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个

幺儿又哭了。陈建军从床上翻起来的时候，瞅了眼窗户外头，天还没亮透。王秀芳在里屋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蹭锅底：“别哭了别哭了，妈在这儿呢。”

他趿拉着拖鞋走过去，看见王秀芳坐在床沿，怀里抱着裹在旧棉袄里的老幺，自己的头发散着，白了大半。她今年四十二，看着像六十的。床那头挤着两个小的，一个五岁一个三岁，蜷在一起睡得正香。地上还铺着一床褥子，上头横七竖八躺着四个，大的十一，小的七岁。

陈建军数了数，加上在外头打工的三个大的，和住校的两个，一共十一个。

“又闹啥？”

“饿了。”王秀芳抬眼看他，眼皮肿着，“家里奶粉没了，昨儿就说让你去买。”

“钱呢？”

王秀芳没说话，低头看老幺。老幺嘬着手指头，哭声弱下去，变成断断续续的抽噎。床头柜上搁着一碗凉透的米汤，上面飘着几粒没化开的米。

陈建军在屋里转了两圈，从裤兜里摸出皱巴巴的五十块钱，塞给王秀芳：“先买袋便宜的，等过两天我发工资。”

他走出卧室，经过堂屋，墙上贴着一张褪了色的全家福。那是三年前拍的，当时才九个，照相的说站不下，最后前排蹲了四个，后排站了五个，王秀芳抱着最小的坐在中间，陈建军站在她旁边，腰杆挺得笔直，笑得露出一口黄牙。

照片下面压着一张旧报纸，上面是他几年前接受采访的报道，标题加粗：“四川男子16年生11子，称多子多福”。他每次喝酒回来都要把那报纸摸一遍。

大儿子陈海在厨房里，蹲在地上烧火煮稀饭。十六岁的少年瘦得像根竹竿，锁骨突出，锅里的热气扑在他脸上，汗珠子顺着下巴往下淌。旁边灶台上搁着一盆泡豇豆，这是今天全家人的菜。

“爸，米不够了。”陈海头也不抬地说，“只剩小半袋，煮稀的都不够一人一碗。”

陈建军嗯了一声，往外走：“一会儿去买。”

“拿啥买？”

陈建军脚步顿了一下。他昨天打牌输了八十，这事不能说。他含糊着说：“先煮着，我去你二叔家借点。”

陈海把火钳往地上一摔，火星子溅出来。“借？二叔上回就说最后一次了。三叔四叔五叔，咱们家哪个亲戚没借遍？你让妈再去借，人家电话都不接了。”

陈建军转过身，想发火，看见儿子通红的眼睛，话又咽回去了。陈海比他高半个头了，肩膀很窄，校服洗得发白，袖口磨出了毛边。这孩子初中毕业就不念了，在镇上修车铺当学徒，一个月挣一千二，八百交回家。

“老大，”陈建军清了清嗓子，“你别这个态度。爸是为了啥？还不是为了咱们陈家人丁兴旺……”

陈海站起来，把锅盖重重扣上。他盯着父亲的脸，那张和他有七分像的脸上刻着深深的纹路，眼睛里布满血丝，嘴角常年耷拉着。四十多岁的人，活得像六十。

“人丁兴旺？”陈海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是自言自语，“爸，你知道同学们叫我啥吗？他们叫我‘超生游击队队长’。老师找我谈话，问我家里几个，我说十一个，老师愣了半天，最后说了句‘那你挺不容易的’。”

他顿了顿，接着说：“我确实挺不容易的。我五岁就开始带弟弟妹妹，八岁会做饭，十岁会洗全家的衣服。妈生老六那年大出血，是我跑去找的村医，我那时候才九岁。爸，那天你在哪儿？你在隔壁村打牌，人家找了你三个小时才把你找回来。”

陈建军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

“我十三岁那年，老八发烧，烧到四十度，妈让我去借三轮车送医院。我借不到，最后背着老八跑了四里地。到了医院大夫说再晚半小时人就烧傻了。爸，那天你又在哪儿？你在工地上，手机欠费了，我打了十七个电话你一个都没接到。”

陈海的眼眶红了，但他忍着没哭。这个十六岁的少年站在昏暗的厨房里，背后是一锅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米汤，面前是他该叫父亲的男人。

“我宁愿我没出生。”陈海说。

这句话像一把钝刀子，慢慢割进空气里。陈建军后退了半步，靠在门框上。堂屋里那张全家福上，他笑得那么得意。照片里最小的那个当时还不会走路，而现在他有了更小的。永远有更小的。

里屋传来王秀芳的咳嗽声，一声接一声，撕心裂肺。她生完老十一之后就落下了病根，医生说不能再生了，子宫壁薄得像纸。但去年她又怀了，老十一就是这么来的。

陈海转身继续烧火。米汤咕嘟咕嘟地冒着泡，香气飘出来，寡淡的，饥饿的。

“爸，”他没回头，“我下个月不交钱了。我自己攒着，等满了十八就出去。走得远远的。”

陈建军想说什么，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团棉花。他看见儿子的脊背弓着，肩胛骨在薄薄的校服下面支棱出来，像一双折了的翅膀。

院子外面有鸡叫了。天完全亮了。新的一天开始了，和昨天一样，和前天一样，和过去的十六年一样。

陈建军慢慢蹲下去，坐在厨房门槛上。他从兜里摸出烟盒，空的。他把空烟盒攥在手心里，攥了很久。

里屋老幺又哭了。王秀芳在哄，声音还是那样沙哑。陈海往灶膛里添了把柴，火光照亮他年轻的、过早苍老的脸。

那锅稀饭还要煮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