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论

东至县域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山区与沿江圩区二元格局显著。境内主要水系有尧渡河、黄湓河、龙泉河、香隅河四条母亲河；大型湖泊有升金湖、七里湖、太白湖；长江干流岸线85公里横贯县域西北，自大渡口至东流，一路滔滔东去。

南部至德（建德）多山，山洪凶猛，溪流短促；北部东流滨江，常年受江水倒灌与江湖顶托的双重威胁。水利直接决定本土生计：山区重在拦蓄山洪，沿江重在筑圩建闸。圩田开发带来粮食收益，但围湖又压缩湖泊调蓄容积，水患循环往复。水利工程、宗族圩务、圩寨防御三者深度绑定——修圩的乡绅，往往也是守圩的寨主。

光绪《建德县志》载，建德（至德）每遇霪雨，“洪流骤发，冲没田庐，漂人畜无算”。东流则因滨临大江，“江水泛涨，圩田尽没”。两县虽隔百里，却同受水患之苦。本篇依照时序，梳理河湖变迁、堤防圩闸修筑、水患灾害与治理得失。

一、唐宋时期：初步开发，圩田萌芽

唐代设立东流场、至德县后，县域人口渐增，农业开发逐步展开。此时沿江洲滩尚未大规模圈圩，江边多为草滩湖沼，天然湖泊调蓄能力充足。

至德山区：尧渡河上游山区，民间修筑小型陂塘，灌溉山谷梯田。这些分散的简易塘堰，规模极小，没有大型主干工程，但已奠定了山区水利的基本形态。宋代大诗人梅尧臣任建德县令时，曾主持疏浚城郊沟渠，后人在梅城修筑梅公亭以纪念其治水功绩。

东流沿江：南唐保大十一年（953年）设立东流县之后，沿江开始小规模围筑圩田。此时土圩低矮，抗洪水能力弱，圩田主要集中在东流镇周边的高滩地带。升金湖、七里湖尚保持天然大湖形态，湖面广阔，调蓄洪水能力充足。水患以长江汛期倒灌为主，山洪次之；一旦江洪上涨，圩田即大面积被淹。

宋代已出现民间圩务组织的萌芽，由地方乡绅统筹圩堤岁修，按田亩摊派劳役。这是后世圩董制度的雏形。

二、明代：圩堤体系成型，官民合力修闸

明代是东流沿江水利大发展的关键时期。随着人口增长和圩田收益的显现，围湖垦殖从零散走向系统。

东流县城江堤：明嘉靖年间，知县萧佩主持修筑沿江土堤，尤以柳堤最为著名。柳堤位于县城西南门外，长二百六十丈，堤上植柳固土，设立闸座节制江湖水位，护卫县城安全。此后历代多次维修加固，成为东流县城的第一道防洪屏障。

沿江大圩：大渡口、胜利一带，大批圩田陆续围成。道光年间编纂的《东流县志》记载，东流县境广丰圩等重要圩体初具规模，圩堤以土筑为主，岁修由圩内田户按田亩摊派徭役钱粮。圩田的开发，吸引了大量移民进入沿江滩涂，东流沿江从“芦苇丛生”变为“阡陌相连”。

至德山区：大量修筑山塘、陂堰，解决山间盆地灌溉。但缺少大河控制性枢纽，山洪来时，尧渡河两岸的梅城（至德县城）屡遭淹浸。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至德始筑土城，城墙兼具防洪功能，可惜仍不能根治水患。

明代制度确立：官督民修成为主流——官府督办，经费、劳力主要来自圩区百姓。大族乡绅在圩务中拥有极大话语权，圩务体系和宗族权力合二为一。修圩的乡绅，往往同时是圩区的圩董、寨主，水利、宗族、防御三位一体。

