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整条维克多·雨果街上唯一持证上岗的中国人。

电工证是巴黎第七区的区政府盖的章，考了两次才过，第一次笔试栽在"法国现行电气标准与拿破仑法典的关联性"上——谁能想到电工还要知道拿破仑法典第几条写了"建筑物共有部分的维修义务归属于全体业主"？反正最后我过了，在十六区租了个阁楼，平时接点换保险丝、修电闸的散活儿，养活自己绰绰有余。

阁楼在六楼，没电梯，楼道灯坏了两周。房东老太太说找人来修，一直没动静。我每晚收工回来，举着手机照楼梯，拐角那盏老式壁灯吊着半截电线，像根上吊的绳子晃来晃去。

周二晚上下雨，我提前收了工，从工具包里翻出一截防水胶布和一只飞利浦LED灯泡。三分钟，拧下旧的，接好线，缠上胶布，开灯。

暖黄光洒下来，照亮墙上斑驳的壁纸花纹。我拍了拍手上的灰，上楼睡觉。

第二天早上六点四十分，我被敲门声吵醒。

门外站着一个戴贝雷帽的老先生，西装外面套了件睡袍，手里拄着根镶银头的拐杖。他指着楼道拐角那盏亮了一整夜的灯，激动得山羊胡子直颤。

"C'est vous？"

我还没完全清醒，点了点头。

他转身朝楼下喊了一嗓子，法语说得又快又卷："找到了！是六楼的中国人！"

然后我听见了声音——先是一两扇门打开，然后是三楼、二楼、四楼，整栋老楼的木门吱呀呀响成一片。脚步声从下往上涌，皮鞋拖鞋棉拖木屐，汇成一种闷闷的轰响。

等我套上牛仔裤冲到楼梯口，往下看，整个人定住了。

楼梯上站满了人。从六楼往下，每一级台阶都有人，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一楼门厅。他们手里举着东西：有的拎着一盏不亮的台灯，有的抱着咖啡机，有的捧着一只插座面板，还有一个胖太太把整个壁挂式烤箱拆了下来，两个邻居帮她抬着。

最前面那个贝雷帽老先生从睡袍兜里掏出一张纸，展开，上面是手写的地址列表。

"这条街，"他清了清嗓子，"从1号到47号，一共43栋楼，1600户。他们的灯——都不亮了。"

他顿了顿，又加了一句："昨晚你修好这盏灯之后，我们才知道什么叫'亮'。"

我站在六楼楼梯口，往下看那一片仰着的脸，灰头发金头发棕头发，蓝眼睛绿眼睛褐眼睛，全都望着我。那个抬烤箱的胖太太突然喊了一声："林先生！我烤了可颂！"

人群里有人笑起来，笑声沿着楼梯井一层层传下去，像投进深井的石子荡开涟漪。

我低头看了看身上的旧T恤，脚上踩着一双人字拖。

"等着。"我说。

我转身回屋，翻出那套考电工证时穿的深蓝工装，把印着"Électricien"字样的胸牌别正，工具包斜挎上肩。出门前我犹豫了一下，又从抽屉里抓了一把接线端子揣进兜里。

走下第一级台阶时，人群自动让开一条缝。

我听见身后有人说："他把那盏灯修亮的时候，手法像在弹钢琴。"

我没回头，但嘴角翘了一下。

那天我从早上七点修到晚上十点。43栋老楼，1600户，几乎每一家的电路都在二战后没大修过。我爬了上百层楼梯，换了九卷绝缘胶带，用掉两盒接线端子，拧了不下一千颗螺丝。

深夜十点，最后一家——47号顶楼的老太太——她家走廊灯亮了。她颤巍巍地往我手里塞了一张五十欧，我推回去，她硬塞，最后我收了她一罐自制的杏子酱。

我走回六楼阁楼，楼梯间那盏我修好的灯还亮着。暖黄的光洒在每一级台阶上，像铺了一层碎金子。

推开门，门缝里掉出十几张纸条，都是从门底下塞进来的。我弯腰捡起来一张张看，有手写的电话号码，有画着电路图的小纸片，有一张印着"维克多·雨果街业主联合会"抬头的正式邀请函。

最底下那张纸条折得方方正正，打开，里面只有一行字，法文，圆体字，写得极漂亮：

"Monsieur Lin, vous êtes l'électricien de Dieu."

——林先生，您是上帝派来的电工。

我把纸条贴在冰箱上，旁边是那张电工证。然后从工具包里翻出那罐杏子酱，抹了片面包，坐在窗台上吃。

窗外，整条维克多·雨果街的窗户一盏接一盏亮起来，暖黄的、白炽的、节能的、LED的——1600户的光，全是我今天拧上去的。

面包有点酸，杏子酱有点甜。

我把最后一口咽下去，打开手机记事本，新建一条："明天去买绝缘胶带，十卷。"

想了想，又加了一句："再买双软底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