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我妈走后的第四十五天去办抚恤金的。

之前一直在忙别的事。办丧事，通知亲戚，火化，选墓地，下葬，请帮忙的人吃饭，收拾她的遗物，把她的衣服一包一包叠好捐出去，把她存折上的余额转到我卡上。她走得不算突然，在医院躺了二十三天，心衰，最后几天已经不太认得我了，有时候喊我的名字有时候喊我小姨的名字。走的那天晚上我守到后半夜，趴在病床边眯了一会儿，醒来的时候她已经没了。被子还盖着，手还露在外面，温的。

办完所有事之后日子空了一大截，每天下班回家不用再绕到她那边去，不用再带菜过去给她做晚饭，不用再把她窗台上那几盆花浇水。那几盆花我后来搬回来了，一盆蟹爪兰一盆芦荟还有一盆文竹，文竹已经枯了一半，黄的分枝垂下来像褪了色的头发。

抚恤金的事是我妈单位的老同事告诉我的。她说你妈退休前是国企的，虽然厂子早就倒了，但社保关系还在，人走了有抚恤金和丧葬费，你去社保局问一下。我说好。其实根本没往那方面想过。我妈走的时候存折上剩了四千八百多块，她每个月的退休金是三千五百一十二块，不多不少，够她自己花，每个月月底还能剩两三百。她从来不乱买东西，衣服穿了好多年的还在穿，袖口磨毛了缝一缝继续穿。她屋里的灯从没换过，我一说换她都说还能亮换什么。

第四十五天的时候我请了半天假去的社保局。大厅里人不少，窗口排着队，墙上贴着各种业务流程图。我在一个写着"遗属待遇申领"的窗口前面排队，前面是个中年男人，低着头看手机，手指一直在屏幕上划来划去。轮到我的时候我把准备好的材料递过去——我妈的死亡证明、户口注销证明、我的身份证、户口本、我妈的社保卡。窗口里的工作人员翻了一遍，在电脑上敲了几下，说阿姨的缴费年限是三十一年半，个人账户余额还有七千多，抚恤金加上丧葬费总共能领十万四千。

我当时没反应过来，我说多少。

她说十万四千。

我站在那个窗口前面没动。大厅里有叫号的声音，有人在另一个窗口吵架，声音隔了几排椅子嗡嗡的。我低头看了一眼她递出来的那张单子，上面打印着数字，好几行，最后一行加粗的总数确实写着104000。

我说你确定吗。

她说确定，按政策算的，你妈缴费年限长，抚恤金是按二十四个月基数算的。她把计算方式给我讲了一遍，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我看着那张单子上的数字，脑子里一直转的是我妈那个四十几平的老房子，是冰箱里那半瓶吃了三个月的腐乳，是她床头柜抽屉里叠得整整齐齐的手绢包，手绢里面包着她每个月的银行回单，从退休那年开始每一张都在，按年份摞着，用橡皮筋扎了三捆。

我拿着那张单子从社保局出来，站在门口的台阶上。外面出了太阳，但风是冷的，三月底的天还贴着冬天的尾巴。台阶旁边有一个卖烤红薯的炉子，老头正用火钳把红薯一个个翻面，甜滋滋的焦味被风吹过来。我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把那张单子又打开看了一遍，然后折好放进包里。包里还有我妈的社保卡，塑料卡面上她的一寸照片，白头发齐耳短发，嘴角抿着不笑，像所有证件照一样表情端正。

我沿着马路走。走了大概十几分钟才发现走错了方向，应该往公交站走的，结果走到了相反的路口。我站住了，路口有个卖花的小摊，水桶里插着一把一把的菊花和康乃馨。我买了一束白菊花，五块钱，卖花的阿姨用报纸卷了递给我。我接过来继续走，重新找方向，拐了个弯往回走。

回我妈那间老房子取最后一点东西。她的房子还没退，租约到月底，还剩最后一箱杂物没搬完。我上楼开了门，屋里很安静，阳光从朝南的窗户照进来落在地板上，灰尘在光线里浮着。客厅收拾过一遍了，沙发空着，茶几上只剩一个玻璃烟灰缸，她不抽烟的，那烟灰缸是我爸在世时用的，她一直留着没扔，洗干净了搁在茶几上当摆件。