三、清代：圩田鼎盛，水患加剧

（一）康雍乾至道光：圩田开发的顶峰

人口激增，围湖垦殖达到历史高峰。东流沿江大小圩堡密布，升金湖、七里湖周边大量滩涂被圈占为圩田。据《东流县志》记载，道光年间士绅倡捐，修筑永镇、天定、大成诸圩，加固陈家洲圩堤，修建多座圩闸，沿江水利达到传统时代顶峰。

圩田的大量开发，带来粮食丰收，也让人水矛盾日益尖锐。围垦过度，江湖关系失衡，“圩成而水患亦随之”。升金湖等大型湖泊因围垦而湖面萎缩，调蓄能力下降，江水倒灌、内涝频发。东流沿江的圩田，丰年可获数倍于山区的收成，灾年则尽数没于洪水。

（二）咸同太平天国：水利的毁灭性打击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进入皖南，至同治三年（1864年）战争结束，东流、至德两县沦为清军与太平军反复拉锯的战场。战争对水利系统造成了毁灭性打击：

· 大量圩堤年久失修，多处圩口被战火破坏后溃决；

· 圩务体系崩溃，圩户逃亡，田地抛荒；

· 山区陂塘堰坝大量损毁，灌溉系统瘫痪。

战后，人口锐减，田地荒芜。幸存的乡绅、圩董无力修复旧圩。直至同治后期，江北安庆流民大规模渡江迁入，才重新修复圩堤，垦种荒田。很多旧圩由新来移民接手，圩田产权发生大规模重组。周馥晚年曾在《建德县志序》中追述：“咸丰兵燹，邑中旧家谱牒、志乘，荡然无存。”

（三）晚清周馥的治水主张

周馥出身至德，对家乡水利极为关切。他在《周悫慎公全集》中多次论述皖江水利，主张“治江必先治圩，治圩必先治民”，强调官府与民间合力修圩，反对竭泽而渔式的围垦。其治水理念，代表了晚清皖江士绅对传统圩田水利的反思。他尤其关注东流江堤岁修制度的恢复，认为“圩堤不固，则一岁之劳尽付东流”。

四、民国时期：堤防残破，水患频仍

民国政局动荡，财政匮乏，水利只能小修小补，没有系统性治理。1931年、1935年长江两次特大洪水，东流沿江大片圩堤溃破，圩田尽成泽国。据《东至县志》记载，1931年大水，“东流圩区尽没，田庐漂荡，灾民数万”。1935年洪水再度来袭，刚刚修复的圩堤再次崩溃。

旧有民间圩务组织虽勉强维持，但圩堤标准低下，拦不住特大洪水。山区塘堰老化失修，山洪灾害频发。更严重的是，沿江湖区钉螺泛滥，血吸虫病流行——河湖洼地既是粮仓，也是疫病源头。百姓既要应对洪水，又要提防“大肚子病”（血吸虫病），生存境况极为艰难。

五、新中国时期：系统河湖治理，河湖格局重塑

1959年东流、至德合并为东至县，开启了大规模现代水利建设的新纪元。

（一）五十至六十年代：筑堤建闸，拒江倒灌

建国初期，首要任务是加固长江干堤、整修老圩。沿江堤防统一加高培厚，堵复历年溃口。1950年代，政府组织沿江群众大规模挑圩，将分散的民圩逐步联并，形成连贯的江堤防线。

1970年，东流新闸建成，控制尧渡河入江口，从根本上解决了江水倒灌尧渡河中下游的千年难题。新闸落成后，尧渡河两岸的圩田得以免受江水顶托之苦，防洪标准大幅提升。

（二）七十年代：七里湖治理——东至水利史上的标志性工程

1974年至1978年，数万群众以人力挑圩，对七里湖流域进行了彻底治理，这是东至水利史上投入人力最多、改变地貌最剧烈的工程。

主要工程包括：开挖新河27.4公里，疏导上游来水直接入江；修筑大规模圩堤，实现河湖分家；围垦湖滩数万亩良田；新建排灌站，解决内涝问题。同时，大规模灭螺工程同步推进，血吸虫病得到有效遏制，并设立七里湖乡，安置水上渔民上岸定居。

