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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李老师。

该来的,终究来了,中方反击战打响!

8月31日晚,陷入退市危机的闻泰科技披露了与安世半导体相关方巨额诉讼的最新进展。

近日,东莞中院对安世及安泰可相关主体合计21.39亿元财产实施冻结,安世半导体中国、安世半导体科技上海、安世无锡、安世上海、安泰可无锡五家境内公司股权被限制处置,冻结期限最长延续至2029年。

这里插一句,不少人只看见股权冻结带来的商业筹码,却容易忽略这桩纠纷的根源,早在2025年9月底就已经埋下。当时荷兰政府引用冷战时期制定但从未启用的《货物可用性法案》,以对安世半导体启动紧急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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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阿姆斯特丹上诉法院企业法庭作出裁决,暂停张学政担任安世半导体控股公司执行董事及安世半导体公司非执行董事职务,并将安世绝大多数股份的表决权转交独立管理人行使,股东所有权保留,但实际参与公司管理的通道被切断。

当时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这种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一意孤行的言论表示极度失望和强烈不满。”

这里插一句,一家跨国半导体企业会陷入这般两头拉扯的局面,和它先天的跨境分工架构脱不开干系。双方争端爆发之前,安世维持着一套颇为割裂的生产布局:

欧洲掌握德国、英国前端晶圆制造,手握本土管理团队、部分知识产权以及核心客户资源。反观中国这边,则承担着封装测试重担。

比如东莞安世工厂占地超8万平方米,是安世规模最大的小信号器件组装基地,年产能突破500亿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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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资产、产能、治理权分散落在两个完全独立的司法辖区,这本身就埋下法域冲突的隐患。

一国司法机构可以调整本土注册企业的董事会、表决权,但它的效力天然无法自动辐射万里之外的另一国实体资产。

2025 年供应链震荡期间,中方曾针对安世中国及其合作承包商部分产品实施出口管制,后续对符合标准的民用用途予以豁免,当时汽车行业已经切实感受到供货承压。

时间来到2026 年3月,又出现荷兰总部禁用国内员工部分办公账号,干扰 SAP 业务流程的风波,事后安世中国宣布大部分业务恢复,同月安世中国启动 12 英寸晶圆生产部分分立器件产品,本土供应链补全的动作已经在推进。

反观荷兰方面,2025 年11月荷兰政府已经暂停相关部长令,但荷兰企业法庭的裁定和政府行政行为相互独立,行政干预退场,不等于司法层面的临时限制措施就要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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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2月,荷兰企业法庭完成调查,继续维持剥夺表决权的临时安排。荷兰法院也专门对外澄清,安世股份所有权依旧归属裕成控股,不存在资产征收,改动的仅限于表决权与公司治理机制。

显然,这就是跨境司法博弈很典型的操作,荷兰法院在本国法域重塑企业治理结构,却管不到安世放在中国的厂房、股权等。

当时舍尔茨玛对外表态,“荷方愿与中方进一步加强政策沟通与协调,深化贸易与投资合作,为中国企业赴荷投资提供稳定、透明的营商环境,推动欧中、荷中关系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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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受理的案件属于完全独立的司法程序,政府官员会谈能够创造条件推动企业坐下来协商,但是没有权限直接终止两国分别推进的司法诉讼。

换句话来说,一旦冲突同时落入两套司法体系框架下,想要达成政治层面的妥协,中间需要跨过多重程序门槛,任何一方想简单复原到2025年秋天之前的局面,现实执行上阻碍重重。

试问,如果仅仅依靠外交斡旋就能抹平分歧,闻泰也不会选择在中国完整铺开一套诉讼方案。

2026年5月,闻泰在东莞发起起诉,将安世控股、安世以及相关高管列为被告,主张对方执行、协助荷兰方面出台的各类限制措施,要求停止相关行为,暂计索赔80亿元。

这份诉状当中还设置了替代请求:如果被告无法促成荷兰企业法庭程序与部长令终止,则请求法院将安世及部分境内子公司股权划转己方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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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泰方面公开提及分裂状态下的现实代价,安世如果持续内外割裂,就要承受境内股权受限、80亿索赔程序推进、两套供应体系持续分化叠加带来的成本。

查看2026上半年财报,闻泰营业收入15.14亿元,同比下滑94.02%,归母净利润亏损4.06亿元。半年报解释,营收剧烈变动来自产品集成业务剥离、安世境外控制权被限制,晶体管产品境外晶圆直供链路发生中断。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被动等待荷兰司法自行改判,财务损耗会持续反映在报表之上,司法维权也就从原则之争,变成有现实经营压力驱动的选择。

现阶段东莞落地的保全措施,不会改变安世当下日常生产运营,核心效果是锁死安世荷兰处置这部分境内股权的空间。

但是,我们也要认清一个边界:中国法院冻结境内资产股权,不能够改写荷兰本土公司董事会构成。两套司法体系各管各自辖区范围内的客体,这桩事件早已跳出普通商业纠纷范畴,本质是两套司法管辖权针对同一家跨国企业控制权发生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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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法庭可以切割股东表决权,触碰不到中国厂房股权;中国法院可以保全境内股权资产,却无法撤销荷兰那边的治理裁决。跨国企业把核心资产拆分布局不同法域的风险,在安世身上展露无遗。

僵局之下并非完全没有松动窗口。荷兰企业法庭明确,临时措施会根据现实情形调整乃至取消;东莞案件还没有开庭,保全措施也会跟随后续判决结果发生变化。

和解的可能性客观存在,但不会靠一次外交会面就一蹴而就。即便外交层面愿意向前推进,两边悬置的司法案件,都是绕不开的硬性约束。

往后局势演变会走向两种方向:如果荷兰法庭调整治理限制,或是双方达成可落地的治理协议,那么这份21.39亿元保全,有机会转化为和解履约的保障;如果东莞诉讼核心诉求没有得到法院支持,股权冻结解除,闻泰手里现有的谈判筹码也会随之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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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只要分歧没有落地解决,安世大概率继续维持事实上的分裂运行状态。时间拖得越久,未来重新整合 IT 系统、供应商、产线、客户合约的成本就会越高,而且短时间这种现状难以逆转。

总之,安世这场争端,也给出海跨境投资敲下警钟。中国企业海外布局的时候,大家往往习惯重点评估技术、市场、产能收益,却常常轻视不同法域司法主权冲突带来的潜在风险,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