我走进卧室打开衣柜。最后一箱东西在柜子底层，箱子不大，纸板已经软了，边角翘着。我把它拖出来打开，里面是几件旧衣服和一小摞书本。最上面是一本红色塑料封面的退休证，翻开里面是我妈的照片，比社保卡上那张年轻几岁，嘴角稍微翘了一点，像在忍着笑。退休证底下压着一个信封，牛皮纸的，用透明胶带缠了两圈。

我拆开胶带，里面是一张存折和几张纸条。存折是我没见过的，开户行是当年厂区附近那个储蓄所，户名是我妈。打开来看，余额写着六万八千。我翻了翻流水，每一笔都是三千五百一十二，她每个月的退休金到账之后转走三千到这个存折里，转了好多年了。最后一笔是去年十二月的，她住院之前转的。

信封里还有一张纸条，字写得歪，是她最近一两年握笔不太稳之后的那种手劲。纸条上写着："这些钱是给你留的。别跟人说。"

就这两行。没有抬头，没有落款，没有日期。

我蹲在衣柜前面，手里攥着那张存折和那张纸条，阳光从窗户照在我的后背上，暖洋洋的。旁边的白菊花用报纸卷着搁在地板上，报纸上印着前一天的社会新闻，那些字在光线下密密麻麻的，我没有看。我就蹲在那儿，阳光把后背晒热了，热意从毛衣布料透进去，慢慢渗到肩膀上。

六万八。加上社保局的十万四，十七万二。

我妈退休金三千五，每个月转三千存起来，自己只花五百。五百块钱一个月，付水电物业买菜买米买油，我给她买的牛奶她总说喝不完放坏了，其实她每天只喝半盒，省着喝。她柜子里的秋衣秋裤穿了好多年，肘部磨薄了透光，她说还能穿。她那个小电视屏幕上有两条竖线了，我说换一台，她说只是线又不影响看。

她把钱都存起来了。偷偷存着，每个月转三千进那个旧存折，一分没动过。存折里没有取款记录，八年只进不出。

我在衣柜前面蹲了很久，久到膝盖麻了，挪了一下换成坐在地上。屁股底下是凉的地砖，凉意隔着裤子渗上来，跟后背的暖意对撞着。我把存折和纸条重新放进信封里，胶带缠了两圈，跟原来一样。然后我站起来，把那束白菊花拆开，插进灶台上那个空着的玻璃瓶里，接了一点水。白菊花的花瓣在窗口的风里轻轻抖着，细细的白，不带一点杂色。

我回到社保局把手续办完了。回来的路上我在那家卖花的摊前又站了一下，卖花的阿姨说还要花？我说不要了，早上的菊花开了。

她说菊花好养，能开半个月呢。

我说嗯，回家了。

我把那本存折和我妈的社保卡、退休证放在一起，搁在我家书柜最上面一层，用一本厚字典挡着。那张十万四的抚恤金打到了我的卡上，短信进来的时候我正在厨房做饭，手机在灶台旁边震了一下，我擦擦手拿起来看了一眼，通知金额后面好多个零。我把手机放回去了，灶上的锅在滋啦滋啦响，油热了，葱花倒进去炸出了香味。我继续炒菜，颠了两下锅，菜翻了个面，热汽扑上来蒙了我一脸。

那天晚上吃完饭，我坐在客厅沙发上，电视开着但没在看。我拿手机算了算账——十七万二，加上我妈存折上之前剩的四千八，十七万六。她这辈子存下来的钱比她住的房子值钱。房子是老旧厂区的福利房，四十几平，卖不了几个钱。她把钱一点点攒起来，攒了八年，每个月从三千五里抠出三千来，放在一个连我都不知道的旧存折里，用牛皮纸信封装着，用透明胶带缠着，塞在衣柜底下的纸箱子里。

她一个字都没跟我说过。

我坐在沙发上的时候眼眶热了一下，但没有哭出来，就是热了一下，像有什么东西涌上来又退回去了。窗台上那盆搬回来的文竹，黄的枝条我剪掉了，剩下几枝绿的还立着，细细的，在晚风里轻轻地晃。我站起来走过去给它浇了一点水，水渗进土里的声音噗噗的，细细的，在安静的客厅里像一个很小很小的人在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