七里湖治理的代价同样显著：天然湖泊水面大幅缩减，湿地生态被人为改变。那一代人的口号是“向湖要粮”，数万人肩挑手扛，硬是在湖滩上筑起了数十里长堤。这一工程的功过，放在“以粮为纲”的年代可以理解，但后世开始重视生态修复，退耕还湿成为新的方向。

同期，尧渡新河开挖工程完成，疏导上游山洪直接入江，解除了尧渡老城千年以来的山洪淹城之患。尧渡河从此“河湖分家”，一改过去洪水倒灌、山洪壅塞的混乱局面。山区大量水库（如大板水库）陆续修建，拦蓄山洪，保障山间盆地灌溉。

（三）当代：堤防提标与生态保护

进入21世纪，老旧圩堤、闸站不断提标加固。东流老闸拆除重建，新建闸站防洪排涝能力大幅提升。江河库闸联动的防洪体系逐步成型，长江干堤东至段全线达标。

升金湖划为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停止大规模围垦，转向生态保护。人水关系从“向湖要粮”转向“与湖共生”，平衡防洪、农业与生态成为新的治理理念。

六、主要河湖简要考略

尧渡河——东至的母亲河，发源于良禾岭，贯穿花园、尧渡、东流，注入长江。上游山高水急，下游地势低洼，历史上饱受山洪与江水倒灌的双重折磨。1970年代尧渡新河开挖、东流新闸建成后，流域格局彻底改变。

升金湖——跨东至、贵池两县区，为大型通江湖泊，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明清不断围垦，新中国之后部分滩涂继续围圩。今为候鸟重要栖息地，鹤类、鹳类等珍稀水鸟在此越冬，实现了从“粮仓”到“鸟的天堂”的功能转型。

七里湖——古通江湖泊，1970年代大规模围垦治理后，大部分湖区变为圩田，是人为改造河湖的典型案例。新河开挖、灭螺垦殖、渔民上岸——七里湖的变迁，浓缩了建国后皖江水利建设的全部逻辑。

长江干流（东至段85公里） ——自大渡口至东流，江堤安危直接决定沿江圩区的存亡。同马大堤等骨干工程东至段全线加固后，防洪标准大幅提升。

七、综合考释

（一）二元水利格局

南部山区以山塘陂堰、拦蓄山洪为主；北部沿江以江堤、圩田、闸座对抗长江倒灌。地理条件决定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水利模式，也塑造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山区重宗族堡寨，沿江重圩务圩董。

（二）水利、宗族、圩寨三位一体

传统时代，修圩、守圩、战时圩堡防御由同一批乡绅、圩户承担。圩务组织既是水利管理机构，也是乡土社会的权力载体。从明代到民国，圩董同时掌管圩田水权和圩寨武装，水利权力即地方权力。

（三）围垦的双刃剑

围湖造田增加耕地粮食，但压缩湖泊调蓄容积，加剧洪涝。从明清到1970年代，这一矛盾贯穿东至水利史。升金湖的萎缩、七里湖的消失，都是人水争地的结果。

（四）战乱对水利的巨大破坏

太平天国、民国战乱，每一次大乱，堤防塘堰便大面积崩坏，水患随之爆发。水利崩坏又加剧社会动荡——战乱—水利废弛—水患—流民—匪患，构成旧时代无法挣脱的循环。周馥晚年感叹：“吾邑水利之废，兵祸为之也。”

（五）从“向湖要粮”到“与湖共生”

七里湖治理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逻辑——“人定胜天”“向湖要粮”；而升金湖保护区的设立则代表了新的方向——尊重自然、与湖共生。东至的水利史，正是一部人与水从对抗走向和解的历史。

七律·东至水利咏

尧渡河连大江流，七里湖深万古愁。

明代筑堤防倒灌，清人围圩种田畴。

咸同兵火堤尽毁，七十年代水归沟。

今朝闸坝锁洪浪，升金湖上鹤悠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