墓、访亲，并参观街道和公共设施。有人问起他过去是否做过特务、是否杀害过共产党人，现场气氛一度变得谨慎。毛森没有完全回避，只是作出辩解：“那是上级的命令。”他还说，抗战时期杀的是汉奸和敌人，解放战争时期确实杀过共产党员，但只是奉命办事，为了谋生。
这番解释里有承认，也有推卸。军统体系强调服从命令，但执行命令者并非因此失去判断和责任。尤其当行动直接导致无辜者被捕、刑讯乃至死亡时，“奉命而行”只能说明命令链条，不能替代历史裁判。
街头那句“共产党了不起，人民政府了不起”，或许包含对故乡建设的真实感受，也可能带有晚年归乡时的复杂心态。只是话音再诚恳，也无法覆盖1949年前后的血案。亲友可以接纳一个返乡老人，历史却仍会把那个曾经掌握逮捕和杀人权力的毛森，留在原有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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